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起義護國的我見

──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雲南起義紀念會講

作者/后希鎧 

一、前言

民國七十三年「護國」前夕,臺北市雲南同鄉會召開「雲南護國起義」紀念籌備會之時,各位鄉長覺得歲序推移,老成凋謝,有關雲南光榮歷史的研究,必須後繼有人。

承蒙各位鄉長錯愛,推希鎧講述雲南起義的經過。要講述這個題目,在我來說,存在著兩個難題;因此,感到十分惶恐。但是,既然是研究雲南的光榮歷史,人人有責,也就勉為其難,承擔下來。容有錯誤,還望各位鄉長不吝教正。

我所說的兩個難題:

一、雲南護國起義,是誰發動,多年以來似乎爭執不休。在講這個題目之時,必須在眾說紛云中,有所論斷│這就是困難之所在。

二、希鏜出生在雲南起義之後的第三年,並非親身經歷,所講所述,無非聽到讀到,是否切題,是否生動,實在是沒有把握的事。

二、爭論的重點

雲南護國起義,由誰發動?是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公案。爭論的重點,就是由唐公發動的呢?還是由蔡公所發動?

我現在用另外一種口氣請教各位:「雲南護國起義,是雲南人發動的呢?還是外省人發動?」是否係雲南人大家都講:「是蔡鍔先生一個人發動的呢?」還是外省人說:「是蔡鍔先生一個人發動的呢?」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認為:雲南護國起義是雲南人和外省人共同參加;但是,這次的革命卻是在唐繼堯先生的領導下,終於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不錯,我們雲南人在擁護共和之役,出錢出力,流血犧牲,貢獻最大。

不過,各位必須明瞭,不僅外省人說:「雲南護國起義是蔡鍔先生領導的」,連我們雲南人也有人說:「雲南護國起義是蔡鍔先生領導的。」

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去護國之役不遠,參加討袁的前輩,大多數健在,他們親身經歷,他們才是真正的歷史見證人。可是,我們的小學老師,都異口同聲地說,蔡鍔先生如何得到小鳳仙的幫助,逃離北京,到雲南發動倒袁運動。我們的小學老師,並非護國的直接參與者,他們之所以相信蔡松坡發動雲南起義,祇是受了傳奇故事的影響。這就是說,連雲南人也誤信傳奇故事,何況遠隔雲南的外省同胞,怎會「不誤信」傳奇故事中的「蔡松坡與小鳳仙」呢?

從諸家敍述雲南護國起義的文章裏,我們也發現各執一詞的矛盾。所謂「諸家」,多半是直接參與雲南護國起義的鄉長,不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但在直接參加雲南護國起義的雲南前輩中,尚有人說雲南護國起義是蔡公所發動,難怪雲南護國起義的史賓,一直各說各話,真象難明。

在我們讀歷史的人來說,唐公蔡公,是誰發動雲南護國起義,並非問題的關鍵,我們重視的是史實的正確性;錯誤歷史的平反,就待後人的努力了。

三、雲南護國起義並非偶發事件

 國父孫中由先生領導革命,建立民國,並未根木摧毀滿清的武力。滿清的武力,幾乎全部掌握在袁世凱的手裏。袁世凱是一個有野心而無民主誠意的梟雄,他逼滿清皇室遜位,又逼孫大總統下野,都是自謀稱帝的手段。

全國有志於民主的人士,不分黨派,都認為袁世凱是戕害民國的國賊,無不以推翻袁逆勢力為職志。二次革命的失敗,肇和兵艦起義受挫,以及各方志士的民主志向不得伸張,並不能說明袁世凱的稱帝野心已經成功;事實上反對袁世凱戕害民國的力量,不斷在海內外發展,正在茁壯之中。

雲南護國起義,便是全國同胞維護民主共和的一種表現。由於滇軍作戰奮勇,不為袁軍所敗,全國民主革命志士,全國握有實力的政治軍事人物,就有充分的機會,進行倒袁工作。

雲南宣佈擁護共和,陸續獲得各方響應;但是,到了海軍宣佈擁護共和,袁世凱的大勢已去,稱帝的一場迷夢才算結束。

所以,雲南護國起義,是時勢之所趨,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種全國性集體表現,並非一、二人的「聲威德行」所能促成,而是眾志成城的結果。

