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繼堯與蔡鍔

──紀念「雲南起義」七十周年並試釋唐蔡「爭功」公案

作者/后希鎧

乙卯(民國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陽曆),繼癸丑(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雲南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後來的人稱為「雲南起義」,當時則稱為「擁護共和」或「護國」;首義的義軍,則稱為「護國軍」。

雲南起義的目的在維護我國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擁護共和。實際的行動,是對當時的大總統袁世凱進行武裝革命。因為袁世凱做了大總統還不過癮,要做「中華帝國」的開國之君,盛傳民國五年的元旦便要登極,改年號為「洪憲」。由於雲南起兵反對,各方響應,袁世凱見大勢已去,祇好在民國五年三月宣布撤銷帝制,於當年六月死亡。

袁世凱準備稱帝之前,曾於民國二年迅速擊敗國民黨發動的二次革命,躊躇滿志,一面大加殘害國民黨人士,一面廣佈勢力,聲勢赫赫,大有舉世懾服之概。誰知雲南意能以少勝眾,延續民國法統,在當時實在是一件民國史上的大事。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於民國五年自上海致電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電日:「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國基已定,四萬萬人方想望太平;不圖秉政者野心未除,誕生帝孽,籌安稱制,民國幾亡。雖其時義士人人奮起相爭,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獨立,誓師申討者,實推滇省;遂使西南響應,舉國普從,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義,一則為民國開創之功,一則為民國中興之業,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紀念者也。伏乞總統國務院主持,將雲南起義日,定為國慶日外,更予唐督軍暨起事諸人以懋賞,以彰勛勞,昭示來茲。臨電無任盼禱!」

可見雲南起義足以比美武昌起義,意義重大。就搞政治的立場來說,搶得首功的人,不但功不可沒,流芳百世,還可作為深入政治堂奧的敲門磚。所以,雲南起義便有人在爭功;到了今年,已經整整的七十年了,這件歷史公案,還在民間以訛傳訛,實在是一件憾事。

所謂「爭功」,便是唐繼堯和蔡鍔二人,誰是主動?誰是被動?為了要正確了解這段史實,筆者參閱諸家著作、各種記錄之後,認為先了解唐、蔡二人的過從和作為,我們就會相信國父致黎元洪的電文是真實的。

唐繼堯與蔡鍔之間,祇有同學、友誼、部屬、長官及幹一番大事業的關係;沒有誰主誰從的世俗之見,更沒有誰是先知先覺,誰是後知後覺的事實。

為辯證史實,我們從這兩個人│唐繼堯與蔡鍔的時代背景說起。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諺語,就可從這兩個人的作為,可以得到註腳。

唐繼堯是雲南會澤人,蔡鍔是湖南邵陽人,他們都是清末廢止科舉之後的「新鮮人」。

唐繼堯必須從老家會澤步行到雲南省會昆明,再從昆明步行經貴州、湖南,搭船到上海,然後登輪到日本去讀洋書。蔡鍔到日本,比唐繼堯方便一些。但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大清帝國的留日學生;據說唐繼堯本來去讀工科(業),自認做軍人才能做大事、救國家,便進日本的軍事學校,得與蔡鍔同學。在二百多位軍事學校同學中,以唐繼堯的年紀最小。

唐、蔡二人最大的共同之點,就是適逢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鼓吹革命。雖然蔡鍔的恩師梁啓超是君主立憲運動者,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思想,推翻專制的民權主義思想,還是深受這兩位年輕人的信仰。

這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造了時勢,後來的時勢又造了這兩位英雄人物。唐繼堯加入同盟會(國民黨的前身),蔡鍔加入了國民黨,都是國父思想的信徒。

因為介紹蔡鍔(字松坡)的書刊甚多,為了節省篇幅,對留日時期的蔡鍔,本文不再介紹。但是,由於唐繼堯沒有一位恩師如梁啓超一樣有知名度的人替他捧場,我就不能不將唐繼堯的留日情況,略加介紹,以免國人繼續「誤會」唐某是一名大老粗;唐某應該像蔡某一樣,頗有才華,否則他們不會志同道合、生死相共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設的同盟會,幾乎所有士官生(留日軍事學生)都加入了;唐繼堯還跟他的同學,秘密結社,組織「陸軍團」,以「革除滿清」(民族意識)、「推翻專制」(民主思潮)為唯一目的。換言之,這個「陸軍團」就是行動組織,擔任革命的實際任務。

在學術思想的努力方面,唐繼堯和他的學友,創設了武學社,發行了「武學雜誌」,提倡尚武精神。這是洗滌「東亞病夫」及效法日、德軍國主義的直接反應;大致與「文學生」推介明治維新或崇尚「西法」相似。

唐繼堯更以他的家鄉雲南,受英緬及法越的包圍,外力侵陵為懼,因與雲南志回道合之士,創辦「雲南雜誌」。一在喚醒雲南同胞,面對強隣,團結共負救亡圖存的使命。一在輸入革命思潮,推翻滿清,建立社會的共識。

這本「雲南雜誌」可以說是開革命風氣之先,雲南之能夠首先響應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發難推翻袁世凱帝制運動,便與革命思想的鼓吹,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雲南起義」並非完全是軍事將領的領導中心問題,雲南青年軍人的用命,國民黨人的努力,工商團體的支持,教育界的犧牲奉獻……才有那麼和諧完美的革命行動。

一言以蔽之,外求抵禦外侮,內求民主自強的革命思潮,早已充滿雲南社會,才是雲南起義成功的基本因素。唐繼堯能夠參加「雲南離誌」的組織,可見唐繼堯先生,並非僅是一介武夫而已。

唐繼堯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一面學習士官生的本行│軍事學術之外,便是參加同盟會的政治活動。那時候的人,為什麼要強調政治活動為「革命」呢?就是他們已否定滿清專制的政府的存在價值,祇有實行「新政」才能救中國。這是一條艱鉅的道路,沒有思想,沒有信仰,沒有力量的人,空談推翻滿清,便淪於「秀才造反」的悲運。

唐繼堯和他的同學蔡鍔、李烈鈞(雲南起義三將領之一,江西人)、羅佩金(鑄南起義第一軍總司令蔡鍔的總參謀長,雲南人)等人,如果以今天的話來說,都是「愛好文藝」的武學生,常常寫詩詞唱酬。如果以舊話來說,這些會寫詩填詞的未來將領,便可稱為「儒將」│有通文墨之意,並非大老粗,連「扁擔模樣的字」也不識。我們不能說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及羅佩金這些雲南起義的參與者,都是詩人,但他們確係愛國情操豐富的一羣留學生,一羣有抱負的親密同學。民國前二年唐繼堯由日本返國途中,寫了一首「遣懷」之詩日:

磊落襟懷唱大回,

昆池水淺且藏龍;

願銷天下蒼生苦,

都入堯雲舜雨中。

詩的技巧如何?留待方家去評去論,我要說明的是唐繼堯除了是一個留洋的軍人之外,還有救蒼生的抱負。

這名要救中國的留學生唐繼堯,眼見留學國│日本的名將,都具有王陽明學說的修養,而且那些所謂「名將」的戰略思想,無不得力於中國的王陽明學說,真是感觸良多。唐繼堯就自行研究王陽明學說是什麼一回事,後來便與日本「陽明學社」飽學之士交游,窮究知行合一之說。這就是唐繼堯此後的行為準則,也就是唐繼堯與蔡鍔等同學不專事空談,能說能做的思想來源。

由於日本當局對中國留學生「保留一手」,軍事學術之關鍵或高深之處,一概列為機密。我國留學生不是傻瓜,就千方百計,暗中購藏。日本政府下令搜查,唐繼堯剛好從士官學校畢業,便與其他同學憤然歸國。但是,唐繼堯並非一名為留學而留學的人,他在歸國途中,做了三件事:

一、到亡了國的韓國,去看看日本人的作為。又到處境與雲南相同的東三省,去看看日本及俄國對東三省的威脅。從軍事、外交及政治去了解這些地區的問題。

二、從東三省回到天津,便將在日暗中購得的重要軍事著作,譯成中文。也將在韓國及東三省考察所得,撰寫成冊,刊印二十餘種。

三、當時滇越鐵路已經通車,唐繼堯便取道越南回滇。在軍事上滇越鐵路將對法國帝國主義者有何便利?居於防守的雲南,應採何項措施?便是唐繼堯考察的重點。

為了說明唐繼堯去韓國考察,並非空手而歸,特選錄唐繼堯「遊韓感賦」(民前二年作)一首如次:

衣冠猶是漢威儀,

對此如何不淚垂!

大陸龍騰三萬里,

快分霖雨潤藩籬。

唐繼堯回國後,對韓國復國志士,多方支援。韓國獨立後,唐先生雖已謝世,仍然受韓國政府列名申謝,讀了他的詩作,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在雲南人說來,越南割讓法國,非戰之過也,完全是滿清政府的昏庸,昧於國際事務的結果。這邊已打死了法國侵略軍大將孤拔,那邊(北京)卻在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可是,義和團之亂以後,清廷派來的總督如錫良及李經羲,並非腐朽之輩,他們銳意改革,創辦講武堂(軍校),建立新軍,一在邊防(國防),一在鎮壓革命。

新軍的軍官都是北洋系分子,如靳雲鵬、曲同豐、鍾麟同等人,都是當道的將領。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滇籍青年軍官,多受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洗禮,民族意識堅強,且借機灌輸革命思想,頗受疑忌。

唐繼堯雖因籌備秋操有功,委充七十四標第一營管帶(營長);但因他大談民族主義(當時有新思想的人,認為滿人入主中國,是漢人的恥辱),便被剝奪軍權,調任講武堂的監督。其他歸國的滇籍軍官,多半遠離兵權,充任各種軍中閒職。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唐繼堯、蔡鍔、羅佩金等人都是詩文相交,志趣相投的要好同學。羅佩金也在滇軍中充任閒員,被李經羲派往上海購械。這時,蔡鍔從廣西武校失志,閒居上海,與李同學羅佩金相遇,經羅佩金去電向李經羲推薦,邀約到滇(蔡鍔與唐繼堯一樣,同樣任過管帶)。經李經羲的一再提拔,終於繼王振畿之後,充任第三十七協統領(旅長)。在滇留日士官生中,蔡鍔的兵權最大,又是老大哥之一,於公於私,都成了領袖羣倫的中心人物。

唐繼堯調任講武堂監督後,便以武校學生為對象,鼓吹革命,灌輸民族主義,成為推翻專制、建立民國的中堅分子。這時,全國革命氣氛高漲,雲南也有山雨欲來的聲勢。

我們必須明白,並非留日士官生才懂革命之道,雲南文教界及一般青年學生,都有濃厚的革命思潮及民族意識。祇是士官生回國,服務軍中,權力在身,容易表現而已。到了武昌起義,社會支持軍方發難響應,說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號召,對雲南確有深厚的影響。唐繼堯及蔡鍔兩人的合作「幹一番大事」,也從響應武昌起義及以後的行動中,充分表現了的「同志愛」及互相信任。

雲南響應武昌起義叫做「滇軍反正」,勝利之後叫做「光復雲南」。「反正」就是革命的意思,也就是雲南的清廷新軍響應革命。當時的兵權最大者為蔡鍔,新軍中的革命軍官│尤其是日本土官學校出身的軍官,便一致推舉第三十七協的統領(又稱協統)為指揮,進攻昆明。

響應武昌起義的軍官,多次在唐繼堯的私宅集會,議定陰曆辛亥九月初一舉義(武昌起義是陰曆八月十九日)。繼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說雲南與法越英緬列強毗鄰,義旗高舉,必定引起英法以保護僑民為借口,進兵干涉,反貽禍害。不如靜觀時變,一俟響應武昌起義的省份較多,宣佈起義響應,成功的機會才多。

唐繼堯對這種畏首畏尾的態度,獨持異議。他說滿清滅亡的氣數已到,我們革命青年,必須毅然決然,誓師響應,光復祖國,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如果徘徊等待,趨利避危,便是投機,不是革命志士應有的態度。清廷遙遠,北方兵力難達雲南,如果雲南迅速起義,反而促成西南各省早日獨立(脫離清廷),然後聯合北伐,應援華中各省,直搗燕雲,飲馬蘆溝,一舉而雪數百年的國恥,實在是意中之事。

唐繼堯為什麼要說推翻滿清是「雪」數百年的「國恥」呢?這就與雲南的歷史有關,因為大多數的雲南人都是明太祖派去雲南的遠征軍後裔,明朝被滿清取代,所以對滿清的看法,分外不同。唐繼堯的一席話,也就容易為滇籍軍官所接受;而且決定歃血為盟,暗中佈置,於九月九日重陽節起義。

