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黃先生的憂患真情

作者/申慶璧

倉卒離京 分潤鶴俸

共匪在未控制大陸前,以「和平」作為統戰的口號,發為政治攻勢,到了三十七年冬,已達到高潮。 先總統蔣公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詳述政府謀和的經過說:「三年以來,政治之目的固在於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於和平。」又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他求。」

這篇文告發表之後,各方的反應不一,居正覺生先生曾有「已丑元旦 總統發布和平文告」一詩云:

元旦臚傳達旦雞,和聲高叫戰雲夷,

眾生回向從根救,尚有文章待點題。

李宗黃先生認為與共產黨是決不能談和,只有鞏固自己的陣營,才是戰勝的辦法。在這個時期有些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士,紛紛組織政黨,想在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間,樹立政治力量,並拉在政治上有號召力的人,出而領導。李先生因為一生倡導地方自治,住重農村改革,因而董時進組織的中國農民黨,就有意推李先生出而領導,他曾問我意見,我說:「應當與黨共憂患,不答應」。他說:「正合我意」。

元旦文告發表之後,共產黨認為有 蔣公在位,決不言和,國民黨中有部分人士,也作同樣的看法。蔣公為了團結,並表示謀和的決心,遂於一月二十一日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在引退的前夕,蔣公曾約請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及重要人士,在官邸商討,有的反對引退,其中以谷正綱先生最為激烈,李先生則認是共黨的陰謀,應當防備,與會回家曾為我們詳說經過。

時先生的夫人梁瑞蓂女士及三公子文元,五公子文中,早已疏遷臺北,內人鄧竹華女士及小兒輩,亦早於三十七年十一月間疏遷上海。由於梁夫人的建議,我也把藍家莊的寓所關閉遷至李先生的公館──慈悲社二十號。

蔣公引退,情勢日非。二十六日共匪竄抵浦鎮,中央決定政府南遷廣州,二月五日行政院在廣州辦公。

在 蔣公引退之後,李先生與我就作離京的準備。各部會都開始疏散,鼓勵所屬職工外調,那時我服務的財政部,規定除不准請調臺灣外,任何省分都可以,我的目的地,是臺灣,因是請調福州國稅局。準備離京的人,都把一切帶不走的東西送與決定留下的人。

在李先生六十二歲生日的那天──農曆十二月二十一,國曆一月十九日,他曾冒寒領導我們去中山陵謁陵,並在明孝陵前轉了一轉,心中很沉重。我曾在一篇懷念先生的文章──為廿四孝加一章中,紀載過這件事。

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曆一月廿六日我同李先生一道,離京赴滬,他的五公子文中由臺來接,先生的回憶錄曾記此事,但沒有提到我,可能是寫稿時忘記了。在離京前先生攜帶的書,是由我作決定,除有關先生的著述外,只帶了一部明代修的雲南省通志。

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結束後,李先生的鶴慶同鄉羊勷、吳映志、范叔韓等還沒有就業,與先生同住,離京赴滬,只帶司機謝啟文同走,行前李先生把領到的疏散費金圓券一萬五千餘元,他抗戰前在蘇州還有一座房屋名為「雲中別墅」,還都後,仍保持完好,有一次因公至滬,回程時,他會領導我前往參觀,曾在蘇州住過一夜,據我的記憶,賣得黃金百兩,到離京前,還剩得七十兩,於是撥出二十兩,分贈留京或離京的親友、同事。真是名實相符的「分潤鶴俸」,我在京中的東西的米麵、則留函四弟慶璋取用。

我們離京時,很倉促,加以火車擁擠,伍繩武先生早已赴滬,存在京中的東西,託我攜帶,我自己的東西,反而全部留在南京。在車中的心情,是夠複雜的。居覺先生曾有一首「出京」的五言詩,頗能道出時人的心態:

喘息無多日,匆匆又出亡;

園林餘別恨,圉僕送行忙。

江險雖難恃,城堅應易防;

如何輕委去,天地兩茫茫。

至上海後先生住乍浦陸軍之友社,我住提籃橋桃源里連襟陶文忠家,時岳母強太夫人亦在該處。李先生原已買好太平輪的票到臺灣過春節,只因陳振岩君婉請證婚,延於二月八日改乘中興輪赴臺。太平輪於出吳淞口後與建元輪,互撞沉沒,先生得免於海難,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當時盛傳船中載我疏運的重要物品,互撞是共匪的安排。

上海小往 面臨歧途

財政部疏散,只有少數人乘飛機到廣州,多數人都留在上海,有的候船到廣州,有的候船到福州,我是國庫署的稽核,國庫署的職員,大部分住在江灣造幣廠,有時在上海國庫局集會聽消息,我因王震武兄常常把消息通知我,只去過那兒一次就沒有去聽了。

當時留在上海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共有二十餘人,李先生到後就與他們聯絡。在二月三日的上海新聞報上會刊一消息說:「留滬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廿餘人昨日下午於上海市銀行四樓舉行第二次座談會,出席者有居正、谷正綱、李宗黃、潘公展、雷震、許孝炎等二十餘人。討論中心有二:㈠即電在穗中央黨部,速即按照預定計劃,召開全會,以籌商大計。並建議目前在穗之首長立即回京,以安人心,而息謠諑。㈡公推李宗黃、陳肇英、方治、潘公展等數人為『黨務革新方案』起草人,負責採納各委員意見,起草革新方案,送呈全會及總裁採擇施行。對時局問題昨日委員亦曾交換意見惟無結論。」

在這消息之後,會有一段紀載說:「據李宗黃昨日對記者談,渠對革新問題,重要者,不在制度,而在人事,國民黨果能立即起用剛正不阿無派系偏見之人,則七中全會所決定『當前組織綱領』,即足應用,否則縱有新方案亦如廢物。」

疏遷到上海,原因是交通方便,留一退步。但由於和談的關鍵,操在共黨之手,報上的消息,忽而好,忽而壞,使人捉摸不定。個人的行止,也因面臨三叉路口,不知何從,難怪楊朱要為此而哭。

雲南的朋友,希望我返回昆明,張西林前輩,還要我去住他家的樂羣新村,上海的親友,希望我留在上海,靜以候變。李先生到了臺北之後,促我至臺北,並至省立嘉義工業學校任教。校長為唐智,儉中現尚存李先生是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信,原文說:「二、二五函悉,何故尚未收到兩航信,致失即來良機,託件像片並未附來,無從代辦,速即補寄。職校因同學關係,諒不致改聘,為穩當計,當囑文元暫代,以策萬全,若在二十八日前動身,固無問題,否則俟像片到,三五日即可得許可證,望從速起程為要。」在這封信的上端,他批一、廿二付郵;一、廿四付郵預料廿七日必到臺」即指信中的兩航信的發信日期,希望我二十七日到臺,是因臺灣自三月一日起,須有入境證,始可入境。