以今天國家的情形來看,中華民國│也就是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多災多難,一直處於流血的艱苦鬪爭之中。

第一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武昌起義,結果是推翻專制,建立民國。

第一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雲南護國起義,結果是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延續中華民國法統。

第三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北伐革命,結果是打倒軍閥的割據,推行訓政。

第四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抵抗日本的侵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結果是實施民主憲政。

第五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就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反對共產極槽暴政│如果極權暴政不滅,就無法在全國範圍之內,實施民主憲政。

我們雲南護國起義,在中華民國奮鬪史上,與武昌起義,或後來的北伐革命、對日抗戰,以及現階段的反對共產極權暴政,都是同等重大的事件。所以,雲南護國起義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發事件。

四、歷史被歪曲了

雲南護國起義,既然是中華民國奮鬪史上的重要一環,當然是一種理性的抉擇,也是大義凜然的千秋大業,怎會是幾個不知不覺的人,因一時的衝動,不知天高地厚,僥倖幹出來的偶發事件呢?

可是,不幸得根,頂頂大名的學人│梁啟超先生,就以微妙的言詞來形客雲南護國起義,令我們讀史約人十分驚異。這一個「跡近侮辱」的用詞,已經有六十八年的歷史了,還沒有獲得平反;賓在是我們後來之人,耿耿於懷的事。

我在上面說過,雲南護國起義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自然也不是突發事件;而是一件有計劃、有謀略的革命工作。但是,這件非常理性的革命工作,卻因梁啟超的參加,被他醜化了。

梁啟超如何醜化雲南護國起義呢?在他致「滇中各將校士卒書」中,有這樣的妙語:「大盜移國,天柱將傾,賴諸公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海內志士仁人,感極而泣,環球萬國,動色起敬。自有史以來,以一地方之舉動,而關係全局,功未有若斯之偉也。」

從表面看來,這是梁啟超先生奉承滇中將士的話;但是,一經推敲,不僅梁氏在醜化滇中將士,而且也貶低了雲南護國起義的光榮地位,而將全功歸諸一人。

梁氏文中所說:「大盜移國……賴諸公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各位想想,莊嚴而有謀略的雲南護國起義,是「一怒」而完成的嗎?在吳偉業的「圓圓曲」裏,就有「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句子。所謂「一怒之下」,在文人的筆端,等於「一朝之忿」。「孟子梁惠王」中有「文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人人都知道,文主是為「帝業」;雲南起義則是為了「民主」,不是「一怒」所能解釋的。在「孟子滕文公」中,也有「一怒而諸侯懼」,便可看出「一怒」不是什麼好字眼了;無非是一時的激動。史記說得明白:「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更足以說明「一怒」並非理智的行誼,而是情感的用事。諸位想想,我們雲南起義是情感用事嗎?

所以,文學名家,以「一怒」之詞來形容雲南護國起義,在心態上已是貶低這次革命的行動價值:不在爭千秋萬世的民主制度,而是逞一時之勇;「怒」的是袁世凱一人之妄行而已。這樣的說法,是我們後世讀史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就是雲南護國起義受到梁啟超先生「一字之貶」,造成唐公與蔡公之問「誰主誰從」,「誰為先覺,誰為後覺」的爭論的主因。

照梁啟超先生的說法,我們「流鮮血,拼死命」的雲南人,都成了「不知不覺」之輩,為聰明人所運用。各位想想,在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號召下,中華民國業已成立的時代,我們雲南人真會愚蠢到麻木不仁而「不知不覺」嗎?