滇中父老,一直傳說辛亥年的重陽節前夕,陰雨綿綿,到了重陽這天,突然天開雲瑞,天空出現五彩慶雲,象徵光復雲南,必定勝利。

依照起義的秘密計畫,駐紮郊區的新軍,分成兩路進攻昆明(省城)。蔡鍔統率謝汝翼等步兵,由巫家壩(城東南)大本營入城;唐繼堯統率廋恩暘、劉祖武、李根源等砲兵(唐繼堯是砲科畢業),由北較場(城西北)大本營入城。

這就是蔡鍔和唐繼堯的第一次合作,兩個不相隸屬的軍官,為了革命而指揮兩路軍隊,完成共同的目標。蔡鍔指揮的部隊,進攻軍械局,唐繼堯指揮的部隊,進攻總督署;城內講武堂的學生,由沈汪度統率開城接應。由於革命黨人策劃週密,新軍中的第七十三及第七十四兩標(團)均被蔡鍔及唐繼堯「運動」成熟,除了總督署及軍械局的衛隊有抵抗之外,正規清軍都成了革命的武裝,可以說在重九節一夜之間,便轉移了政權。

這裏應該一提的是蔡鍔及謝汝翼進攻軍械局,曾遭抵抗,僵持不下;唐繼堯就派兵協助友軍攻下軍械局,說明蔡、唐二人曾在戰爭中互助。

清吏有的逃了,有的關了起來,清人在雲南的統治,就此結束。參加革命的軍官在會議中決定,於五華山組織「軍都督府」,推蔡鍔為都督,唐繼堯為副都督。但是,唐繼堯堅辭不就,僅任軍政及參謀兩部的次長,仍兼講武學校的總辦,並任新開辦的「陸軍幹部學校」校長。

武昌起義,終於推翻清廷專制政體。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那就是袁世凱及他所能影響的北洋系軍人,要左右中國政治。在雲南方面,便決議組成北伐軍,派唐繼堯任北伐軍總司令│這是蔡鍔跟唐繼堯共舉大事的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光復雲南,推翻清廷在雲南的統治。

雲南北伐軍的作戰計畫是:取道永寧和瀘州(四川),會合援川滇軍(平鐵路風潮),由四川出秦(陝西)晉(山西)以達燕雲,配合南方的民軍(革命軍)作戰,以消滅專制遺孽。

唐繼堯受命擔任雲南北伐軍總司令後,即於民國元年正月,率三千健兒,向四川進發。這時,貴州發生哥老會趙德全踩躪地方事件;貴州士紳組成「耆老會」,秘密派遣代表戴戡及周沆二人,向雲南借兵平亂。滇省都督蔡鍔等人,認為貴州不能安定,雲南支援革命軍北伐的願望,便會落空。所以,便同意貴州耆老會的請求,命令唐繼堯率領的北伐軍改道,先到貴陽代黔平亂,然後再行北伐。

民國元年二月,唐繼堯統率的北伐軍,改道抵達貴陽,三月一日貴州省紳民就宣佈趙德全的罪狀,追他辭去自稱的都督職務,並請滇軍進入貴陽城鎮壓。

唐繼堯並未接進城,他先派軍控制城外戰略要地,函告趙德全「眾怒難犯」,自行解職,保證保全趙某的生命財產。趙某不答,並作抵抗滇軍準備。唐繼堯即於三月二日黎明率軍進入貴陽城,攻陷都督府、火藥局、執法部等處。貴陽城外的哥老會徒眾駐紮的南廠、黔靈山、頭橋等地,也被滇軍攻下。黔亂算是平定,唐繼堯仍準備繼續北伐行程。可是,貴州各縣亂黨勢力仍在,士紳憂慮滇軍一走,人民仍遭迫害,堅留唐繼堯留黔,繼續平亂。

唐繼堯一面答應留在貴州一個月;平亂的善後工作,應由貴州紳民自行速謀對策。並且向貴州紳民約定:如果四川或雲南發生突然變故,唐繼堯就要赴援,不能留在貴州。當時(武昌起義之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軍人內閣,曾派馮國璋率師南下,攻佔革命基地的漢陽,大局岌岌可危,南方獨立各省,才有合組北伐聯軍的計畫。唐繼堯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國家大事,當然不能在貴州久留。同時,唐繼堯也要向雲南當局請示,並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結果蔡鍔同意唐繼堯暫留貴州一月,協助善後。

就在這時,所謂「南北統一」告成,南方各省北伐軍一律中止前進。唐繼堯以暫留貴州一月之期已滿,便要起程回雲南。貴州議會也在這時電奉中央核准,正式任命唐繼堯為貴州都督。並以助黔平亂有功,特授勳位│補官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這就是蔡鍔做了雲南都督,唐繼堯又去做貴州都督的經過。

然而,南北雖然統一,袁世凱做了大總統,野心猶未滿足│要做皇帝,處處迫害國民黨人(又稱民黨)。蔡鍔和唐繼堯的故事,也就投有結束。到了民國二年(癸丑)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蔡、唐這兩位督軍,就秘密商議,組織滇黔聯軍,響應二次革命。

為了正確了解這個時期的唐繼堯,應該提一提他在就任貴州督軍之後,曾通電反對袁世凱對外借款,指為飲鴆止渴,主張舉辦「民國公債」,由各省趕辦。唐繼堯既非出身北洋軍人系統,做了貴州督軍,並不想保有既得權位,甘犯袁世凱之大不韙,證明他對國事是一位有膽有識的革命軍人。

蔡鍔和唐繼堯響應二次革命的聯軍行動,是應援重慶的熊克武。熊氏為川軍第五師長兼重慶鎮守使,他也響應二次革命,在重慶舉兵討袁。

袁世凱為了試探雲南及貴州兩省對他的忠誠,便任命唐繼堯為滇黔軍總司令,出川攻擊熊克武。這又造成蔡鍔及唐繼堯為國事第三次合作│唐繼堯向蔡鍔密商,決將滇、黔兩省的軍隊,分為二路入川,結合熊克武的川軍,順長江東下至武漢,支援東南各省討袁(二次革命)部隊,聯合北伐,消滅專橫而誅鋤異己的袁世凱,建立中國真正的民主共和。