我是一個公務人員,應當守法,怎能一走了之,經仔細老慮之後,認為應跟著政府走,決定先到福州報到,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財政部包了一隻船到廣州,決心隨至廣州,再為設法,但船小人多,擁擠不堪,余妻鄧竹華及小兒輩,只好留在上海,隻身前往。

到廣州後,即與李先生連繫,說明由閩入臺,他的復信說:「滬來函附像片,已復上海貴寓速寄。唐校長來舍謂同志果來,必留位置(且有住屋),余告以必來,萬一遲到,可由文元暫代數日,彼云無須亦可,但併擬請文元為化工教員,恐文元無暇前去,最好即由間前往……」並在信上批云:「入臺許可證」五日可辦就,月薪約臺幣四十萬左右不足,由舍間接濟。」另有一封是文元兄的代筆,原文云:「唐校長來毫北會會晤,深恐不來,黃言必來,如今果然,頗欠圓滿已函道歉……」

到廣州後,決定與政府同進退,李先生顧慮我接眷無資,特以金圓券一萬元相贈,並於四月三日復我一信說:「前送金圓一萬元,合臺幣十七萬,當備妥在滬,未蒙取去,現已成一與三之比,數目驟增不少,業經託張少俠君,折成金圓,送至嫂夫人之處,以為赴粵旅費之用……」李先生不但對我如此,在上海淪陷前,伍繩武先生未出來,也會託人帶一筆旅費與他。

上海是一個經濟的都市,住在此地的人,大多對經濟敏感,對政治有時麻痺,親友見我不顧一切的舉家南遷曾譏誚說:「申慶璧這個人,錢麽沒有。性命麽,很要緊。說走就走,走的比任何人快。」

廣州暫住 比下有餘

廣州雖是政府臨時的住在地,政局的演變,仍是忽好忽壞,因是我與上海家中的聯繫,也是一天一種說法,昨天催他們速來,明又電知暫緩,天天不同,就像患神經病一樣,使得他們無所適從。幸得強元植之助,購得招商局錫麟輪票,四月十九日離滬,四月二十二日全家到黃埔碼頭。共匪是四月二十三日渡江的,要再遲疑,我與他們就會長期的天各一方,或是永遠不能相見了。

財政部在廣東省銀行辦公,單身的職員也住裏面,兩條長凳搭上三塊木板就是床,甚至單身親友,也可招待在裏面,記得唐智若愚兄,派鄧植品回湘接眷,就被我招待在那裏。大家在患難中,也沒有人批評,至於有眷屬的,則住旅館,妻及小兒等到時,我已奉准留部辦公,不必去福州報到了,她們到後我們分配住在長堤的仁濟旅社。

我們的金融,在共匪的破壞之下,貶值很快,在廣州市上一切交易均以港幣為標準,黃金、美鈔、金圓券、銀圓,雖通行,一律按照港幣折算。人人都不願意保存金圓券,就是財政部職員也不例外,記得發薪時,財政部的支付命令,先開兩張;一張是財政部的,一張是容計部的,大家領到薪水,很快鉋向錢攤,掉換港幣,各機關領到後,再往掉換,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金圓券實在維持不住了,到七月十日,全國性幣制,再度被迫改制,廢止金圓券,實行銀圓券,並宣布舊鑄的鎳幣准予流通,又造成金融上的大混亂,貶值之速,逾於金圓券,鈔票的面額,最後以億計。當時的廣州市面上一切的交易,仍以港幣為計算單位。通稱票面額小的鈔票,為「濕柴」,票面額大的鈔票為「乾柴」。

國庫的支付,雖然照常運作,但支付命令,是以國幣計算,且按照預算,因是支付命令的金額,有時實質還沒有寄支付命令的郵費多,因是有很多的機關,領款時,多派人至財政部坐候。領款人為了爭取時效,往往設宴請經辦人員,應酬就難免喝酒,但酒入愁腸,也是難受,我也有一次在金綸酒家,醉的不醒人事,由同事送歸。

當時的公務員很苦,任職財政部食宿均由公家供給算是最幸運的,任職其他單位的苦不堪一言,一顆高麗菜,分為數天佐餐,已是常事。但因財部只供應午晚兩餐,早餐須自行解決,記得我自滬起程,會帶有煮熟的雞蛋十餘枚,日食一枚,到了腐爛,仍不忍捨去。

財政部供給的伙食,菜有四色,而量不多,但湯另以桶盛,可以自由盛取,因此小兒輩,一入餐廳,選定席次之後,第一件事,就是以怨盛湯。

記得政府在京疏散時,在京的國民大會大會代表,也領得相當於黃金十兩的疏散費,我得息後,通知繼至上海,領出後,只購得銀圓四元。記得與故鄉親友通信,曾提到,當時公務員之苦,每月薪餉,只夠食一盤麵。前輩隴佐賢先生得知,即派人至畢節匯一筆款接濟我,但是他只寫廣東省銀行字樣,我因不是該行職員退回,後來我接到隴先生的信,他說:「這筆錢匯給你,你沒得到,退還時,已不值錢,我也沒有得到。」

在此期間,有一事值得一記,顧柏岩先生,他因至財政部領款,經王震武兄之介,常相過從,他因家眷在貴陽,於渡臺前會往探親,據他回來告知,路經一苗族聚居的村落,時已廢止金圓券,但此村的人民,仍歡迎金圓券,而拒收銀圓券。

在此期間,不僅幣制失了常軌,其他公營事業,亦不在常軌上運作。記得當內人鄧竹華女士等一行,離滬之前,先發一電報,後發一航空信。當船開後,內兄鄧鴻鈞才寫一平信,結果我先接的是平信,經趕至黃埔接他們回到廣州,才接到航空信,過了幾天,才接到電報,因當時的電報,軍用第一,每一對電稿上,均要貼上若干紙條,以表示急切的程度,自然難以顧到民間的交通了。

力挽狂瀾 隨遇而安

雖說政府遷廣州的決定,是在二月五日,但重要的負責人前往的不多。李宗黃先生是於四月初到廣州的,行前會有函告我,到穗的住址,要我與曹聖芬先生聯絡,知先生到穗以後住中國農民銀行的招待所。在四月七日的報上曾有一則新聞說:「國民黨中常會定於今(七)日上午九時,在迎賓館召開,昨日自各地抵穗之中央委員自南京來者有何應欽、王啟江,自臺灣來者有陳立夫、程天放、賀衷寒、李宗黃、何聯奎、蕭錚,自上海來者有張道藩、谷正綱、潘公展、邵華、王秉鈞,聞此次常會對黨政革新,將有所討論,並將決定召開五中全會之日期及地點云。」何應欽先生,是當時的行政院長,廣州已正式成為政治中心,作力挽狂瀾的據點。

