從史學觀點談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境

作者/宗霖

在鄭和二十多歲的時候,明朝皇室內部,發生了一次戰爭。在這次戰爭中,鄭和建立了不少功勞,獲得了成祖的信賴,也使鄭和後來七次航行海外,贏得了不朽英名。

原來太祖在位時,因太子標早死,而四子燕王棣驍勇善戰,屢次率兵遠征長城外,大敗元兵,在諸子中功勞最大;又因個性酷似自己,便有心立他為太子。可是許多大臣卻議論紛紛,咸認長幼有序,不可紊亂,於是太祖立了太子標之子允汶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太祖駕崩,允汶即位,是為惠帝(又名建文帝)。惠帝即位時,才二十一歲,對於國家情勢茫然無知,於是任命老師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共理國家大政。

惠帝即位後,最感困難的是;諸王權勢太重,根本不把他看在眼裏,於是採納黃子澄的主張,削弱諸王的兵權,一年之中,湘王、周王、齊王、代王、岷主等,不是死於自殺,便是被廢為庶人。燕王看到這種情形,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一是一面練兵鑄械,以資應變;一面裝瘋作病。企圖轉移朝廷對他的忌刻。可是朝廷屢獲密報,洞悉他的陰謀,於是于建文元年,詔削燕王爵位,並擬拘囚。燕王探得情報,也藉口朝廷裏有黃子澄、齊泰一般奸佞用事,以「清君側」為詞,自稱號其軍為「靖難軍」,起兵南下。

經過三年的戰爭,燕軍得到宦臣的內助,終於攻陷了南京城,時為建文四年的夏天。京城既破,宮中大火,惠帝於紛亂中失踪。燕王入京後,詰問宮人內侍惠帝何處去?宮人內侍都指手指被火焚斃的皇后屍首,說是惠帝,但惠帝的下落如何?到今天仍是歷史上的一個懸案。

有人說宮中大火時,惠帝與皇后同死在火中;也有人說;惠帝在危急中,逃出了京城,乘海船飄往南洋羣島。據明史胡濙傳云:「傳言建文帝踏海去了,帝(永樂)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蹤跡建文」這是君主時代權力鬪爭的正常現象,不用懷疑,無須誇張。

一般人只知明成祖最偉大的功業,在于五次征討蒙古。其實他對於水利、文化,工商業等方面的建設,也有很大的貢獻。例如在文化方面:㈠他命胡廣等撰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餘卷,頒發各學堂,作為教材。㈡以二千一百餘人的精力,編排永樂大典,依韻學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為一書,凡二千九百二十七卷。召國學縣學善於書法的生員繕寫,於永樂六年編成,計一萬一千九百十五冊,為歷代文獻的總匯。可惜這部永樂大典的原本,已在明代兵燹之亂焚燬損失,副本又在清末八國聯軍時被燬散失了不少。目前世界書局雖有殘餘的影本問世,可是只是全書的二十二分之一而已。

其次,由於太祖、成祖的勵精圖治,使國內秩序安定,農業生產的發展,工商也跟著繁榮起來。那時的手工業,不論紡織、冶鐵、瓷器、印刷、造船等等,都超越了任何時代,當時出現了許多工商很發達的大城市。如絲織業中心的蘇州,瓷器業製造中心的景德鎮。

那時國力很雄厚,在全國各地倉庫裏的貨物,都儲存豐盈,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不僅足夠供應全國,還可以推銷到國外去,當時商業顯得很繁榮,人們都希望同國外各民族往來通商。工商發達,人民希望向國外銷售貨物的願望,實為促進政府遣派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動力。

明初海外貿易的情況是這樣的;元代海上交通,原很發達;互市的港口,計有市舶司,而以杭州、泉州兩地貿易最發達。泉州更盛於杭州,為海舶集中地。與地中海岸的亞歷山大港,同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

明太祖即位之初,也願與各國互市。洪武元年(一三六八),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東按察司陳寧等為提舉,但洪武三年,因鑒於倭寇猖獗,奸民有和他們勾結之嫌,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至此,全國最重要的市舶司,已完全廢去,對外公開貿易,遂告中斷,就是遠國朝貢,亦令停止。但沿海人民,迫於生計,冒險離海的,且多於往昔,這說明了禁令愈嚴,則獲利愈豐的了。