蔡鍔派遣謝汝翼、劉雲峯等部,經滇境東北,入四川的瀘州,順長江赴重慶。唐繼堯派遣葉荃、黃毓成等部,由貴州(貴陽附近)逕奔重慶。當時既無公路和鐵路,又無水上航道,必須步行,行軍異常遲緩,在蔡、唐未抵川境之前,二次革命的軍事行動,已被袁世凱派軍迅速擊敗。熊克武的川軍,也被袁軍擊敗,逃離重慶。

在蔡鍔及唐繼堯來說,他們認為二次革命迅速被袁軍擊敗,革命猶如曇花一現;袁世凱聲勢方張,革命大勢已去,祇好中止進行討袁行動,以待時期。

袁世凱既然擊敗二次革命,必然要對蔡鍔及唐繼堯下手。由於雲南貴州兩省,處於雲貴高原,地形錯綜,道路崎嶇,極不適合現代槍砲戰爭。袁世凱雖為北洋系軍人的馬首,也沒有在滇黔用兵必勝的信念,祇好用欺騙的方法,謠傳重用蔡鍔的流言,將蔡鍔調到北京。

這又促成蔡鍔與唐繼堯為國事第四次合作的機會│蔡鍔被調走了,雲南都督由誰來做?這是關乎討袁的實力問題。依照當時袁世凱的佈置,全國各省,均由北洋系軍人主掌兵權;蔡鍔奉調入京,遺缺自然而然地會派北洋系軍人接任;雲南也就入於袁世凱的掌握。這是極易明瞭的道理,蔡鍔及唐繼堯怎會不知司馬昭之心?

蔡鍔向袁世凱推薦唐繼堯接充滇督,並非如後人所說:「出自蔡公對唐公的恩典」。也不如偏愛唐公者所說:「中央(袁世凱政府)以唐氏鄉望素孚,乃調任為滇督。」實事上是一著不得不如此下法的棋局。如果蔡鍔局。如果蔡鍔不「力保(薦)」黔督唐繼堯回滇,推薦蔡鍔自己的部下任何一人接任,因資望不夠,袁必另派北徉系軍官接替蔡鍔為雲南督軍。祇有調回唐繼堯,才能使袁世凱心理平衡│蔡鍔離滇,達到調虎離山的願望,唐繼堯回滇,袁世凱政府容易控貴州;然後再一步一步收拾唐繼堯,以便確實控制雲南。

唐繼堯有無作為?在蔡鍔的眼裏,是肯定的。事實告訴我們,貴州向雲南借兵平亂,他不僅勝任愉快,而且還通過黔省議會的保薦,做了貴州督軍。如果唐繼堯沒有才華,事事出於被動,怎會在貴州有傳奇式的表現呢?唐繼堯回到雲南,也不會表現庸碌,任袁世凱宰割。

唐繼堯是民國二年十月從貴州回雲南,第一道難題,便是蔡鍔已調離雲南,雲南大理有楊春魁擁兵謀亂,雲南臨安府(建水)一帶,有張祿勾結駐軍叛變。一在滇西,一在滇南,稱為雲南大息;但都經唐繼堯迅速平定,鞏固了唐繼堯的統治基業,也提高了唐繼堯在雲南人中的聲望。

第二道難題是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袁世凱圖謀確實控制國家,便積極改變民國官制,取消各省「都督」的名稱,易稱「將軍」。雲南都督唐繼堯,便稱為「開武將軍兼雲南巡按使」,就是軍事將領兼辦地方庶政。不久,袁世凱便派進步黨變(前身為保皇黨)的任可澄(貴州人),擔任雲南巡按使,主管雲南的省政。表面上宣傳為「軍民分治」,一般雲南人卻認為袁世凱派任可澄來監視唐繼堯;因為當時各省「將軍」,多半是北洋系將領,唐繼堯出身日本士官,又是同盟會孫中山先生的信徒,袁世凱怎能放心得下?

在這種「文官」來自於袁世凱的情形下,「武官」要革袁世凱的命,誰說不是一道難題呢?唐繼堯雖然喪失了政權,卻有膽識借用政治上的理由,說雲南與強鄰毗連,國防十分重要,不練精兵,就不足以抵抗外侮。唐繼堯得到袁世凱的認可,大力擴充有名的雲南講武學校,培養軍官人才(幹部)。又開辦將校講習會,加強高級及中級軍官的進修,並親自主持教務。政治課程重視道德(倫理)要旨及決制概要,軍事課程以名將事略為主。每星期日對將校級軍官舉辦演講會,以王陽明學說、孫吳兵法及現代軍事學術思想為主。同時,唐繼堯更重視對將校剖析時事,將我國的內憂外患,禍至無日的危險,都歸結在軍人保衛國家的責任之上。並說明二次革命失敗後的時局為「粗安」,事實上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必須平時加強訓練,才能在非常時期,發揮作用。

當然,唐繼堯不是一個專談理論的人:第一,他將蔡鍔留下的軍官職務,大加調整,以適合他「倒袁」的人事佈置。第二、對任可澄(巡按使,掌省政)親袁世凱一派進步黨人,善加應付。這就造成軍中人事嚴密,軍政互不牽制,達到提高戰力及省內和諧的要求。

蔡鍔被袁世凱調到北京,有沒有像傳說中所說:「受到重用呢?」袁世凱既未任命他組織內閣,也沒有任命他擔任參謀總長,連湖南(蔡的家鄉)都督也沒有給他。

蔡鍔擔任的是高等軍事顧問、參政院參政、昭威將軍督辦經界局、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等職。所謂「名為優遇,實等幽禁」;蔡鍔知之益深,韜光養晦(裝聾作傻)愈甚,過著不得志的日子。

當時袁政府的國務總理是熊希齡,他的內閣閣員名單如次:

梁啓超、張謇、張一麐、湯化龍、汪大燮、傅增湘、江庸、黃炎培、錢能訓、吳鼎昌、張嘉璈、汪有齡、曹汝霖、朱啟鈐及熊希齡等十五人。

傳說蔡鍔之進京,這個以進步黨人為首的內閣總理熊希齡,曾經去電蔡鍔「勸駕」。但是,這個內閣卻被解散了,蔡鍔不得志,連他的老師梁啓超也摒之政治舞臺之外。這時正是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被解散了。用今天的話來說,國民黨己處於「非法地位」。反過來說,袁世凱的勢力,正如日中天,誰也奈何他不得;帝制運動便在這種情形下「運動」起來。不要說北洋系軍人認為「槍桿子萬能」,不知民主為何物。就是正牌民主國家如美國有的高級知識分子,也在為「中華帝國」催生,說中國國情不適合民主。

