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英先生百齡冥誕紀念

作者/陳立夫

 

伯英先生是三民主義地方自治的專家,舉世聞名。民國十四年底,我到黃埔軍校時,就聞知他參加辛亥護國兩次革命的英勇事績,和衷欽佩。十五年三月中山艦事變彼,先兄果夫從上海來粵代蔣公主管黨的組織,曾告訴我在上海招收軍校學生及教導團士兵,幸得伯英先生的協助,順利有成,因為那時伯英光生在上海領導陸軍四校同學會,利用人事關係,較易進行。到了北伐勝利時,重新建都南京,就開始建國工作,十七年成立建設委員會,統籌全國的經濟及工業建設,其時我曾在短時間內擔任該會的第一任秘書長,而伯英先生則為該會委員,于是我常有機會和伯英先生相見。記得各項建設的規劃,得到伯英先生的幫助不少,他能運用其地方向治的理論,在基層工作上特別重視,依據地方向治開始實行法,以查戶口、量土地、興水利、闢荒地、造森林、開交通、教工藝、雄行合作、管理糧食等為推行地方經濟建設的初步。當二十四年確定國民經濟建設計劃時,各地方多已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許多建設,奠定抗戰時期各地經濟穩定的基礎,這可以說是伯英先生對于國家最大的貢獻。在這十數年間,我和伯英先生接觸較多,記得江寧實驗縣的設立,將縣黨部改為直轄中央,就請伯英先生為指導員,兼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行地方自治新政;同時主持中央地方自治計畫委員會,領爭專家百餘人,分組研究;並組織考察用分赴江浙贛皖各有市實地考察。此後曾擔任過雲南省黨部主任委員及省主席,他對于工作的負責認真,態度嚴正,樂觀進取,不爭權利和地位,一心為國為民,實在事事都可做為我們後輩同志的模範。到了抗戰軍興,我從事教育行政,以迄十數年前由美返國而從事文化復興工作,這數十年間,狠少機會和伯英先生見面,時深繫念。不意其歸道山後,忽已數載,茲又值百齡冥誕,回首前塵,不勝或慨系丸。申慶璧同志寄示中國五權憲法學會各單位發起徵集有關文字,出版專刊,以彰潛德而勵來茲,因就其對地方自治的貢獻,略加記述,以資紀念革命前輩之遺徽。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六期;民國75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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