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與中原

作者/后希鎧

我們雲南人到了外省,常常碰到外省朋友發問:

「你們雲南講的什麼話?」

因為中國人的方言很多,尤其長江以南,許多省區方言就不止一種;隔條河,隔座山,方言就不相通。所謂:「要,到雲南半邊天」,雲南遠在國疆西陲,又與東南亞各國毗磷,在內地方言眾的同胞看來,也一定像他們一樣,講著與國語不相通的方言。所以,才問我們講的什麼話。

在講方言的外省朋友來說,他們問我們講何種話,似乎非常自然;答以講客家話、溫州話、潮州話醴陵話等等,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我們答:「講雲南話」,也許問話的朋友還會補問一句:「雲南話怎樣講?」如果我們說:「講雲南話好做講國語一樣。」問話的朋友就會大吃一驚發出啊的一聲,好像發現新大陸一般。

問話的朋友聽說我們講的話猶如國語,常常會問:

「你們雲南人是不是吳三桂帶去的?」

不錯,吳三桂到過雲南;不過這名敗兵之將是「暫棲雲南」,因為我們雲南人的祖先,老早就在雲南從事文教建設,無異於內地了。

我不知雲南老鄉有沒有「特別的」感覺?但於,當外省朋友問我:「你們雲南講什麼話?」「是不是吳三桂帶你們去雲南?」我就會覺得中國太大,中國人很不容易了解本國的地理和歷史;大家都應該在這方面努力。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以寫論文的方式著筆,而是以講古的姿態,談談我們雲南的古代是如何。也許對沒有時間多涉典籍的朋友,會有一點小小的貢獻。當然,希望對雲南史地飽有研究的方家,有所匡正;拋磚引玉,引以為榮焉。

假如中國正史可以從黃帝算起,黃帝的嬌子昌意,就到若水做諸侯,娶蜀山氏的女兒。相傳若水就是現在的金沙江;這條江不過是長江的上游,流經雲南的北部。

假如我們中國人都是炎(帝)黃(帝)的子孫;那麼,黃帝的兒子,在史前時期就到雲南的金沙江繁殖,他將中原文化(教化)帶到雲南,應該是「想當然」的事。

傳說時代的古帝「勢力」,也常有和雲南接觸的記載。因為是傳說,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所以不必詳述。但是,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觀念,就是中國的歷史,便是從那些荒誕不經的傳說演進而來。雲南既然與那些傳說連在一起,雲南當然在傳說時代,就與中土混而為一了。

例如昌意降居若水為諸侯;假如若水就是今日的金沙江,雲南怎能稱之為化外呢?假如說雲南的非漢族同胞很多,就算「化外」;那麼,中國(中土)本來就是諸夏、諸羌,諸戎雜居之地。我們祇能說「聞道有先後」,不能以族別分內外。

例如武王伐紂,濮人會於孟津。如果濮(人不通教化,怎麼會去「勤王」?這就證明在周朝開國之時,雲南就對國家(中原)伸出援手,支援正義之師,完成弔民伐罪的革命工作了。

以現代治史的眼光來看,傳說時代的故事,都不能作為信史。假如傳說時代的故事不算數,不算數的傳說,就不止雲南,而是整個中國的傳說時代,都要擱置在一邊,以待史料的搜集。假如昌意不算數,昌意的老子是黃帝,那裏有承認老子而不承認嫡子的道理?假如我們承認黃帝是祖先,我們便得承認昌意是第一位「雲南王」。像昌意這樣的王子,分封全國各地,歷代不知凡幾?