蔡鍔身在北京,好比籠中之鳥,他能做什麼呢?他能「遙控」遠在雲南的唐繼堯嗎?參與討袁的雲南老前輩,對蔡松坡(鍔)逛八大胡回窯子房的說法,頗為反感。蔡鍔北京私宅被搜查,一無所獲,原因是蔡鍔的機要文件都由雲南老鄉周鍾嶽(前考試院副院長)收藏得當的緣故。小鳳仙如此這般,不過出自「野史家者流」,正如三國演義中多了一名貂蟬,也是無傷大雅的事,老前輩們大可不必認真,視為「笑話」。

依照張維翰先生(雲南起義時任雲南箇舊縣長,曾與袁軍內應龍體乾部交戰負傷;前監察院副院長)的「雲南起義紀實」一文所說:乙卯(民國四年)八月籌安會發生,蔡(鍔)在京致唐(繼堯)密電略謂:「此問發生籌安會,討論國體問題,此事關係國家安危甚大,公意如何?」如果紀載沒有錯誤,好像蔡鍔與唐繼堯之間,並無「倒袁」的默契;似在徵詢,非催促部署應變也,更未示意「武力解決」。

依照廋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一書的說法,楊度等人的籌安會及段芝貴等人通電(鼓吹帝制)到雲南,唐繼堯即秘密召集軍中「中堅人物」,在混成團本部訓話:「袁氏(世凱)不安總統之位,早已見諸形迹,今令楊度等公然設籌安會,大倡君憲救國之說。顧吾輩以無量數黑鐵赤血換來之民國,茲一旦為彼獨夫奪而私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堯雖不敏,願與天下英雄殲此國賊,諸君其有意乎?各軍官皆奮然日:『將軍尚能犧牲一切權利,以為國為民,吾曹部下,又安敢不傾誠聽命,執戈效死。』」說明唐繼堯早有舉大事的雄心,現在向部屬公開心底的秘密。廋恩暘也是士官生,雲南起義時擔任軍務廳廳長,自然是領導中心的一員,易於接近機密。

筆者的意思不是說廋恩暘的記述較為可信,而是說在「雲南起義」大功告成之後,卻發生「蔡公主動」還是「唐公主動」之爭。吵吵嚷嚷幾十年,上述兩段文字,也是在主動與被動之間作文章。筆者遍覽各家的說法,認為辛亥革命成功,二次(癸丑)革命失敗,都是國民黨人的所作所為,從來沒有誰主誰從,爭論不休的問題發生。但是,雲南起義卻因進步黨人的參加,成了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公案。例如將蔡鍔形容成一位傳奇人物,幾乎「一舉手,一投足」都成了英雄行徑。記得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我們的校長最愛講護國故事,說蔡松坡如何在北京裝瘋,如何自示墮落,如何逃滇,如何宰雞頭以脅迫唐繼堯起義;後來才知道是一派胡言。

事實告訴我們,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被解散,黨人被殺被抓,逃過劫數的人,非亡命國外,就是潛藏國內;雲南成了民主勢力的臥虎藏龍之地。天時(時勢),地利(天高皇帝遠),人和(唐繼堯的大度包容各黨各派,雲南人的勤忠國事),造成二次革命後各方志士向雲南集中的大好機會。依照唐繼堯的親近秘書白之翰(貴州人)的「護國簡史」所說,到雲南參加推翻袁世凱帝制運動的人士,有「蔡鍔、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熊克武、韓鳳樓、但懋辛、王伯羣諸公,亦皆久相默契,次第來滇。」

說到曾在雲南任職的各省人士,或滇籍散處外省的老鄉,唐繼堯發覺他們不是國民黨的忠貞之士,便是受袁世凱壓迫而不得在位之人,唐繼堯自黔返滇之後,都起用了他們。如葉荃、黃毓成、趙福祥、羅佩金、顧品珍、劉雲峯、李雁賓、呂志伊、李日垓、李宗黃等人,都在雲南起義之前,分別儲備起用,作為「倒袁」的中堅,而且他們幾乎都是青一色的同盟會或國民黨人;這也可以看出,國民黨人才是矢志推翻專制,誓死反袁稱帝的中堅。

我們也可以在此看出「雲南起義」是承繼二次革命而來,在籌安會帝制運動以前,唐繼堯就開始作種種「倒袁」準備了。帝制運動曝光之後,滇中羣英,並不認為蔡鍔一定能夠逃出北京,更沒有「非公不行」的意思。所以,在唐繼堯的推動下,才會在民國四年的九月十一日在混成團本部秘密召集將校級人員集會(第一次討袁會議),約定三事:一、積極加強部屬愛國精神教育;二、整理武裝,準備作戰;三、嚴守秘密(因雲南已經軍民分治,唐繼堯只有軍權,政權握在進步黨人任可澄的手裏;政權直屬袁政府,反袁的消息,極易為對方獲悉)。

不久,十九省贊成袁世凱稱帝的通電,也到達雲南。雲南各界譁然,議論紛紛,但大家發表的意見,卻多數主張追隨唐繼堯討袁。唐繼堯又召集軍中中堅分子,於民國四年十月七日商定起義日期。因當時傳說袁世凱訂於民國五年一月一日登極,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年號為「洪憲」,所以決定在袁逆登極之日起義。會議中唐繼堯以言詞激動的演說,號召各將校投身革命,否則「外無以對國民,內亦無以對良心」。當經決定四項原則,其實是四個假定:一、華中各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雲南起義的時候,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雲南起義的時候;三、海外華僑或國民黨接濟餉糈的時候;四、如果上述三種情況都不可能發生,雲南省「為爭國民人格」起見,也要孤注一擲,宣佈獨立(預訂日期是民國五年一月一日)。此即第二次討袁會議。

唐繼堯在上述四種假設決定之後,即派劉雲峯等往江蘇,趙伸、吳中桂等往廣西、李植生等往四川、楊秀靈等往湖南、呂志伊等往南洋(呂志伊為國父孫中山先生派往雲南的連絡人,二次革命失敗後,發難之國民黨同志,多人流亡南洋,呂去南洋即尋求華僑及國民黨人的接濟)。此外貴州、廣東等省,均先派有聯絡人,也密函他們加緊聯絡。