四月八日的廣州中央日報,會有兩則消息,一則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於昨(七)日上午九時舉行第一八一次會議,鄒魯主席列名的有三十六人,除了前舉者沒有王啟江外,有孫科、王寵惠、李文範、吳鐵城、田崑山、馬起俊、梁寒操、蕭同茲、劉文富、姚大海、李永新、狄膺、鄭彥棻、蔣夢麟、張發奎、陳濟棠、余漢謀、薛岳、谷正鼎、洪蘭友、陳慶雲、葉秀峯、陶希聖、呂曉道等。至於會議內容則僅報導:「首由何委員應欽就當前軍事情況,政府施政方針及和平商談三項問題,提出報告。繼由各常委發表意見,關於軍事情況,對於共軍進襲安慶、儀徵等據點,並在華中進軍,至為關切,關於和談問題,討論甚為詳悉,各委員僉對李委員宗仁及何委員應欽領導政府,基於公平合理之原則爭取全面的真正和平之努力,表示全力支持,最後討論有關黨務之例案數起,隨即散會。」

另一則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於昨(七)日上午九時舉行第五十四次會議,由孫科主席,除追認行政院長何應欽所提各部會政務次長及皖省政府改組案外,聞會中對於傳秉常任外交部長一案,亦予以追任。」列名的三十二人,名字與常會只有一、二人不同,這兩個會議想來是在一地舉行而分別紀錄的。自茲以後黨政又照常軌運作。

共匪的勢力,在和談中繼續擴大,我全處於挨打的地位,而共黨處處以「招降」的姿態出現,無法和也無法談,至四月二十七日,先總統 蔣公自奉化溪口,發出「和平絕望奮鬪到底」的文告,但事實上仍未結束。和談的局面仍餘波蕩漾。依照廣州中央日報五月十五日的報導說:「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昨(十四)上午九時舉行第一八三次會議……由李委員宗黃主席,首由昨日抵會之鄧委員文儀報告最近軍事情勢,各委員對共黨在和談進行中之軍事行動,咸表關切,均盼能迅即實行停戰,表示謀和誠意,以利和談進行,各委員並曾就和談有關各項重大問題,交換意見。旋討論各案,決定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職務由洪蘭友代理,並通過有關黨務案數起始告散會。」

和談失敗,何應欽先生辭行政院長職,中國國民黨提居正先生接替,據說但居正不願出任,到處活動,投不同意票,結果未獲立法院同意,改提閻錫山氏繼任。立法院於六月十五日投票同意閻錫山繼任行政院長。

李宗仁和閻錫山氏都欣賞李宗黃先生的才華,有意延攪出長內政部,但有人向閻氏建議,時局的重心,移在西南,雲南地位重要,應當徵求盧漢的意見,結果盧漢接電不作復,此事遂寢。

李宗黃先生於閣氏組閣後即返臺,商定必要時我就去臺灣。六月十五曾復我一信,是文元兄代筆,由先生簽名的,原文說:「大函奉悉,入境證事,如以普通人民身份,不易獲准。最好由國民大會秘書處或國代聯誼會公事申請,必可迅速辦妥,望即辦寄來,以便加緊代辦以期迅捷。••••:」當時我的意思,如是政府全部遷渝,我就由港至臺。

七月十七日又有一親筆信復我說:「大函及附件,並轉寄各函皆收到。入境證已辦好,附請查收,綿伸為常次,與弟前途有利。現由黃介任職校長一人,用人甚多,大約在臺北附近,弟有意前來否,可備簡歷一張來。錫藩事已去信往詢,據云已愈。凡人功利心切,最易入魔。盧益肆無忌憚,中樞已注意,立委亦將出滇,人無遠盧,必有近憂,當局之謂也。滇局益惡,文化毫無消息。麗江自行解放,必係健甫對盧之所為。百川來信,稱黃第一流人物,並此密告。」

生活在廣州,雖由於通貨膨漲,一般公教人員,都苦不堪言,我們一家由於財部解決我們的基本生活,沒有受到太大的威脅,星期假日,不是逛廣州近郊的名勝古蹟,就是帶領妻兒,逛售衣物的露天地攤,買一點價廉而美麗的衣物,同時淪落廣州的親友,都能珍惜相會的時間,相約擇地遊賞奇麗景色,李先生邀我們一家,至嶺南大學遊玩,何慧青夫婦,邀我一家,遊海角紅樓,欣賞水上風光,我們一家,憑弔黃花崗,紅花崗的英雄塚、 國父廣州蒙難的觀音山勝蹟,至今仍在腦中蕩漾。

我們所住的仁濟旅社在長堤,原住三樓,房間很小,只有一張單人床,我們大人只好席地而臥,繼改住四樓,房間較大,設有一張雙人床,落雨天雖然有點漏,但我們仍覺心滿意足,唐智兄的太夫人、夫人、公子接至廣州時,我們也是在此旅社開房間招待。這一旅店是四層,樓梯係旋轉式,可以從四樓梯口,一直看到底樓,每當我上下班時,四個小兒都集中梯口,大呼「爸爸」,以示歡迎歡送,是時鄰近梯口的旅客,都會探頭外望。公餘之暇,常據小見女登樓遠眺,見風箏飄飄,心亦隨之「鳶飛戾天」,有時中兒拾得斷線墮落的風箏,另接線放出,若能飄入空際,我們更是樂不可支,拍掌大哄。

遇公私值得紀念的節日,我們也把平日節省下的錢,帶小兒女等外出飲茶,記得余妻鄧竹華女士的生日,是陰曆五月四日,我們特選這一天在愛羣酒家飲茶,以代慶祝。

初到廣州的時候,國民大會代表只有二十人左右,張偉光兄住在放館裏,經他的召集,常聚集在一起,交換意見,但對政府沒有接觸。到了閻錫山氏出任行政院長,我們才聚集起來向行政院表達意見,閻氏曾親自接待。國民大會秘書處遷移廣州,好像在六月以後,會租下兩家旅社,作為代表的住處,我因堅守一動不如一靜的原則,沒有搬去。因此在仁濟旅社一直住到離廣州為止。