所以,我們肯定雲南在傳說時代,便與中原的傳說時代不可分。也就是「中原加雲南」,才是完整的中國。做五胡亂華的時代,像殘唐五代時代,像南朱偏安時代,中土缺少了雲南,中國便不完整,中國也處於憾事多多的分裂局面。

這就是說,從傳說時代開始,也就是從黃帝開國之時,雲南與中原是一個整體了。「中原」與「邊省」,不過是一體的兩面;也就是中原與雲南,都是中國不可分的版圖。無所輕重,才合有完整的中國。

不論古今治史的史家,大抵認為昌濮,百濮或古濮,都是指雲南一帶而言。所謂「山川名號,與世移易」;也就是古今的稱謂,雖然有所不同,但山川依舊,指的還有一個地方。

到了戰國時代,我們的國家,老早進入有史時代。稱雲南為「滇國」,便是從楚國的將軍莊蹻「王滇」開始。

莊蹻為什麼會「王滇」?也與中原的政治形勢相關連。楚國頃襄王派莊蹻率軍順長江而上(一說沅水),「經略」巴(重慶一帶)黔(貴州夜郎)以西,到達「滇池」。

滇池就是昆朋俗稱的「草海」及「昆陽海」,也就是大觀樓有名的孫髯翁長聯之首句:「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的滇池。古籍說滇池「方三百里」,雖有兩百里的差池,指的就是這座高原湖泊。因為「滇」與「顛」同音,便將何以稱之為「滇池」的由來,歸因於池水的流向。

依照我國的地勢,江河都是東流入海。又以雲南橫斷山脈的走向而言,江河都是自北流向南方。但是,滇池的水流,卸像非洲的尼羅河-樣,向北方流出。滇池從西南方出口,流入螳螂川之後,就北流為普渡河,入於金沙江。雖然成了長江上游的支流,但在雲南境內,一直「大江北去」,成了倒流的形勢,所以稱之曰「滇池」;而且源頭大而泄渠小。

莊蹻既然到了滇池,雲南也就屬於楚國了。

這時,正值秦國統一天下,楚國破秦入侵,莊蹻便成了有國歸不得的遠征將軍。秦軍既未兵威雲南,莊蹻就在雲南推廣教化,做了君長,也就是古籍所說的「王滇」;「滇國」便是這樣來的滇國就是中土之人所建。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莊蹻「變服從俗」,好像莊蹻自外於中國一般。事實上我們是一個常常改變服裝的民族,趙武靈主,胡服騎射,就是變服易俗的一個例子。但是,趙武靈王,並不是變成了外國人。每一個朝代,都要制定本朝的服裝,也不是變成外國人的戀思。莊蹻變服從俗,也就是改變了楚國的舊服裝,自立一個政權,不作秦國的臣民,也不是舊楚的孤臣孽子,而是開拓一個新天地。但是,這個國家到了秦統一天下之後,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莊氏也就以「秦吏」代代王滇,直到漢朝武帝時代。

這就是說,傳說時代的一切傳說都不算,在真正的史實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中土來的莊蹻王滇。所謂莊蹻以「聲教誘服諸彛,彛人告悅,共推跚為君長」,充分說明莊蹻是中華文化的播種者;也就是雲南與中原接觸的開端,就以推廣中華文化為起始。

漢武帝元狩元年(西曆紀元前一二二年)派員出西南夷至滇,探求身毒國(天竺、印度)。就在這年有彩雲見於白崖(鳳儀縣東南,今祥雲),遺使跡之,乃置雲南縣這是「雲南」二字出現最早的記載。到了元封二年(西元前一零九年)命司馬相如開益州(滇國)設郡。

當然,在政治上設州郡,更足以說明雲南在漢朝就是中國的本土了;不是西洋人所謂的殖民地。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益州設立之後,授經教學,便是傳授孔孟之道。我們知道,漢武帝是尊儒家「為一奪」的第一位皇帝,儒衛之成為我國文化的精髓,應該是起於武帝對儒家的「一尊」。就在這個焚書坑儒後的大時代裏,雲南也像中原一樣,「授經教學」,可見雲南的精神文明,完全與內地一致。