在這緊要關頭,袁世凱也派人到雲南遊說各界,望能贊成帝制,並派唐在禮及何佩文等到滇授勳,封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各將領亦多授予勳位,以資籠絡。又派路孝忱為滇軍第二師參謀長,作為監視。唐繼堯以事態嚴重,又召集軍中將校,於民國四年十一月三日在警衛團本部,議定出師討袁計畫,而且決定鄧泰中及楊蓁二個團,於十二月九日由昆明近郊向四川出發,開始軍事行動。

到了十二月間,袁世凱稱帝的籌備工作及雲南推翻帝制的準備工作(原訂民國五年元旦發難),都在密鑼緊鼓中進行。但是,雲南的討袁工作,實在已不可能保守秘密到次年元旦,因李烈鈞已於十二月十七日到達昆明,蔡鍔又於十二月廿日抵昆。李烈鈞及蔡鍔,都是唐繼堯派他的堂弟唐繼禹從香港及海防(越南)接護到達昆明。尤其蔡鍔路經滇越鐵路開遠站時(必須留宿,夜間不行車),幾乎為袁世凱指派之阿迷縣(即開遠)知事張一鯤殺害。張一鯤雖被槍決,但雲南討袁大事,顯然曝光。所以,經過唐繼堯召集的討袁第四、五次會議之後,便決定提早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發難起義。

所謂「起義」就是採取軍事行動,以武力解決國體問題。雲南宣佈獨立,並非分裂中國而自成一個國家;而是雲南不再承認叛國集團的袁世凱政府。但是,非常時期的雲南設立什麼樣的權力機構呢?新設的權力機構時什麼名稱呢?當時的意見很多,有主張設「大元帥府」的,有主張設「軍政府」的。唐繼堯認為都有「自封官職」之嫌,既然是捍衛民國,還是用辛亥革命時的名稱,叫做「雲南都督府」。至於討袁的名義,又怎樣稱呼呢?有主張「討賊定亂軍」的,終覺不十分恰當,後來一致同意李日垓的建議,定名為「雲南護國軍」。

這些大政方針,都是在唐繼堯主持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的會議中決定;後來稱為第四次及第五次會議。這兩次會議,護國三傑中的兩傑蔡鍔及李烈鈞亦在座,也就因蔡鍔及李烈鈞的參加,唐繼堯及滇軍將領共同決定的起義日期,提早於民國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動;原因是雲南反對帝制的「密謀」已經曝光。當然,進步黨的梁啓超來電提早起義,也是原因之一。

假如不是蔡鍔及李烈鈞兩人的「倒袁」名聲太大,袁世凱「追殺」蔡鍔又不那麼緊急,雲南的空氣就不會那麼緊張,必定按照既定計畫,於袁世凱登基之日舉起義旗;因為當時雲南遠在天邊,不是北洋軍隊可以速戰速決之地。何況在唐繼堯的領導下,雲南各界已作孤注一擲的打算,兵勇民強,並非紀律敗壞、戰力不高的北洋軍隊所能吃下的果兒。雲南健兒半個世紀以來,繼續在滇緬、滇泰等國境內外與中共進行武裝對抗,便是雲南為正義而戰的證明。

筆者的立意並非在強調雲南的民強地險,而是說明雲南起義之所以能夠以少勝眾,使中國民主革命反敗為勝,除了蔡鍔及李烈鈞二人的聲望、才華及作戰的指揮膽識之外,便是唐繼堯及雲南回胞對共和的執著、倒袁計畫的週全及滇軍在戰場上的用命。

雲南於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起擁護共和的義旗之後,於民國五年元旦成立「雲南都督府」,公舉唐繼堯為都督。換言之,雲南是以「省」的地位去討袁,所以希望各省響應;在袁逆被推翻之後,照約法(憲法)辦理,並非取而代之。這也就是唐繼堯對護國的基本態度,說明雲南起義是為了民主政治(擁護共和),並非為了唐繼堯個人權力的擴張,可見雲南人的赤子之心,是一個單純的爭取國民人格(天賦人權)的課題,並非私心自用的權力鬪爭。

在中華民國史上,雲南起義便是一個純潔而成功的革命實例,不可湮滅,更不可扭曲,治民國史者似須明察。

雲南都督府成立之後,唐繼堯被推為「軍都督」,也就是革命行動的最高統帥,決定非常時期的軍事行動與民政事務的大政方針。可是,為了表明「護國」是「聯合作戰」,共同維護民主的性質,唐繼堯、蔡鍔及李烈鈞三位護國領袖之間,唐繼堯便提出團結和諧的兩個辦法:

一、雲南都督府用「聘」的方式,禮聘蔡鍔擔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禮聘李烈鈞擔任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自兼第三軍總司令。

二、都督府與各軍之間的行文,一律改用「函」;取消了傳統的「令」與「呈」。

蔡鍔及李烈鈞二人,都是赤手空拳到了雲南,怎能一下子當了總司令呢?唐繼堯將他精心訓練的精兵,分別編組交由這兩位總司令帶去討袁。唐繼堯則將退伍士兵及賦閒軍官等,拼湊組成一個軍(第三軍),擔任蔡鍔及李烈鈞兩軍的預備隊,並任援黔及後方守備的任務。

唐繼堯為了搶救中國的民主,能夠將精銳部隊交出,這種胸襟,怎能不是反對帝制成功的因素呢?同時要特別指出的是「反對袁世凱稱帝」,並非只是幾位軍事將領的事,雲南人民熱誠的支持,也是護國軍成功的主因之一。例如全省的學校都停課,將教育經費移作軍費,可以想見當時擁護共和的民心士氣是如何的高昂。

袁世凱陰謀稱帝,當然也採古老的辦法:「槍桿子(武力)下出政權」的絕招,派軍鎮守全國。對雲南護國軍而言,直接作戰的對象,便是四川的陳宦、湖南的湯薌銘、廣東的龍濟光,他們都是袁世凱的死黨。當雲南舉起義旗之時,這些方面大員,就調兵遣將(曹錕及龍濟光等部)分路伐滇,希望一舉而撲滅護國軍。

雲南護國軍訓練有素者,不過兩個師兩個團,對抗北洋軍強大陣容,如果缺乏革命閩志,怎能以寡擊眾,累獲戰果?