蝸居新聞 曾寄簷下

到了八月初,戰區的範圍擴大,財政部伙照政府決定再遷重慶,僅留少數人在廣州,我是其中之一,但須將家眷送至重慶,於是決定申請資遣,當時主辦疏散機票的人,是交通部次長馬崇六先生,當我往要臺灣的船票,大家很覺得奇怪,他們的意思是雲南省人最好回雲南。我們是搭乘秋瑾輪,於八月十八日到臺,李先生派文元兄往基隆接至他的寓所──臺北市杭州南路二段二十五號。

李先生的杭州南路寓所,是一幢日式建築,係與李文彬(字質卿)和吳瑞滄三家合住,每家只一間,李文彬先生的略大,約不到十坪,先生家的一間較小,僅有三坪,臨玄關的一間,作公共會客之用。文元、文中兩兄在家時,都是住在壁櫥內。

我一家到臺北的時候,很幸運的是,李文彬先生一家,已另頂有較大房屋,剛剛搬走,李先生就借這一問房屋招待我們,是時文元兄,已至社會處工作,文中兄入住臺大宿舍,當時我家一家六口,比他家的人還多,整整住了一個月。時唐振楚先生任教省立嘉義工業職業學校,將至總統府復職,校長唐智先生聘我接替。我在嘉義東川里租到房子,才南下。

當時的生活儉約,葷腥不多,有油炸花生米,就很不錯,當時小兒女都很知趣,平兒還不到兩歲,不但從沒有尿在榻榻米上,而且見著李先生外歸,就會自動的拿拖鞋往迎,方兒也不到四歲,都會自動檢點,分得的花生,常是半顆一吃,若分得葷菜,更是留到飯完,才送入口中。從沒有做出讓人生厭之事,當時天氣很熱,傍晚梁夫人帶我們至東門市場冰店小坐,點一盤碎冰,飲一杯冰水,就算是最高的享受了。

我九月下旬移居嘉義後,曾有一函向先生報告,承於九月二十八日復我說:

完白同志惠鑒:頃獲

大函藉悉安抵嘉義,住屋幽雅,至為欣慰。吾人道義相交,患難與共,十餘年來親愛精誠,與家庭絕少差異。此次小聚,亦復偶然。獨惜人事無常,總覺會少離多,於心不無耿耿耳。質卿於二十八日飛衡陽就職,兼五八軍軍長,並已入本社為社員,併告。

此頌
均安。

在離京赴滬之前, 總裁蔣公雖已飛返奉化溪口,先生仍正式電報,說明在滬略作逗留後,即至臺灣候命。總裁接到報後有電陳長官辭修先生關照為李先生安排住處,先生所住的牯嶺街九巷十七號住宅,就是得陳長官的關照,向市政府租用的。但到是年十月初,才辦好手續遷入。陳峻峯泮嶺先和我到臺北時,經常是在他的這一客廳裏搭臨時舖,抵足而眠。

在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中國新聞副刊,會有一篇文章報導要人的公館,述先生的公館時,係以「李宗黃蝸居臺北」為題。原文說:「歷述諸大公館之後,李宗黃公館原不足述。但就是因為其不足述,才有可述之處。李宗黃畢生革命,從前也頗兜得轉,且貴為雲南省主席,但近年來時運不濟,在臺灣尤是蝸居一時,他的居所,實在也就是『蝸居』,因為它太平凡了。李氏的客廳祇是一個六個榻榻米的小屋,一張小桌,四把小椅,此外旁無擺飾。客人來訪,李老先生固可在此煮茶論英雄,客人散後,亦祇有幾間小屋相對寂寞。唯一給老先生出去活動的機會,就是當下女辭工的時候,由他親自操勞門戶,打掃庭院。」作者署名汪均。先生的公館,比起大的來,固然不如遠甚,但比起差的來,卻又好的太多。記得我初到臺時,曾隨先生去延平南路七十二號,訪問來臺的代表,屋簷下,過道上,都住著人。雖經過三十年,當時情景仍歷歷在目。

陽明獻策 僕僕港臺

李先生住在臺北,由於與外界接觸的機會不多,報上很少看到他的消息。記得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的新聞觀察曾有一篇題為「李宗黃談盧漢」,著者署名為「樂丹辛」。一開頭就說:「李宗黃到臺灣的消息,臺灣各報都漏了。一直到韓國領事館在臺北成立的時候,穿一套米色西服的李老先生,才在大會場的人叢內,正式露面。」這一報導經我發現後,寫信告訴他,他在十月十四日復我信中,會有幾句說:「談盧漢文已寓目,會囑記者勿發表,不料無信至此,好在無大關係。」後來我看見李先生,這一報導上,批了「似是而非」四字。

李先生在政治上向來是比較活躍的,他經廣州回到臺北,我們仍時常連繫,把我的看法函告他,他在八月七日復我的信中,略謂「政治如舞台,不可久停不唱,卓見適此旨,雖間居臺北……果有相當機會,當隨時來穗相助。現在時局嚴重,滇酋將為程潛第二,中樞方面,始認識一人之進退,關係全局之安危,然人為不臧,悔之已晚,亡羊補牢,或尚有救,未審來粵各同志之高見如何?」

我於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抵達臺北後,第二天我同他寫成了一篇上 總裁的建議書,主旨是「以雲南為最後根據地,而以緬泰越為外府,先謀堅守,再圖恢復」。記得主要的內容,是主張在軍事方面,先空運五十八軍回雲南解決盧漢,將川康的國軍逐漸向滇邊集中,仿照臺灣的例子改革幣制。

八月二十日李先生即至陽明山晉謁 總裁。後來李先生在回憶錄中說:「向蔣先生力陳西南根據地的基本問題在於盧漢,萬一兩廣不守,川中動搖,中央即應以雲南為最後根據地。但中央不遷雲南,盧漢必叛。反之,若盧漢在位,中央必不能遷滇。」「蔣先生問我是否能在這緊要關頭回到雲南,著手西南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我說當然可以。不過,由於盧漢一向以我為敵,而且要建立西南根據地,就必須先解決盧漢,我提出了解決盧漢的方式。」

現總統蔣經國先生,所著的危急存亡之秋一書,有一段說:「八月二十日李宗黃先生來見父親,報告滇省情形甚詳,對滇政甚表關切,尤以盧漢問題為西南根據地之基本問題,父認為應早有準備與決定。此古人所謂『防微杜漸』,『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父親又不得不決定前往西南,應付最艱鉅之局勢。」

李先生是一個見義勇為的人,政府由廣州遷渝之後,中常會在渝舉行,原定十一月十日首途,繼因中航叛變,未能成行,他在十二日,曾有一信告我黃木定十日赴港轉渝,盡最後之忠誠。然因中國航空公司發生叛逃事件,致未起飛,現正覓民航用機一俟購獲,即行動身。」