在事實上益州郡是流官(朝廷命官)與君長(世襲)合治,矛盾在所難免。就是內地也不是天天太平無事,王莽奪取政權,就是一個劃時代的大動亂。雲南發生大大小小的事端,也是反映中國「動盪史」的一部份。到了蜀漢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後分建寧永昌(保山一帶),而置雲南郡。這個雲南郡,不是元狩年間所置的雲南縣。但是,這兩個不同的「雲南」,都在今天的雲南省境內。諸葛亮南征,是為了益州的耆帥雍闔造反(建興元年),投靠東吳,後方動搖,影響他的北伐。這也說明內地大亂,雲南也不得安寧。

三國之後的晉朝,雲南還是這個衰弱的朝代的勢力範圍。到了五胡十六國時代,中原動亂不堪,明帝大寧元年(西三二三年)氐胡的前蜀李雄,遺李讓寇寧州(晉朝以雲南全省為寧州,州治在曲靖境內),被寧州刺史王遜派將軍姚岳等擊敗。生遜死後,中原的晉朝已自顧不暇,到了成帝咸和八年(西元三三三年)雲南(寧州)終於被前蜀(氐族)李雄佔領。後來便是南北朝,雲南俠然屬於南朝的宋梁二朝,並未獨立建國。由於梁朝的侯景作亂,中土已經紛亂不已,已無餘力照顧雲南了,雲南由土酋接管,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就雲南的歷史來說,終上古之世,雲南都在中華文化的薰陶及政治的管理之下,並非異域絕境。尤其在兩晉南北朝,中原道喪文敝的時代,雲南仍一本中國的文化道統及政治傳統,擁護中原的王朝。可見雲南忠於中華文化,認同中原的中央政府的大義凜然之風範,實在可敬可佩。

不管怎樣說,相當於中原的唐宋兩朝,雲南出現了兩個與中原皇朝對立的土邦,似乎是歷史的變態,並非必然。因為細考這兩個土邦的存在,都有不可原諒的人為因素;假如這些不愉快的人為因素不發生,歷史上便沒有「南詔」和「大理」兩個土邦的相繼存在了。

人人都知道,兩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灰暗的一頁,衰弱的中原皇朝,還能治理雲南,偏偏到了強大的唐朝,便會有南詔的抗衡,其中必有不得不爾的道理。

隋朝以兵威統一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在雲南用兵,從南寧州(今曲靖以西)抵西洱河以西。唐高祖武德元年(西曆六一八年)派爨弘達為昆州刺史,四年(西曆六二二年)昆彌(西洱河一帶)內附,並派「寬厚有識度」的韋仁壽帶了五百名唐兵,深入滇西,走了數千里,滇人望風歸附,因而設了七個州,十五個縣。

我們必須了解真實的情形│唐高祖之所以派韋仁壽入滇,正面的理由是韋仁壽「實厚有識度」,側面的理由便是朝廷的使臣,多半是「貪縱不法」之徒,「失遠人心」。所以派一位寬厚有識度的欽差大臣韋仁壽,祇帶了五百人,便能在雲南設州立縣。可見,滇人是歡迎朝廷派來的「正派」大臣,真心為國家做事,所以「人人安悅」。當韋仁壽還朝復命之時,很多土酋君長都「泣留」他,還聽韋仁壽的建議,「築城立曠」,關係搞得很好。到了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元六二七年)還派滇人奠歸主為南寧州都督。這就造成了一種風氣│各地滇人都紛紛表示擁護朝廷。後來雖然有反叛事件,但這是中國常見的歷史,幾乎每一個朝代,都常有叛亂發生,雲南各地有叛有服,也不足奇,一直到了玄宗天寶九年(西曆七五零)南詔才擧起叛旗脫離朝庭。

說到南詔之所以敢於反抗朝廷,原因有二:

一、朝廷沒有「殖邊」的制度,祇要邊裔四夷,稱臣納貢(內附),就認為天下太平了。各地土酋大姓,多自立為君長如故。也就是在邊疆地區,流官和世襲兩種制度,混合管理地方。形成既不像內地一般的直轄朝廷(流官分治)也不像近代西洋列強建立的殖民地(總督獨攬大政)。這就是說,在一個國家之內,除了朝廷有武力之外,各地的土酋大姓,仍有私人的武力。唐末的節度使(流官)留後世襲就是造成國家分裂的主因。土酋大姓保有武力,當然易生事故。

二、朝廷派出的封疆大吏,不以國家為重。所謂「既無安靜除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婪刦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彛,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攜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說明朝廷派出的官員,腐敗無恥,無以復加。

我們在上面說過,雲南自有歷史記載,便孕育在中華文化的搖籃裏。南詔也不例外,在玄宗開元三年(西曆七一五年)晟羅皮(國君)在國中立孔子廟,奉唐朝的正朔,又遣張建成入覲(朝廷),受浮圖像受佛書還滇,建築了崇聖,宏聖等佛寺。這與中原儒釋並重的社會習俗,沒有太大的殊異。

晟羅皮死後,他的見子皮羅閣嗣立。皮羅閣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頗有野心。雲南是一個多宗族也是多土酋,大姓的地區,皮羅閣併吞了一些土邦,又想合五詔五個王國為一。因為沒有朝廷的命令,怎敢去滅南詔以外的五個詔國呢?因為大家都受封於朝廷。皮羅閣就將心願就商於張建成,決定「厚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朝廷公然准許皮羅閣去併吞五詔,而且還遣使冊封皮羅閣為「雲南王」;這就是「雲南王」一詞的由來。朝廷祇會聽封疆大吏的話,不知這位方面大臣王昱是「好利」而不愛國的小人,得了皮羅閣的金寶,就任他坐大。到了天寶年間,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但是,南詔並非擁有今日雲南全境,以地理來說,這個詔國的首善之區,不過以今日大理為中心的一帶地區。以宗族來說,應該是以講民家話的滇人為主。所謂「以一隅之眾」,怎敢「抗天朝之大」?歷代明智之人都認為:「邊疆之人,苟能待之以禮,撫之以恩,裁之以義,則亦不難使常為我用。乃無頓小人,不審勢度力,橫肆侵暴,且辱之以不能堪,逼之以不得已」(「滇考」馮甦語)。可見南詔發難自立。實在有「逼不得」已的苦衷。

根據史實的記載,當時(天寶年間,楊貴妃的從兄楊國忠主政,淫縱不法,是安史之亂的造成者,伏誅於馬蒐驛)的雲南太守張虔陀,也像朝廷的綱紀敗壞一樣,淫虐南詔。張虔陀這位太守,又兼軍職都督;本地首長求見這位都督,「必率其妻子與俱」。這時皮羅閣已經過世,由他的兒子閣羅鳳立嗣,循例率妻妾去拜謁都督張虔陀這位朝廷命官。可是,這位國家的方面大員,對這位崇敬孔孟之道,虔奉佛法的閣羅鳳,仍以「淫虐相待」,對他的妻妾「皆私之,又多所徵求,不應輒使人辱罵;由是,怨憤日深。」好像西班牙入侵者對待印地安人那樣殘暴。印地安人是不懂中華文化的,也沒有中國兵法的知識,當然任由西班牙人蹂躪。雲南既然自古即為中國的一部份,當然也是文教明邦的一片版圖,必然深明恥教戰的道理,也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哲學。久經籌劃,終於攻陷了都督所在地的姚州(今姚安)。