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蔡鍔、參謀長羅佩金、第一梯團長劉雲峯、支隊長鄧泰中及楊蓁(均先遣),進攻四川敍府。第二梯團長趙又新、支隊長董鴻勵及何海清,進攻瀘州。第三梯團長顧品珍、支隊長祿國落及朱德(時為國民黨)進攻目標為重慶。看來聲勢浩大,但他們進攻四川各戰線的兵丁,不過三千一百三十人。經過不斷苦戰,在敍府及瀘州兩重鎮形成拉鋸之勢,所幸川軍劉存厚部及黔軍全體官兵均先後參加護國軍,北洋軍馮玉祥陪中連絡,直到民國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四川將軍陳宦(已由督軍改稱將軍)宣佈四川獨立,脫離袁世凱,護國軍才停止軍事行動。

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參謀長何國鈞。率領的正規軍更少,僅二千多人。第一梯團長張開儒、支隊長盛榮超及錢開甲、第二梯團長方聲儔、支隊長朱培德及楊益謙。另加參謀長何國鉤在滇南蒙自一帶召募的義勇軍(自籌糧械),編為第二軍之「續進軍」。又支隊長楊益謙認為滇南青年勇敢善戰,又擁護共和,請求招募入營,編成第二軍之補充團,發給「九響槍」及全部餉銀二萬元。就這樣拼湊成軍,向廣西進裂,作戰目標是廣東的將軍龍濟光。

但是,袁世凱已任命龍濟光之兄龍濟光為「雲南查辦使」,率正規軍四千餘人,由廣東假道廣西,於三月二日抵達滇桂邊境剝隘,繼續向昆明挺進,情勢危急。但與護國軍第二軍第一梯團張開儒部於回月十一日在羅平與板橋(滇境)激戰,袁軍大敗潰退。時袁軍另一部黃恩錫眾,由廣西的西林,經八達進攻雲南的廣南,經護國軍第二軍第二梯團迎戰擊敗。唐繼堯此時又將他的第三軍入黔的李植生等部編成一個梯團,劃歸李烈鈞指揮,成為第二軍的第三梯團(第二軍原缺第三梯團),從貴州下廣西,攻佔袁軍據守之西林,續向百色推進。雲南之危遂解,護國軍第二軍全部入桂,大敗袁軍,全軍繳械投降。李烈鈞即揮師北伐,但為龍濟光所阻,乃折兵大敗龍部,直到袁世凱死亡,戰事始停。

唐繼堯兼任總司令的第三軍入貴州後,與黔軍合組「滇黔聯軍」,一路支援蔡鍔,一路支援李烈鈞,一路由黔軍司令王文華統率,進攻湖南。王文華所部,僅有四個混成團,兵力亦極單薄。因北洋軍征滇主力,集中在四川,黔軍對湖南的攻勢,節節勝利。後來北洋軍調來曹錕及張作霖大軍,黔軍依然與北洋軍週旋,直到民國五年四月,北洋軍要求停戰,黔軍才停止攻勢。

這就是雲南起義的戰況。從這些大大小小的戰沒中,都對我們讀史的人,有一個「正義無敵,以寡勝眾」的啟示。除非袁軍過眾,眾寡不成比例,護國軍才會陷於苦戰。但是,北洋軍理不直,氣不壯,處處要求停戰,直到袁世凱死亡,護國的軍事對壘,才算結束。

非常不幸,雲南護國這場民主戰爭,明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集體行動」,卻成了個人英雄主義的收場;使中國的民主北伐統一運動,遲遲不能進發,至少延誤了十年的建國光陰。

我所說的「集體行動」,就是雲南起義是承繼辛亥革命、癸丑二次革命(失敗)而來;並非天降英雄而完成的大業。只是雲南起義,有被袁世凱冷落的進步黨(前清保皇黨)人參加,純正的擁護共和(民主)運動,遂成「誰主動,誰被動」的爭功局面。影響深遠,到了今天,正確的史實還埋藏在陰溝裏。

為什麼雲南起義是承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而來呢?我們先看看參加雲南起義的當權人物,他們的政治歸屬是怎樣的:

雲南軍都督府及護國軍人員籍表

職別 姓名 黨籍 職別 姓名 黨籍 職別 姓名 黨籍

軍都督

左參贊

右參贊

政務廳 廳長

財政廳 廳長

參謀廳 廳長

軍務廳 廳長

秘書廳 廳長

第一軍總司令

總參謀長

第一梯團長

第一支隊長

第二支隊長

第二梯團長

第三支隊長

第四支隊長

第三梯團長

第五支隊長

唐繼堯

戴 戡

任可澄

陳廷策

籍忠寅

張子貞

庾恩暘

由雲龍

蔡 鍔

羅佩金

劉雲峯

鄧泰中

楊 蓁

趙又新

董鴻勳

何海清

顧品珍

祿國藩

同盟會

進步黨

進步黨

進步黨

進步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同盟會

國民黨

同盟會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無黨籍

國民黨

同盟會

第六支隊長

第四梯團長

第七支隊長

第八支隊長

第二軍總司令

第一梯團長

第一支隊長

第二支隊長

第二梯團長

第三支隊長

第四支隊長

第三梯團長

第五支隊長

第六支隊長

兼第三軍總司令

第一梯團長

第一支隊長

第二支隊長

朱 德

戴 戡

熊其勳

王文華

李烈鈞

張開儒

錢開甲

盛雲超

方聲濤

黃永社

馬為麟

何國鈞

林開武

王錫吉

唐繼堯

趙鍾奇

華封歌

李植生

國民黨

進步黨

無黨籍

國民黨

同盟會

同盟會

不 詳

不 詳

同盟會

同盟會

不 詳

同盟會

不 詳

不 詳

同盟會

同盟會

不 詳

同盟會

第二梯團長

第三支隊長

第四支隊長

第三梯團長

第五支隊長

第六支隊長

第四梯團長

第七支隊長

第八支隊長

第五梯團長

第九支隊長

第十支隊長

第六梯團長

第十一支隊長

第十二支隊長

挺進軍總司令

第一縱隊司令

第二縱隊司令

韓鳳樓

吳傳聲

彭治文

黃毓成

楊 杰

葉成林

劉祖武

楊體震

李友勳

庾恩暘

唐繼虞

趙世銘

葉 荃

馬 聰

鄧 損

黃毓成

楊 杰

葉成林

不 詳

同盟會

不 詳

同盟會

國民黨

不 詳

同盟會

不 詳

國民黨

同盟會

國民黨

不 詳

同盟會

不 詳

無黨籍

同盟會

國民黨

不 詳

註:梯團相當於旅,支隊相當於團。

從上表可以看到同盟會或國民黨籍人士,佔絕對多數。而且在那軍事第一的場合下,統帥及直接指揮的將校,幾乎都是國民黨同志。如果說雲南起義是國民黨人所推動,並不為過。事實上國父孫中山先生派人到滇聯絡討袁,在唐繼堯召開的討袁會議中,決定雲南起義的「時機」因素中,便有「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餉精時」,就舉起義旗。所說「民黨」就是國民黨;可見雲南起義與國民黨關係之深。