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才動身,當日的民族晚報,曾記其事說:「中央委員李宗黃氏,今天乘民航機飛港轉渝,出席中常會,李氏對記者所間的本黨革新運動,發表談話稱:我相信本黨如果能及時革新,團結黨內新生的、堅強的、積極的同志,共赴國難,為反共反蘇的戰爭而努力,則前途一定光明。李氏又提出今日的反共戰爭,關係著整個民族、文化的生命的延續,更是全人類的戰爭。」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寰宇新聞第二期,曾載有李先生的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問題一文。到了香港後,由於情勢變化,無法前往。李先生的夫人梁瑞蓂女士,十一月二十八日會復我一信說:

……伯英已於二十日飛港轉渝,昨接來函,因政府決定遷往成都,且實行疏散,故決不壯渝,俟此間入境證辦就寄港,即返北,特此奉聞,請釋錦注。

……竹華賢妹與幼華等,諒均平安,常在念中,國民黨失敗至此,殊屬痛心,斯後之艱苦真不堪想像矣。

梁夫人待同志向來親切和善,我們夫婦都稱她先生,十二月五日復有一函云:

……時局惡劣至此殊堪痛心!幸同志全府未赴渝,否則要想全家逃出,真不容易。昨立委蔣公亮、羅衡、孫秉權、楊家麟、安則法等來舍,據云立委本係派車送蓉,臨時又改派軍用機兩架,上機前只知仍飛蓉,不料起飛前,始知此機飛臺,在嘉義下機……現在住房頗感困難,有兩位或日內移來舍間暫住,孫委員囑向同志致意;聞何先生全府及晉三、映忠,均未疏散……

李先生去港後,於十二月七日返臺,在同月十日他復我一信說:

完白同志惠鑒:七日返臺,展覽各書,藉悉種切。……四川得失如此之快,實開歷史上未有之先例,恥何可言,若非痛自悔悟,臥薪嘗膽,不知如何結局。……

在信的上端,批云:「……盧漢預備逃走,家眷早已到港。現又有機實行投共,足證吾等平日看法,絲毫不爽……」

配合施政 名著問世

李先生一生從事地方自治的研究,是遵循民國七年 國父的指示,民國十四年 國父北上前,李先生在廣州晉見,乃以此相託,先生的回憶錄,均有詳細記載,據我所知,先生當政時,總是盡力而為,不當政時,仍是盡力促成。三十八年,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辭修先生,本「人民至上,民生第一」施政,決定推行地方自治,成立地方自治研究會,聘張厲先生為主任委員,業務是民政廳辦理,當時的廳長,是朱佛定先生,我來臺後,先生會經領我前往拜見,交換關於地方自治實施的意見,貢獻他的看法,就是在著述的時候,也是如此。記得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寰宇新聞上,會發表一文,題為「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問題」,文後有一段附注說:「余一生以主義為生命,以黨為家庭,而事業方面,專攻地方自治,三十年來,黨務方面,僅著有「中國國民黨史」、「黨務演講集」、「戰區之河南黨務」外,所有印行著作,都集中於地方自治,本無暇再作關於黨之論文。……」於此可見一般。

李先生認為地方自治的推行順利,應依照 國父在地方自治開行法中之昭示,須作到「自治之鼓吹已成熟,自治之思想已普遍」決定配合政府的措施,從事於地方自治的鼓吹工作。

李先生所著中國地方自治總論,在京時,原已大體就緒,決定選擇一部分交正中書局出版,書名為中國地方自治概論,十二月八日的中央日報正式刊是書的廣告,內容是:「著者李宗黃先生,根據我國數千年歷史,體察憲法及新憲制精神,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本三十餘年研究心得與力行經驗,著成中國地方自治總論一書,約五十餘萬言,因篇幅較多,特先摘要出版,名為中國地方自治概論,堪供各級政府及各界同胞實行參考。」

這本書,是我來臺後,住在先生家時協助編定,當時臺北市的印刷設備還差,出版不易,銷路更無把握,正中書局,要李先生購買三百本,並協助宣傳,才答應出版,先生赴港前,正裝訂中,曾囑先寄我兩本,要我寫書評,曾先後寫過五篇,其中一篇,正題為「地方自治在戡亂中的任務」。副題為「讀李宗黃先生著中國地方自治概論後感想」,係在四十一年元月一日的臺北聯合版發表。先生在同月七日有一封信給我說:「卅日兩函均奉悉。所撰五文,最前所送中央者,竟被遺失,而元旦聯合版所登者,甚為各方所稱道,其宣傳之普遍,亦非其他所可比擬。各文命意高超,技術卓越,僅將「自治生活之軌道」一文,改為「美化的地方自治」,尤為醒活,現已分送與中華日報與民族晚報刊登。……」沈乘龍、劉心皇諸先生都有書評,在動亂中,出版這樣的著述,在當時的出版界,也是一件大事。

沈乘龍的書評載於新生報,一開端就說:「在兵荒馬亂,時局動盪的今日。在臺灣感覺文化上的貧乏,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最近李宗黃先生編著的中國地方自治出版了,我把他讀完以後,深深覺到此時此地,這本書是為三民主義放一異彩,為中國政治思想發出光輝。我們讀完了這本書,可以知道三民主義本有光明燦爛前途的,本來是為建設富強康樂的中國敷上一條平坦大道的。

劉心皇先生一共寫過兩篇,一篇刊於中國一週較短,一篇刊於地方自治週刊較長,後一篇的開頭說:「李宗黃先生編著的中國地方自治概論,在臺灣出版,已經半年,筆者會讀過數遍,逾覺有評介的必要。並且現在臺灣正在實行地方自治,此書的內容,又是理論與方法並重,實為最重要的參考書籍,便覺得更有推薦的必要。」

結果這本書的銷路相當的好,為地方自治的研究與出版,都帶來好的訊息,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給我的信,告我說:「概論,正中大發其財,僅行政專校,即購五百本。」這一專校畢業生,後多為臺灣省的行政幹部,其影饗深遠可知。