閣羅鳳師出有名,在開戰之初,曾「送檄問罪」。張虔陀戰不能勝,便飲酖自盡。閣羅鳳恨的是張虔陀淫虐,所以攻陷姚州之後,並未屠殺都督府官員,還向安寧城使王克昭伸冤。朝廷派鮮于伸通為劍南節度使,兵臨曲靖,閣羅鳳派人向鮮于伸通告狀,不聽,閣羅鳳祇好退回太和城。並再三陳告鮮于仲通,說吐蕃大軍壓境,蚌鷸相爭,漁人得利,雲南之地非唐有也。可是這位鮮于仲通不念吐蕃是唐朝的大敵,一定要與閣羅鳳作對。吐蕃兵果到,合南詔之兵夾擊,唐師大敗,死者六萬人,鮮于仲通僅以身免。

南詔雖勝,並未確實佔領姚州。楊國忠兼理劍南節度使,又在姚州設都餐府,對南詔採取敵對政策。天寶十三年(西曆七五四年)又命劍南留後李宓討南詔,敗績,李宓沉江死,兵丁死者二十萬人;閣羅鳳收唐亡將屍祭葬,表示他「怨的」不是奉命出征的軍人,而是代表朝廷的「無賴小人」。他會請鄭回(唐官員)撰文立碑,敍述他受邊官淫虐的冤屈,不得已而背叛朝廷的經過,並聲明如果唐使到南詔,可以指碑洗滌他的罪過。若用現代的詞彙來說,碑文可以分析他背叛朝廷的「心態」,完全是為了方面大員淫虐,下情不能上達,逼得挺而走險,並非有意自外國家。

閣羅鳳的兒子鳳伽異先死閣羅鳳於代宗大曆十年(西曆七七五年)去世,由孫異牟尋嗣立。他是一位知書識禮的君長,他的大臣鄭回又是唐朝的縣令,是一位惇厚的大儒,也就是鳳如異及異牟尋父子兩代的恩師。異牟尋不但聽鄭回的勸告,心向朝廷,而且與劍南節度使韋皐合作,打敗唐朝的大敵吐蕃。而且異牟尋的勝利最有價值,因為他直搗吐蕃的心腹之地。異牟尋會於德宗貞元九年(西曆七九四年),被朝廷冊封為「雲南王」。可是,異牟尋死後,大權落在王嵯巔之手;中原也不斷發生宦官弒帝的衰象,野心家就破壞了朝廷與南詔合諧的關係,以至征戰不絕,終唐之世,都處於分裂的狀態。五代時朝廷不斷更易,國土分裂達十個國家之多;南詔也篡奪無常,中國歷史又走入另一個灰暗的時代。

南詔的篡奪頻繁,最後為南詔立國的功臣段儉魏的後裔段思平取得政權。如果以現在的話來說,段家是外省人(武威郡)。在雲南的外省人自古有之,我們不能說外省人都是漢人,在五胡十六國及南北朝之後,中國出現大一統的局面,誰漢誰胡,實不易劃分;因為互為婚姻,無法就血統論斷。我們祇能說文化是立國根本,服膺中華文化者即為中國人。段家立國之後,完全以中華文化傳統治國,在五代及兩宋的「中原板蕩,外族入侵」頻仍之時期,段家統治的大理國,卻享了三百五十年的太平。

就大理國的內部來看,政爭很少。有人禪讓,有人削髮為僧(引退帝位)有人義立弟侄,有人殉國,有人還政。尤其是不但不乘宋室之微,侵佔宋土,到了宋室衰微,還挺身抗元大軍。請求內附宋室,不止一次,都因宋人以國家多故,不敢多加麻煩,拒絕大理內附。

我們必須知道,大理為了中國的統一,幾次三番請求歸宋,並非受到外力的侵略或壓迫,也不是恐懼宋朝的入侵。在宋太祖趙匡胤得天下之後,就以玉斧劃圖上的大渡江:「說此外非吾有也」,放棄雲南為中國的版圖。在高昇泰取得段家的政權之後,改國號為「大中國」,不知用意何在?如果以今天的精神分析的道理來說,高氏的潛意識中,必然隱藏著「中國根柢」。可惜這位君子之人的高昇泰,死前命他的兒子還政段家,「大中國」的國號也就不傳於世。