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再詔戶部嚴禁交通外番。二十七年又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以斷外貨的銷路。建文四年(一四○二)六月,成祖入南京,在登極詔書,尚市中通番的禁令:「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然此時國內,工商業已十分發達,海外需求甚殷,利益頗大,故國民求向南洋發展,已有不可遏止之勢,雖煌煌上諭,亦屬無效。於是迫使成祖于重申禁令之同年,立即改變政策,易禁止為管制,恢復市舶司,人民出入國境,皆須准,貨物則須納稅。自永樂元年解禁之後,政府的收入大增,民間的得利亦豐;國家與人民均收互市之利。為擴大貿易計,就有了派遣鄭和下西洋的事。

殊域周資錄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詔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愽買,或多致富,而國亦羨裕矣」。同書又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西洋朝貢錄序亦云:「太宋皇帝入纘丕緒,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為使,由是明月之珠,鴉鵑之石,沈南龍涎之香,鱗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

故鄭和實以「貿採珍異」為出使之目的。我們如果說,鄭和是明朝官方的「貿易特使」,也不為無當。

再就國防觀點來說,北方元裔,在明初建立的韃靼及瓦剌兩個王朝,維持著元朝的舊制,不時侵擾,企圖重返中原,這給明室以嚴重的威脅,太祖為心腹之患,曾四次命將北伐;後來成祖亦曾五次親征,這裏茲略而不說,至於西南,東南方面,太祖於成祖的手法雖有不同,但是「安撫重於剿滅」的原則,卻無二致。茲分別敘述於後。

㈠貴州:古為羅施思國,漢時為西南夷牂牁,武陵諸郡地;元時置府、州、縣及宣慰、宣撫等司,以土酋充任長官,以羈糜之。明太祖統一全國時,貴州宣撫靄翠等先後請降,太祖命以原官世襲,不置郡縣,賦稅也自輸納。朝廷亦僅於其地築城駐兵鎮守,以防其動亂而已。

永樂年間,黔地土酋發生內爭,成祖曉以相安之義,令其息爭,否則將予嚴懲。不聽乃密令鎮遠侯顧成率兵五萬,深入貴州。弭平內爭,並分黔地為八府四州十五衛,各設官治理,自此貴州始為中國本部。至於雲南地區的蠻夷,早於太祖時歸順明朝。青海、西藏地區,亦於明初內屬,置朶甘(青海及西康境)、烏斯藏兩行都司。尼八刺(尼泊爾)等國均來朝貢,至此西南夷都已獲得開發了。

㈡安南:即今之越南,自古為中國領土。秦為象郡,漢設九趾、九真、日南三郡。唐為安南都護使,明太祖即位後,即遣使到安南宣諭,維持表面的和好。成祖五年(一四○七)派遣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討平安南內亂,置布政按察都指揮三司,十五府,卅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另有五直隸州,二十九縣。要塞之地,設十二衛所。得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之地,脫離五百年之久的安南至此重入中國版圖。可是,安南動亂仍頻,這是成祖對南方邊境日夜不安的一件事。永樂五年以後歷次用兵,鄭和雖無直接參預其事,但他七次下西洋,六次都到安南巡視,其關心安南的動態,於此可見。

東南沿海的倭寇,也是明初的一個嚴重問題。蓋洪武初年,國事初定,潰軍方國珍張士誠等的部隊,很多流竄島嶼,與倭寇勾結,倭擾沿海軍民,嗣後胡維庸等圖謀不軌,情形更為嚴重。明史兵志云:「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閔,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抵踰寶,抵盧龍,抵遼東,又三千里抵鴨綠江,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以海防為重」。

按明初除於沿海各地建設城堡,整理衛所,及增加軍防外,尚有小規模艦隊以便殲滅海寇於海岸之外,王析續文獻通考兵考云:「洪武三年七月置水軍二十四衛,每衛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每春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成為定制」。

據劉河天妃宮通番事蹟石刻文曰:「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以安業」。這鄭和自述下西洋殲滅海寇使番人得安業的成果。其次,太祖與成祖對於四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忌不可」。