我們必須明白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國民黨,在國內似乎已無立錐之地;唐繼堯等實力派的「實力」,並非來自「黨」,而是來自「政」,政權握在袁世凱的手裏,只能「藉擁袁而反袁」,所以才會尋找舉旗反袁的「時機」。換言之,國民黨最大的作用,仍然以「精神的支柱」(民主思潮)為重要。所以,唐繼堯說:「要說蔡松坡(鍔)是主動,我當然也是主動。要說我是被動,松坡當然也是被動。」這就是說,真正的「主動」,便是「民主思想」的時代趨勢。因為唐繼堯及蔡鍔都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所以雲南起義的主宰(主動)應該是國父思想,不會是「取而代之」的英雄本色,更不是「大丈夫該如是」的權威衝動。為什麼「雲南起義」打的是「擁護共和(民主)的旗幟」?這就是明顯的答案。只是唐繼堯、蔡鍔、李烈鈞三傑及所有的滇省內外護國鬪士,都是國父思想的實踐者或前鋒,全國渴望民主的回胞,都是「雲南起義,推翻袁世凱稱帝」的後盾。

不幸的是雲南起義被保皇黨的化身│進步黨所利用,大體情形是這樣的:

一、進步黨到了民國成立,還是不贊成「共和」;所以,進步黨親袁世凱而遠孫中山。梁啓超之參加袁政府的熊希齡內閣,不能解釋為個人在「過官癮」。誰知袁世凱竟另有私黨組成籌安會,帝制自為,擯棄有人才而無羣眾基礎的進步黨於權力之外,勢成對立。唐繼堯雖有意討袁,但以維護共和乃全國大事,非雲南一省之力所能辦;進步黨既然與袁世凱處於對立,便派人持函與進步黨首領之一的梁啓超洽商實務。以梁氏文名之高,自非雲南起義諸將領所能望其項背;雲南起義之所以被粱氏說成「被動行為」,在致「滇中各將校士卒書」中,便有「大盜移國,天柱將傾,賴諸公『一怒』,以安天下之民……」的妙語,從「一怒」之詞意中,便可窺見梁啓超的心態,所謂「雲南起義」,不過是「一怒之下的產物」,並非理性的決擇。起義之人,不過是虎賁之士。只有蔡鍔一人,從學文墨,「我命為之」│「雲南起義」便成了進步黨的主謀。

二、袁世凱稱帝之前,推行軍民分治,同盟會的唐繼堯只做「將軍」,進步黨的任可澄主管省政,稱為「巡按使」,相當於省長,便與駐軍首長唐繼堯平起平落;實際上任可澄是代表袁世凱監視唐繼堯。但在進步黨受袁世凱冷落之時,任可澄等進步黨人士,向唐繼堯「靠攏」,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反應。但在政黨的立場,唐繼堯的慕僚單位,既然都是進步黨人擔任首長,蔡鍔又是奉師命入滇,進步黨的戴戡,後來又成了蔡鍔的右路司令,在主觀的認定上,進步黨怎會認為他們是國民黨的附屬者,更不會是唐繼堯的附手。所以,梁啓超稱「雲南起義」為「雲貴起義」,因為在雲南起義中發生作用的進步黨人,以黔籍人士為眾;蔡鍔及戴戡也聯名向外行文。甚而發生蔡鍔擁護段祺瑞出任總統,唐繼堯堅持約法立場,主張由副總統黎元洪繼袁世凱出任大總統之「誤會」,不能說與進步黨之謀略無關,也就是現實政治發生衝突。

三、梁啓超後來與唐繼堯相處並不愉快,也是政黨利益傷害了個人的人際關係。因為唐繼堯堅守約法(憲法)的民主強人作風,是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潮影響,不是「不守法治的政客」所能動搖。推段祺瑞出任總統,既無依據,對中國的共和(民主)只會有害,對政客│有益雲南起義便成了政客運用的一場牌局,發動雲南起義的人都會蒙羞。這也是政黨利害,逼得梁啓超「不能不做俗事」的主因。

總之,雲南起義到了今年十二月份,已經整整的七十年了,在國人的印象中,還與史實有所出入的原因,筆者認為是受當時現實政治的利害所影響。唐繼堯在蔡鍔病故的追悼大會上演說:「……雲南起義之前,孫先生即已選派呂志伊等先後來滇,有所策劃……因此,討袁護國之沒,主動者為孫先生。」又說:「雲南起義,係由孫先生提倡,吾滇自主為之。外間不察,有謂為松坡(蔡鍔)主動……此一不符事責之說法,今日願在松坡靈前,有以糾正。」這樣的講詞,應該出於不得而已而發,恐怕不是為了爭功,似乎是在叫屈。希望研究民國史的方家,對這一段歷史公案,對未來作正確的交代。

不過,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為追念再造共和的艱難,已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明令褒揚雲南起義的「故雲南都督唐繼堯」。文日:「故上將唐繼堯,精嫻韜略,夙志匡時,辛亥光復之沒,率軍響應,克定邊陲。嗣值袁氏僭號,首義滇省,維護邦基,厥功尤偉,亟應特予褒揚,用示政府追念勛賢之至意。此令。」

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國民政府又明令國葬唐繼堯。文日:「故陸軍上將唐繼堯,於洪憲叛變之際,首義滇疆,聲討帝制,保障民國;卒使奸回奪魂,國基重固,革命大義,於以昭宣,志節勁於風霜,勛業炳於奕視。當此起義紀念之日,彌深追懷前烈之思,唐繼堯應特予國葬,以示崇敬,而資矜式。此令。」

雲南起義的真象,在北洋政府時代,無以申訴。到了國民政府時代,總算討回了公道,只待史學界加以肯定而已。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六期;民國75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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