雖然宋朝累拒大理入貢;但是,在不同的來帝之前,大理還是找到入貢的機會。大理國在厚往而薄來的傳統下,得到宋廷的償賜,似乎不以金銀財帛為重,而是「經籍」。在徽宗年間大理高泰運入貢,帶回的於五經廣註,春秋後語,張孟押韻集及聖曆等六十九家的書籍,可見大理文風之盛,也就是不自外於中華文化的證明。

所以,大理國與來廷之間,不是「反反服服」的關係,而是有時入貢,有時被「卻」的微妙局面。但是,到了元人入侵大理而迂迴南宋之時,大理統帥高禾戰死,宋廷也不得不於理宗嘉熙四年(西曆一二四零年)派使臣致祭高禾。

從上述史實觀察,南詔對唐用兵,目的不在反叛朝廷,而是下情不能上達,逼於邊官的淫威。大理多次向宋廷表示善一意,並非受人脅迫,而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遠在宋太祖趙匡胤時代,對內統一中國,幾乎無經不利;但對外用兵,便先後在西曆九七九年伐遼敗於高梁河,九八六年又敗於岐溝。事實上他並沒有統一中國,他滅了南漢(兩廣),並未君臨安南(越南),他深入四川及貴州,並未一統益州(雲南)滇池北邊的大觀樓的孫髯翁長聯有「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之句,就是指漢、唐、宋、元四朝對今天的越南與雲南的做法。所謂「朱揮玉斧」就是放棄今天的雲南省。

遠在元憲余二年(西曆一二五二年),距南宋亡國(西曆一二七九年)二十七年前,蒙古人就討論遠征四川及雲南了,而且以後來的「元世祖」「太弟忽必烈」專征,以兀良合台為總督軍,正是蒙古第三次西征之時,說明元人對西南的重視。元人在南宋理宗寶祐元年(西曆一二五三年)渡金沙江滅大理國,軍事進行順利;寶祐五年平定雲南,仿照漢朝制度,設立郡縣。

忽必烈於攻下大理姚州之後,就班師回大都(燕京),由兀良合台經略雲南。忽必烈就位為世祖後,雲南以東居民認為蒙古不通教化,集眾三十萬人反抗,世祖派兵聲討,並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這是中原朝廷第三次封王主滇。所謂「封王」,不過是周朝封建思想的殘餘,為明清所否定了。

元人治理雲南的功臣,不是蒙古人而是賽典赤(回回)及張立道(陳留人)。張立道提倡農業,並對王室有功。他疏濬昆明池,得良田萬餘頃,使昆明城無水患之憂。他又提高蠶桑的生產技術,增加農民的收入。他又建議在雲南建立孔子廟,辦學校,習禮讓,推廣中華文化。當時,賽典赤奉命在雲南設郡縣,改雲南為行省,就是代表朝廷直接管理雲南。張立道推行的政策,就是得到賽典赤的支持。以今天的話來說,興農業,辦水利,就是發展經濟建設。建孔廟,辦學校,自然是提高文化建設。

實際說來,雲南雖為「行省」,但仍為王室宗親所在之地,雖說王室宗親「不可以議國事」,但賽典赤雖「行省雲南」,還是先稟承宗王脫忽魯之意後才推行政務,那麼,「王」相當於皇帝的代表,「行省」便是「中書省」的代表。所以「行省」是中央集權,不是聯邦或地方分權。賽典赤能在「王」與「行省」之間協跼施政,應該是他對朝廷最大的貢獻,也是後來明清兩朝,確實治理雲南而與內地各省無異的原因。

元人統治雲南,並以雲南為基地,對緬甸交趾等處用兵。這已成了明清兩朝,對東南亞各國施展恩威的模式。祇是在政治制度這方面,元人有濃厚的封建思想,除了由朝廷皇室派出各種名稱的王子如雲南王、宗王、梁主駐剖雲南外,還對各地土酋大姓,封以「土司」的實權,治理地方,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混合體制。