成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即位之初,就一變洪武時代的鎖國政策,遣使詔諭南海諸國入貢,明史實錄鄭和傳云:「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及景弘奉命歷忽魯斯等十七國而還」。可見鄭和七次下西洋,目的在於宣揚大明德威,永樂如此,宣德亦然。所以鄭和在外三十年,只有十年,三擒番王及酋長,此後二十年,未聞動用武力;而以安撫令其朝貢為基本方策。

此外,成祖與鄭和尚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就是監視「西亞」的動態及企圖開闢「西征」的航線。西人布哇氏(L. Bouoaet)會搜集當時亞洲史料,著成「帖太兒帝國」一書,詳述元朝自被明太祖擊敗後,分佈於西亞之元裔各國,形勢十分混亂,有附馬帖木兒者,倔起於撒馬兒罕,自承為成吉思汗嫡裔,於洪武年間以武力統一此種局面,堆踞於西亞,佔有今月的伊蘭全部,後又侵略印度土耳其,成為一龐大集團,聲勢很盛,稱為帖木兒帝國。

成祖踐阼伊始。即遣使敕諭朝貢,沒有效果。永樂三年,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今之新疆省北部)率兵東侵,然帖木兒出征未久,死於中途,戰爭因即停止。

鄭和航路的最後目的地為忽魯謨斯,適為帖木兒帝國的基地,所以有人說:這是成祖遣使下「西洋」動態方略之一,至於開闢「西征」航線之說,也是很有道理的。梁啟超在撰寫「鄭和傳」中說:「吾徵諸史文,於鄭和首途之前,有深值注意者二事;一曰,其目的在通西歐也。本傳云:令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又云:俗傳三保下西洋。為明初盛事。據此則此行本志非南渡而西征也」。蓋元代對西歐的水陸交通都很方便,所以西歐傳教士、商人不斷的前來;這對於中西貿易、文化等,都有很大的影響。

最早來中國傳教的,首推孟德高維諾(J. demonte Corvino)他取道波斯印度,於一二九四年抵大都(北京)。孟氏甚得宮廷好感,曾譯聖經為蒙古文,在大都傳教三十四年。

元代東來傳教士,以意大利人鄂多利克(Odoric da pordenone)行徑最廣,在元仁宗延祐三年(一三一六),他起程來華,經波斯、印度、錫蘭、爪哇、婆羅州、占婆、而廣州登陸,取道陝西、四川入中亞,回到欲洲。曾口述旅程經過他的筆錄,為歐亞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獻。

在中西交通史上馬哥孛羅(Marco polo)最負盛名。元世祖即位之初,孛羅弟兄(馬哥孛羅之父及叔)來到大都。元世祖頗為厚遇,不久西返。後來二人再度東來,攜馬哥孛羅同行,於至元九年,到達大都。

馬哥孛羅深得元世祖喜愛,任以官職,歷十七年;曾奉使雲南、緬旬、印度。至元廿八年(一二九一)由泉州海道西歸,回到故鄉,剛好威尼斯和熱那亞發生戰爭,於是馬哥孛羅被捕入獄。在獄中結識小說家羅斯底加諾(Rusticano)兩人合作,口述筆錄,著成舉世聞名的馬哥孛羅遊記。(東方見聞錄)。

其時中國造船工業,技術結構,均駕乎世界各國之上,據西方旅行家的記載,往來南海及印度洋的船舶,大部份是華人的船隻,構造設備,非常完善,其航線遠達非洲東岸。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由中國傳入西洋的,有羅盤、火藥、印刷衛、算盤等;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有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知識。

自明太祖即位,中亞的回教國家逐漸強盛,對於中西的交往,時加阻撓。洪武三年(一三六九)羅馬教徒六人前來中國,全數不知所終,於是中西交通完全絕跡。這一突然中斷,給東西人民帶來無比的困難,於是就有許多人日不懈的籌劃,正如梁啟超所論,斷地道經「西征」的航線。這一企圖要比狄亞士、哥倫布早一百多年。

總之,我們從政治、經濟、貿易、軍事、外交等方面,予以觀測,研究鄭和的南巡。其的目並非在尋找建文帝的單純下落,也不是任何個人的一意孤行所造成。的而是時代環境及國內外的因素所產生了七巡西洋的偉大壯舉。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六期;民國65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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