臺灣地方自治研究會研議的臺灣省各縣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公布後,李先生會有一篇重要的評論,在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二十五兩天的中央日報上發表,正題是「臺灣實施地方自治之新途徑」,副題是「並評縣市自治綱要及行政區域重劃兩問題」。立論從法統與未來的發展著想。措詞相當的坦率,在評縣市實施地方自治問題時,一開始就說:「查閱臺灣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並縮覽臺灣過去五年來施政,總而言之,陳魏兩任內根本無徹底實施地方自治之決心,陳誠主席雖有決心,而忽略政治技術,大有捨正路而不由之慨,且有輕視現實法令,違反憲法精神之嫌,革命黨員一面要奉公守法,一面要大刀闊斧……」他的主張,是要「化非法為合法」、「化迂廻為直捷」、「化繁雜為簡單」「化遲緩為迅速」、走大路、邁大步。另有一篇,題為「臺灣地方自治之過去與未來」,也是刊載於中央日報,自三十九年六月四日起,連載了四天才完。後來他以這兩篇為骨幹,並輯所著有關臺灣地方自治的論文,題為臺彎地方自治新論,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也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國代團結 支持政府

由於別有用心人士的攻訐,把「國大代」、「立監委」,都列為所謂「十大害」之一,因之在大陸陷匪前後,忠貞的國民大會代表、立監委員相繼來臺之時,別有用心的人士,又誣為所謂的「政治垃圾」。在社會上固然未得到重視,部分政府負責人,也避而遠之。李先生本人是國民大會代表,深知國民大會的重要性,當我留臺北期間,會隨他往訪來臺的代表交換意見。我移居嘉義後,來臺的代表日多,但國民大會還沒移來,代表散居,自顧不暇,過問國事更難。

國民大會代表在臺的公開括動,始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山堂集會歡迎渝蓉等地來臺的代表。計到李寰等二八五人,公推李先生主席,他致詞說:「各地代表隨同政府遷來臺北,表現了中華民族的革命精神,充分顯露民意代表,願與政府共患難,並與共匪奮鬪,到底的決心。」

在會中,林代表紫貴代表臺灣聯誼會報告,特別強調各地代表來臺後,大家同心一德的對國是作總檢討,為民主憲政,作最大的努力。

劉宜廷、郭鴻羣、任達德等則代表渝蓉來臺國代向臺灣聯誼會表示謝忱,劉宜廷報告時,盼望「政府儘速設法搶救敵後及淪陷區國大代表來臺。另外國大代表願意為國事發表意見,但也希望有工作。」

大會後國大代表臺灣聯誼會幹事及全國聯誼會幹事,交換意見,決定於一月三日召開國大代表年會。在顛沛後,重新聚首有無限的親切之感。國民大會代表年會於三十九年一月三日,如期在中山堂舉行,到會的代表六百六十八人,仍推選李先生主席,致詞時曾強調:國大代表不顧困難,隨政府一遷再遷,充份表現了各地代表的革命精神。在報告開會意義時指出:一面是在檢討各位代表在戡亂中,究竟盡了何種責任,另一方面是要加強今後的精誠團結,一致動員協助政府督促政府,使力量新生。會中通過提案十六件,臨時動議八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推選代表晉謁總裁請求繼續執行總統職權案。」代表由各單位推選,計推出黃伸翔等三十九人。

繼此以後,國民大會代表,即有一連串的活動。一月六日有在臺代表七百五十六人發表告世界各民主國家書,重申反共到底的決心,係由李先生領銜發表的,書中有一段重要的話是:

……中國的反共戰爭,不僅是單獨爭取中國的生存,抑且是為全世界人類民主自由,反侵略、反極權,作先鋒;倘不幸中國被赤化,則國際共匪增加四萬五千萬人民,增加無限財力物力,不僅危害東亞,更足以影饗世界安危。深望各民主國家應正視中國反共戰爭乃是為世界和平自由而戰,萬不可重視歐洲,忽視亞洲,請勿受中共欺騙,承認北平偽政櫂,以增加中共的毒燄;更不可因中國政府過去有若干缺點,而抹熱了廣大民主的自由力量與極大多數軍民堅決反共的戰鬪意識。……

是一篇相當坦率,而又義正辭嚴的重要文獻,同月九日國民大會代表聯誼會,舉行首屆幹事會,選出常務幹事四十餘人,係李先生主持。同月十一日舉行首次常務幹事會議,也是李先生擔任主席。在此期間,我曾數度接李先生的信,元月七日的一封信中說:

……國大聯誼會,共到代表七百六十五人,一致熱烈鼓掌,推黃為大會主席,通過各案,均頗有價值,陸續在各報發表。現正全神將幹事會組織完善,使成為民主領導中心,賢弟若在此襄助,當更有圓滿之成就。

在同月十三日的信中又說:

此次承七百五十六位代表之推舉,任大會主席,幸於一日內,順利完成,並運用畢生智慧,以民主方式,將幹事及常務幹事會組織健全,堪為領導中心,若非至公至誠,任勞任怨,無法達成此任務也。

國民大會是國父的創制,其職權是代表人民行使職權,照學理言,治權是受政權的委託,因是政權的行使,雖係偶發,但政權的本身,確是不能中斷。但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共產黨企圖破壞 國父的創制,而便私圖,在修憲原則上,把有形的國民大會,蠻成無形。在制憲雖未採取政協所議定的原則,但這種理論,留存在部份的人心中,認為國民大會,只是在六年一度的開會期間才存在,政權與治權的劃分,其目的本是在使人民有權,以支持有能的政府,實際卻形成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機關,象徵性的存在也不可能。所幸有一個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的組織准在,才使國人的心中有一個國民大會的形象,由於有這個社團,平時作一點聯誼的工作,才能使國民大會代表團結在一起,在中原板蕩大陸沉淪的時候,有一惆代表全國人民行使政權的機構,不斷的呼喚,在人們的心田中保持憲政體制完整的形象,其重要性是訂想而知的,因此,國民大會當時的一切活動,報刊都肯用相當的篇幅加以記載,據說當閻鍋山先生病重,先總統 蔣公親臨存問,詢以安邦之道,閻氏答以「用國代」。確是深謀遠慮的結果。李宗黃先生與當時的代表們同心協力,恢復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的工作,也是一種不朽的貢獻。

總統復職 繼續領導

國民大會代表聯誼會恢復之後,首要的任務,在促請 總統蔣公復行視事。經連月的醞釀,於二月一日,在南陽街臺灣省黨部,舉行全體幹事會,李先生主席,會通過致 蔣總統、李代總統、閻院長三電,致蔣總裁的電文云:

蔣總統鈞鑒:共匪甘受蘇俄指使,蓄意亡我祖國。假借和平外衣,陰謀顛覆政府,少數人士誤墮術中。我總統為適應當時需要,毅然引退,皎皎此心,天人共諒。顧至和平破裂,共匪渡江,國勢阽危,於茲為甚。我總統職責未完,宜即繼續職權,領導戡亂,乃又以淡泊明志,在野協助,此與我總統迭次宣誓宣言竭忱謀國之旨,已有未符。迨至大陸沉淪,匪焰愈熾,李代總統忽稱病出國,亦未依憲法規定,使行政院長代行職權,致中樞無主,舉國惶惶。代表等鑒於局勢緊張敦請復職,我總統復未能慨然負責,致國脈幾危,呼吸存亡。現李代總統仍復逗留不歸,大陸則疆土日促,我總統倘復務虛名而蹈實禍,是則一誤再誤,不惟違憲誤國,責有攸歸,而致國家於萬想不復,負 國父之遺志,違全國之人心,我總統其將何以對天下後世?自助人助,人定勝天,今日之事,惟在領導得人,反攻大陸,光復河山,匪異人任。用敢再電奉陳。務請即日通電中外,繼續總統職槽,領導全民,反俄戡亂,完成三民主義之使命,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國家幸甚,民族幸甚!臨電迫切,佇候明示!
這一通電,是署「第一屆國大會代全國聯誼會」的名義發出的,真算得上是義正詞嚴。

總統復職視事的繼續醞釀,正式決定,係於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二十分,在臺北賓館,由 蔣總裁親自宣布的,參加這一會議的有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與黨國元老五十餘人,依照三月一日民族報的報導:

……蔣總統昨天下午一時四十分偕非常委員張羣、閻錫山、吳鐵城及秘書長洪蘭友、中央委員蔣經國等六人抵達會揚,森嚴、和諧的空氣中,總裁著草黃色中山裝,步入會場。

二時二十分總裁嚴肅地宣稱:「接獲中央常會的決議,我是一個黨員,自然應該服從黨的決議,但是我復職以後,對國家、對人民有利有弊,還希望各位同志慎重考慮。」全體委員一致認為黨已決議,同時各級民意一體擁護,輿情所歸,請總裁能順應輿情,明天即應復職。

接著討論復職以後的作法,發言的有狄膺、王秉鈞、張道藩、白瑜、于右任、張默君等先生,揭開序幕的是李宗黃先生,據民旗報的報導:

旋即討論復職後應該如何作法。會揚在此時間中,沉默了十分鐘,由常務委員李宗黃首先起立發言。渠認為無論成功失敗,這一次已經是最後一次了。所以一切應該重新做起,過去的成敗得失,我們不必討論,雖然過去在總裁領導下,有過驚天動地的大作為,同時也有過慘痛的教訓,今後應該接受歷史的教訓,勵精圖治,尚不為遲。渠又說:「今日是非常時期,應該拿出非常的辦法。書經上說:『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同時周武主啟用『八元八愷』,這些均是開國的氣象,和具有開國的規模,惟有一切重新開始,才能反共抗俄,復興中國。要樹立新的作風,應該『開誠布公,選賢與能,信賞必罰,以 總裁的聰明容智定能集中精力,為復興的遠景而努力。

當日臺北市各報的報導,對此並不一致,新生報的報導是:

李宗黃稱:要加強發揚固有治國平天下之大道理,開誠布公,選賢任能,信賞必罰,反共抗俄復興國家,必以此為賴。

公論報的報導是:

昨(廿八日)茶會中,某中常委,籲請總裁繼續創造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並列舉先聖先賢開誠布公,選賢任能,信賞必罰的名訓和事實,總裁及各委員均為感動。
這一關鍵性的會議,持續至三時半,各報報導總裁的結論,亦不一致,新生報說:

最後總裁起立,即席宣示:接受各委員之建議及全國民情,自三月一日起復行總統職權。總統旋並強調:今後更應精誠團結,肝膽相照,以爭取反共抗俄之勝利。總統致詞時,與會委員兩度熱烈鼓掌……

公論報說:

總裁當表示接納各委員意見,即席宣布,今後將樹立新作風,從頭做起,大家勸善規過,和衷共濟,一本開誠布公,團結一致的精神,從事反共抗俄,完成革命大業。這一間鍵性的會議,持續至三時。

據民族報的報導:

三時二十五分,總裁綜合全體委員的意見後,表示完全接受全體同志的意見和嘉言,遵守黨的決議,定三月一日復總統職,重行視事,希望大家開誠布公,共舟互濟,勸善規過,來完成建國的大業。

富有歷史性的會議,於三時半在會揚熱烈掌聲中結束, 蔣總統以極愉快的情緒,與各與會委員一一握手後,即偕張羣、吳鐵城等離賓館……

在三十一年後的今天,重讀這一段報導,仍感無限的欣慰。

重要問題 堅持原則

李宗黃先生來臺之初,除了在國民大會代表中活躍外,在當時的集會中,亦能大聲疾呼;因而在重大的問題上,常與人發生爭執,記得在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的世界新聞會有「李宗黃砲轟吳鐵老的」一篇報導,其中會說:

……有這麼一天,國民黨最高決策機構的中央常會在臺北集會,主要的議題是這樣:何時、何地召開一個以黨的改造為主題的五中全會。

……於是在大部份人同意下,推舉了李文範、李宗黃、吳鐵城等黨的前輩負賣為全會的召集人。可是臨到散會的一剎那,剛從印尼同來的吳鐵城卻提出異議,而且不慌不忙,從口袋裏掏出包括九個人的召集名單說:「我覺得我們黨裏,五十歲以上的人大多腐化了,既然要召開改造黨的全會,便應當讓年青的人多多負責,這裏,我準備提出另外九個比較年青的負責人的名單。」……

文中報導李先生與吳鐵老爭執的話是:

「所謂五十歲多腐化的話,我個人不能同意,譬如說,吳稚老在黨內年事最高,可是有那個人敢不承認他的心是年青的。……」

自李先生發言後,聞張道藩先生也連忙起身高聲分辨說;「據我所知,年齡的增加只能影饗於骨骼的變化,假如一定要說五十歲就得開始腐化,那麼我張道藩剛過知命之年,從這年起,我便注定非開始腐化不可了。」

但爭執得最烈的還是李吳兩人,照世界新聞的報導:

……於是空氣一度僵持,幾經旁人調解,二人間才算沒有發生最多爭吵。結果為了雙方賭氣,一李一吳,都不願再任全會的召集人。……

李先生是主張改造的,他在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寰宇新聞上曾發表一文,題為「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問題」,副題「亦即中國政治改造問題」,原文分為改造的呼聲、改造的回溯、改造後果之展望,文長約一萬字左右。目的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達到「中國國民黨為中國人民所組成,亦即為全體黨員所共有。在他的構想中,黨應當是「負起國家的保姆、全民核心、政府靈魂、軍隊主宰、主義先鋒隊、反共突擊隊、民眾與政府問之橋樑等任務」、較偏重於革命黛的性質。

李先生的這些論調,在黨中似乎難以得到多數人的贊同,記得在三十八年三月九日給我的一封信中,曾提到:

……黃在中常會為代表正氣真理之一人,時局敗壞,至不容吾人不大聲疾呼,以圖挽救。總裁在心理上,明知黃所爭者,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然積重難退不易迅斷推行。……得行其道,尚非其時,祇有善保浩然之氣,以求吾心之所安而已。

據我所知:李先生到臺灣以後,在政治上所負的責任不多,但在社會上的聲望,卻愈來愈高。三十八年的冬天,在閻院長任內,內政部長、交通部長出缺的時候,就有很多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想到他聯名推薦,數以百計。社會上請他講演,撰文的團體和報刊頗多,應接不暇。例如在「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問題」一文之後,有附註,其末段說:「……此次寰宇社記者李興華先生,奉其社長副社長之命,六次來寓,請撰此文,余以劉備三請諸葛,歷史巳傳為美談,然亦不過三請而已,此次李君來寓,竟倍於此。余對於李君之虛心熱忱毅力以及服務精神,實超出尋常人之上,乃以一生學驗,十日精力,以此文付之,特附數語,以誌因緣。」末注「卅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光復紀念日於臺北。作者」二十一字。

倡捐飛機 惜寇寇糕

在中國國民黨改選以後,李先生的中央常務委員一職也自然解除,更沒負政治責任,但他的工作卻更積極,在四十年四月,臺北市的各民間團體發起一元獻機運動,他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六月份奉准成立,是中央政府播遷來臺以後,首先以實力支持政府的民間團體,這個會出版的有一專刊,名曰「獻機通訊」。李先生在創刊詞中會說:

國家是我們大家的;凡是生長在這國度裏的人民,都應該有一種高度關懷的心情、來注視整個大場面的發展,一元獻機運動,是集中各界同胞的意志和力量而發動的而推進的。

工作進行得很積極,每發起一次捐獻,都以身作則,因是響應者眾。在是年的十月三十一母總統誕辰即獻機五架祝嘏,在祝嘏電文中說:

……恭逢鈞座六秩晉五華誕,籌添天開,舞錄海屋。仰瞻福曜,閒閻臚歡,本會發起一元獻機運動;意在使人民節省一元之微,分擔加強國防之責。精神重於物質;物質出於精神。……現已收足成數者,計有工礦員工一號二號;彰化縣號、臺北市號;新生報讀者滑翔機號,共計五架,值鈞座華誕良辰!謹先上陳,借花獻佛,用代祝嘏。……

是項運動於四十一年二月結束,於總統復職二週年時將全部成果呈獻,計為專機二十九架。是項捐款經空軍總部用為購買戰鬪機十二架之用,並於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第二任總統就職之時舉行命名典禮。這一運動,參與的國民大會代表甚多,其中曾三省、蘇銘芳、包明叔三人還受行政院的嘉獎。

在這個時候,李先生都很忙,記得在四十年的六月十二日有一信給我,中云:「學會及一元獻機運動,事務漸繁,一月僅能寫政治主張一、二文。『民主憲政與軍民分治』一篇,一時爭相傳誦,該雜誌社,竟有洛陽紙貴之勢。」在此以前曾接五月廿七日一信,信中說:「年來代人撰文甚多,均未收稿費,現請者日眾,從本日起,非特殊關係者外,不再謝酬,以資限制。」信上批有「昨日寄上民主憲政一冊,內有民主憲政與軍民分治一文,為黃強有力之主張,希望全國響應共挽顧風。」

這時有的人也用純政治的眼光來看他,記得三十九年十月三十日的星島日報,曾有一篇「李宗黃斯人獨憔悴」的特寫,前面有段用四號正楷字排印的前言說:

卅年李宗黃鑽牛角尖的收獲,不過是一個「專家」的頭銜罷了!今天他在臺北,受到冷落的待遇,六十三歲的老人,雖然還有餘勇可賈,但敵不過政治上的勢利,他畢竟寂寥無聲地在虛度著晚年的歲月。在這一篇文章的末尾說:

然而他很懂得排遺自己生活上的寂寞與無聊。比如他定居在臺北市,他就以一個黨員的身份,參加臺北市所有的一切活動。有時還參加工人集團的座談會,激昂慷慨發表意見,換來的是一陣一陣熱烈而急劇的掌聲。

著者署名花千齡,想來是一個化名,文中充滿了譏諷的意味,但我們從社會的觀點來看,能深入基層,與羣眾姑在一起,這也正是他的偉大處。有人把這一篇文章,寄給他看,他批上「世俗之見,可供一笑」留了下來。

在這一段時間,他的經躋,並不比我們寬裕多少,但救濟貧窮卻盡其所能,記得四十年的元月間,二十六軍的春屬住在嘉義,多半是雲南籍的婦女,我介紹兩個去見李先生,他於六月二十三日復我一信說:

承介李王兩夫人來見,得悉一切。因念彼輩生活艱苦,已留在寓住宿一夜,並酌給旅費,以獎慰之。廿六軍眷屬女同鄉問題,正在進行中。

李先生由於活躍在社會上,有時一舉一動都會成為新聞,記得有一次在宴會上帶走了一塊吃剩的寇寇糕,四十年一月三日的新聞觀察,曾有一段報導,題為「李宗黃暗藏寇寇糕」,原文是;

十月二十五日(按應為十二月)下午六時,總統招待全體國大代表在中山堂光復廳聚餐,克難聲中,吃的是自助餐,每人一個鐵盒,一點青菜肉,兩塊麵包,一塊寇寇糕。大家吃的很香。李余黃代表飯量不大,沒有吃光,最後他老先生用紙把一塊寇寇糕包起來放在衣袋裏。由這一點看來,國代中,真有不少的忠貞「寒士」,像李代表這樣的黨國元老,又做過多少年大官,到如今能對一塊點心發生珍惜,給他平日的節儉美德,充分來了一個寫照。兩位代表看到李的動作,相互說著:「也許有人笑咱們國代窮,假如政府要員個個如此,咱們國家早已強盛了」。

據我的了解,先生的夫人梁瑞蓂女士,好像有時也喜歡吃一點甜點,先生伉儷情深,吃到精緻的甜點,他會留一點帶回去,有一次我隨他去拜訪張維翰蒓漚先生,時張先生甫自香港來臺,帶來蘇州點心,用以招待我們,他也會聲明要帶回一塊,告別時張先生另包數塊交李先生說:「用貽細君」!

基於此一小故事,我們領悟到,李先生在憂患中,對國家、對社會、對朋友,所表現的真情,原來是在家庭中培育出來的!

──轉載自由談三二卷三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11期;民國70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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