明太祖在推翻元朝之後,雲南還在元人梁王把匝刺瓦爾的控制之下。因為雲南本是中國的版圖,不能不統一;但是,明太祖不想對元人的殘餘用兵,便派翰林侍制王祥於洪武五年(西曆一三七二年)詔諭梁主歸順。梁王遲撰不決,終於殺了王禕。明太祖還是不想對雲南蒙人用兵,到了洪武八年,又派中書省知政事吳雲招諭梁主,吳雲又被殺了。祇好於洪武十四年派穎川侯傳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軍,統率三十萬遠征軍,進軍雲南。在曲靖會戰,梁王派出的精兵十萬,全軍覆沒,主師達里麻被俘,梁王自投滇池而亡,結束元朝對雲南的統治。

明朝是一個有功於國的朝代,它統一了喪失四百多年的中國北方,在五代就自立的安南,梁主盤據的雲南,還派雲南人鄭和領導的艦隊,作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多次遠航對雲南一省而言,也是明朝的功績最大。

一、在雲南推行民屯,在洪武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所謂「以實雲南」,便是使中土之人,在雲南「落地生根」。今天的雲南同胞,都能祖述自己的先輩,來自中土的何省何地,就是在「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的相似情形下,在雲南生根。

二、明朝除了辦理「民屯」之外,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事,便是「軍屯」。這是明太祖寓兵於農的政策,在雲南的明期駐屯軍,也是在文化、經濟、人口等方面,充實雲南的主因之一。

明朝也是以科擧取士的主要朝代,假如雲南是一個不毛之地,或者不通教化,儼然與中華文化無關,要在雲南擧辦科擧,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因為科擧考試,不但要用漢文,還要以經籍為考試的主題,不要說八股文的作法了。我們必須明白,在大理國三百多年的太平時代,就擧辦科擧考試了,元朝至元年間,也開科取士,天下(全國)共取三百名,雲南每榜分得六名,其中蒙古人二名,色目人二名,漢人二名。

到了明朝,洪武三年開科,天下(全國)取五百名,雲南尚未加入版圖(蒙古梁主仍統治雲南),供武十七年增進雲南學校,洪武二十二年選貢生到應天府(南京)鄉試。永樂九年(西曆一四一一年)擧儒生洪誠等二十八名復試,洪誠得進士。此後三年一擧,雲南在全國名額中,或得三十餘名,或得五十餘名,佔了多數名額,內地各省的名額便相對減少。朝廷為了各省分配比較平均起見,便在洪熙元年(西曆一四二五年)「定額」為十人。但是,以後不斷增加名額,到了天啟年間(西曆一六○○年代),已分到五十名的名額,足見雲南文風之盛,非一日之事。

遠在漢朝司馬相如入西南夷時代,滇人盛覽便從司馬相如學文,著有「賦心」四卷。盛覽還鄉,便以所學教投鄉人,算是文教的開始;後來又建學校,立師授經。章帝和帝之時,滇人許叔到中土受五經歸授學生的事,也是雲南推廣中華文化的最佳做法之一。尹珍從頂頂大名的國學大師許慎學經書圖緯歸授鄉人。就是在南詔與唐朝政治對立時代,張忠誠游學成都學書法,王仁求學「生聚阜財」(財經),楊奇鯤學詩文。大理國與宋朝並存之時,大理官員李紫琮到中土交遊諸生,拜訪學校,都是使中華文化在雲南與盛的做法。大理國被忽必烈攻下,高泰祥謾罵元人而拒降做官,被斬,完全與文天祥的正氣一樣,可以光鑑日月。所以,雲南的文風鼎盛,便是漢朝以來,代代相傳的結果。

不要說滇人的文化水準很高,就是統治雲南的蒙古人,也頗通文墨。例如下嫁大理國後裔段功的阿盖公主,在段功被梁王(阿盖之父)格殺之後,曾圖自殺殉夫被阻,乃寫詩以明志,詩曰:

吾家住在燕門深,

一片閒雲到滇海:

心懸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山,

誤我一生踏裡彩;

吐嚕吐嚕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雲片波潾不見人,

押不蘆花顏色改;(下略)

這不是因詩才高雅而傳世,而是阿盖因尚志節而流傳。所謂忠孝節義,正是中華文化的道德實體;這就說明雲南雖在非正常化的時代,中華文化還是在雲南生根。

雲南政權由明朝接管之後,以科擧為例,雲南不但不會落後於中原,人才輩出,反而勝於中土各省,朝廷祇好在名額上加以限制,以求機會均等。這不是雲南人應該以此自豪,而是那些不明雲南情況的朋友們,必須正確了解雲南,才可以談雲南問題。

現在我們應該談到吳三桂了,這位「衝冠一奴為紅顏」的將軍,大家都知道他是引清兵入關的禍首。他去雲南是奉清人之命「平西」,但他並非「平西」的唯一主帥;清人是分三路進軍雲南,一路由定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尼指輝,由貴州進兵雲南;一路由征南將軍固山趙布泰指揮,由廣西進兵雲南,一路由四川進兵雲南,指揮共三人:一為平西王吳三桂.一為定西侯墨爾根,一為都統李國翰,吳三桂並非統帥,他奉諭必須與墨爾根「會議而行」所以在進兵雲南的幾位將領中,吳三桂祇是其一而已。

當時的雲南,受兩股亂兵的騷擾,一股是張獻忠的遺黨,從四川流竄到雲南;一股是安南的土酋沙定洲所部,偷襲黔國公,沐天波(沐英之後),橫行滇中。可以說明朝在雲南力量,已經非常膽弱,但是,清廷還派如此聲勢浩大的大軍進攻雲南,而且以洪承疇為總經略,可見清人志在必得了。

滿漢兵到了雲南,沒有大的會戰,祇是向滇西追擊明朝的孤臣孽子。吳三桂於順治十七年任總管,駐在昆明。到了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為清史上的「三藩之亂」。這時,明朝逃往緬甸的宗室及沐天波等數百人,已被緬甸當局殺了。至少在雲南人的印象裏,吳三桂的反抗滿清,並沒有「復明」的意味。到了康熙二十年(西曆一六八一年)三藩之亂平定,清人在雲南做了什麼事呢?

一、在雍正四年(西曆一七二六年)推行「改土歸流」的政治改革,使雲南貴州的地方政治,交由朝廷的命官管理。也就是貫澈中央集權制度,雲南部絕大份地區,不再由土酋大姓統治。也就是雲南與內地的行政體制,幾乎完全相同。

二、加強教化,使中華文化尤其儒家的思想,更為普遍於民間,興學與科擧,便是加強教化的具體工作。

當然,清人在雲南做的事還多,但祇是明朝的政績的加深與擴大。清人並沒有獨創的福國利民之事。反而在辦理洋務之時,雲南也像其他沿江沿海省份一樣,遭受列強的侵害。

到了近代,因為緬甸和越南,分別淪為英法殖民地,雲南成了唇亡齒寒的敏感地區,滇人對清廷的腐敗無能,對國家的危急存亡,都非常焦慮。所以,憂時懷國之士,也就不會比中原各省為少。 國父孫中山先生十次革命行動之一的河口之役,便在雲南:武昌起義,雲南首先響應。推翻袁世凱帝制運動,雲南結合各省人士發難,也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一貫忠於國家的表現。反抗共產暴政也以雲南抗暴事件為最多。滇省父老及青年子弟,流亡東南亞,仍能保持相當實力決以實力,擁護政府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也是中華文化傳統付予我們雲南人的使命。所謂當仁不讓,雲南人怎會放棄自己的天職呢?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四期;民國73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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