五、雲南與國民革命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不過是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程途上一次橫逆,雲南護國起義既然以袁世凱稱帝為革命的目標,雲南護國起義便是整個國民革命事業的一部份。所以,雲南護國起義,好像武昌首義一樣,是全國性的大事,並非雲南地方的一隅小事。

我們先看看雲南的歷史背景:

一、我國歷代的知識分子,都說雲南遠處邊隅。但是,根據史實記載,從周朝末年開始,雲南便與中原發生密切的關係了。唐時雖有南詔的立國,宋朝雖有大理的自立;但是,文物教化,別無分殊。元朝已在雲南設立行省,尤其到了明朝,遷移內地的大族巨室,到雲南屯墾,我們雲南與內地,已經完全成為一個整體。人不可分,地不可分,雲南之事,就是國家之事,國家的榮辱,也是雲南的榮辱。因此,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當然也不為雲南人所容許。

二、遠在武昌起義之前,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就在雲南發動兩次革命戰役,一次為黃克強先生指揮的「河口之役」,一次為黃振鴻先生指揮的「騰衝之役」。我們雲南人所受的國民革命薰陶,怎會比其他省份為輕呢?雲南人之支持及參加國民革命,也不會落後於人。

三、武昌起義,也就是辛亥革命之時,我們雲南首先響應。唐繼堯先生說:「辛亥改革,繼堯在滇舉義,繼督黔省,無非本良知之體,以求達救國之目的及共和之告成。」可見救國及成立民主共和國,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的要求,全國同胞都能體認民主共和,是救國必經的途徑。袁世凱逆天行事,為全國同胞所不許,當然也不為雲南人所容。

為什麼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會在雲南發動呢?

一、雲南的領導人唐繼堯諸先生,多是同盟會或國民黨黨籍人士,早有民主革命的思想;早有倒袁的思想準備。

二、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的直屬武力,尚未控制雲南。所以,國民黨人握有實力,雖然力量有限。但是,大家深信民主政治,乃時勢之所趨,倒袁運動,必獲全國同胞的支持。袁世凱稱帝,完全出於一己的私慾,不過是歷史的逆流,更為國人所不齒,未必長久。所以,擁護共和的發難,便在雲南舉事。

因此,從政治思想及政治信仰上去看,雲南護國起義,完全是合乎時代要求的革命行動。並不如梁啟超先生所說,是「一怒」而震驚天下的「臨時動機」所引起。

六、雲南護國起義的準備

為什麼說雲南護國起義並非「一怒之下」的行動?而是一種有計劃的革命行為?並且與河口之役、騰衝之役、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都是一貫的革命行動?因為雲南護國起義,在外省人蔡鍔、李烈鈞諸先生抵達之前,就看了準備,並非受到外人的鼓動。

一、袁世凱這迫 國父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並由臨時參議院勉強推選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後,袁世凱的所行所為,都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而且對國民革命的主流│中國國民黨,採取鎮壓政策,對中國國民黨人員,進行暗殺;獨夫政治,暴露無遺,袁世凱便成了推翻滿清之後的第二個革命對象。

二次革命的目的,就在推翻袁世凱的獨裁政治。不幸二次革命失敗,但雲南還保有南方的武力,雲南的先賢,也保有濃厚的革命思想。

唐繼堯先生說:「繼堯外觀時變,內察國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就是要鞏固中央,推行民主政治。

唐繼堯先生也說:「不意天禍中國,項城(袁世凱)不道,當未發生帝制之時,其用人行政,已不能協我良知之評判」,就是在袁世凱陰謀稱帝尚未明顯之前,唐繼堯先生已對袁世凱領導國家,失去信心,對我國民主運動,已有憂慮。

在帝制問題發生之前,唐繼堯先生從貴州回到雲南主政,就進行推翻袁世凱政權的準備工作,當時叫做「倒袁」。這項倒袁工作的準備,包括四種活動:

⒈連絡一切倒袁志士,同時網羅人才,安插在雲南服務,甚而以金錢接濟流亡各地的倒袁人士。

⒉充實雲南武裝部隊,準備進擊龐大的北洋軍隊。

⒊籌備經費,一面向國外購買軍火,一面支付擴軍的薪餉開支。

⒋派遣志士,到國內外重要地區,進行組織聯絡及情報的蒐集工作。

從這些準備工作去分析,沒有一件是「一怒之下」的行動。

二、袁世凱稱帝工作,大力展開之後,唐繼堯先生說:「及其發生帝制之後,訴之良知,尤恨其(袁世凱)庸人自擾,遠之則訊問海內之同志(唐為同盟會會員),近之則體察滇中之各界,類皆極端贊同,振臂一呼,四方饗應」。從這段話分析得知:

⒈唐繼堯先生十分鄙棄袁世凱的稱帝浩動,說他「庸人自擾」。

⒉唐繼堯先生認為推翻袁世凱政權,是全國大事,所以他要「詢問海內同志」。

⒊唐繼堯先生再造民主共和體制,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是以雲南為基地,所以他要「體察滇中各界」的意向。所以,當唐氏振臂一呼,發難起義,再造共和之時,才會全國響應。

三、就雲南護國起義的實務來說:

⑴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唐繼堯先生召集高級將領及幕僚人員;商討籌安會(帝制運動之主要機構)所造成的「時局」,決定一面準備作戰,一面派員分往各國各地進行聯絡情報工作。

⑵民國四年十月七日召集高級將領,決定發難日期為「民國五年元旦」,也就是袁世凱登極,改元洪憲之日。

⑶民國四年十一月三日召集團長以上軍官,商決「密定出師討袁計劃」,並訂定作戰方略,積極籌備出師。同年十二月九日,命鄧泰中及楊蓁率部向四川進發(步行),於民國五年一月二十日攻佔四川敍府(北洋軍駐守),從出師(雲南省會一帶)到入川(相距一千多公里),僅二十九天:可見護國軍以謀略及英勇取勝。

⑷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二十日,分別由海外迎接李烈鈞及蔡鍔兩先生入滇,並於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由唐繼堯先生主持會議,決定提前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佈反對帝制。到民國五年一月採取軍事行動,決定以武力解決問題。

從上述準備倒袁的工作,以及宣佈起義的過程來分析,雲南護國起義,決不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一怒之下」的魯莽行動,更不是傳說中的蔡鍔脅迫唐繼堯起義那麼戲劇化的幼稚行為。

七、唐蔡梁的三角關係

蔡鍔和唐繼堯兩先生,都在日本留學,同是民主政治思潮的信徒,也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唐繼堯先生加入了同盟會,蔡鍔先生也加入了國民黨,都是同一戰線上的同志。

梁啟超先生是保皇黨的元勳,也就是主張君主立憲。所以,在政治思想上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革命,頗有出入。但是,梁啟超先生與蔡鍔先生有私人關係,在袁世凱密謀稱帝之時,梁蔡兩先生便有倒袁的謀劃。梁赴兩廣,蔡赴雲南。站在梁蔡兩先生的立場,他們自然是在為國是而奔走。但是,卻不能因梁蔡有約,就必須否定唐繼堯先生的努力。

我們應該這樣說,要推翻袁世凱稱帝的人多的是;但是,大家都沒有實力。有實力的人雖不滿袁世凱稱帝,卻沒機會作周全的準備,都採取靜觀時變的態度。蔡鍔先生因與唐繼堯先生是舊交,在唐繼堯先生廣求倒袁同志之時,迎接蔡氏到雲南發難,應該是如虎添翼之事。同時也說明擁護共和,推翻袁世凱稱帝,唐繼堯先生並不認為祇是雲南人的事,應該由全國人士參與。

所以,我們讀史的人,不但對唐公表示敬意,對蔡李(烈鈞)兩氏也一樣尊敬他們。他們不遠千里,到雲南率軍作戰,在事實上的確增加了雲南護國起義的號召力。因此,刻意強調誰發動雲南護國起義,並非治史的良法。假若因而抹殺了他人的事功,更非讀史者的願望。

我們所要辯證的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國民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在雲南進行了。民國成立之後,袁世凱要做皇帝,全國反對,但受袁世凱控制,正義不得伸張。雲南得到人和地利之便,謀劃發難倒袁,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並非出自任何私人的鼓動。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五期;民國74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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