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繼堯到龍雲

作者/后希鎧

 

寶韌光芒征馬壯

救亡多半屬青年

我是雲南人,常常碰到一個問題││唐繼堯和龍雲到底是不是軍閥?

我反問:怎樣才算是軍閥呢?

「下定義」本來是件難事││例如什麼叫做「水」?什麼叫做「空氣」?非經深思熟慮,怎能隨便「下定義」呢?

相同的理由,會唱「打倒軍閥」之歌的人,未必深知軍閥是什麼人物?

唐繼堯和龍雲是不是軍閥?我將如何答覆呢?

連「軍閥」的定義也搞不清楚,怎能說誰是不是軍閥呢?如果說有兵的人就是軍閥,軍閥似乎滿街走。假如說軍閥好像土皇帝,洋皇帝更懂蹂躪人權之道。不過有部電影描繪軍閥「張大帥」,唐繼堯和龍雲好像不是那種人。

問話的人,似乎總是將信將疑;我也祇會苦笑;老實說,大家對「軍閥的定義」,都不能脫口道出;雖經思考,也未見得說的圓滿透澈││祇好「不知為知之」,反正沒有槍桿子,就當不上皇帝,做不了現代國家的元首;例如美國的「權威」,從十三州鬧革命起,便是靠槍桿子搞來的。

究竟「軍閥」是什麼樣人物呢?

依照時下發行最多的一本字典說:「在軍界握有雄厚勢力,自成一派的軍人」,便是軍閥。有一部大辭書說:「民國以來,軍人擁兵自衛,只圖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而不顧國計民生者,稱為軍閥」。這裡特別指明的是「民國以來」,好像古代便沒有軍閥,或者古代的軍閥,不知擁兵自衛,不知擴張地盤,不知發展個人勢力;古代的軍人都在照顧國計民生似的。

事實上古今中外,都「出產」軍閥。唐繼堯或龍雲,在那天下猶未出現「真命天子」之前,倒是統率雲南子弟,為國家出了一些傻力,到頭來落得「軍閥之咎」,實在有些不是滋味。我們讀歷史的人,到了檔案不受現實政治干擾之時,總想實事求是,心智才會平衡。現在來談談唐繼堯及龍雲,不是「正是時候」的問題,而是當事人││唐繼堯和龍雲,在現實政治裡打滾,在他們蓋棺之後,我們站在「國計民生」的立場,看看這兩個「不毛之地」的雲南人,是不是也為國為民做了一些事?

軍閥是指那樣人物

有人說唐繼堯生有「異徵」,好像在襁褓之中便能領會古人詩句。六歲入塾,若有「宿慧」。雖然沒有說唐繼堯是一位神童,但總是說唐繼堯生來與眾不同。這種說法,應該是寫舊傳記的老調,不足為訓。

其實,個人憑其才智,未必登天,「時勢」卻在製造英雄。

滿清入主中國之後,認同華夏文化,並以儒家思想為正宗。所以,在漢人的眼裡,滿人雖然非我族類;但是,到了西洋人扣關,連連吃了敗仗之後,在朝廷做官的漢人,做學問的子曰詩云之士,對滿人的「異類感」也就不十分強烈了。當時,不管學習西洋的兵學或其他學術,已經成了時尚。換言之,中國的公共權力,從第一個留學生起,便逐漸移轉到「現代人」的手中;光讀四書五經的士大夫,不得不被推進歷史的後臺。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四)雲南官方,在廢科舉及選派了留學生出洋留學的命令下,也選派青年出國。唐繼堯就成長在這真正「新舊遞嬗」的時代││唐繼堯十五歲應童子試;廢了科舉,還有什麼前途呢?何況當時的人,除了想在仕途當官之外,尚有救國的赤心,唐繼堯便在家鄉會澤響應清廷留學政策,送到省會││昆明參加留學考試,派去日本留學。

當時,從雲南昆明到越南出海的滇越鐵路未通,從雲南到日本,必須取道貴州、湖南,然後搭船順長江而下,到了上海,再換乘輪船赴日。所以,從雲南「起旱」(或步行)經貴州到湖南,才搭船去日本,辛苦異常,不是沒有抱負的人所願為。

唐繼堯是不是有抱負的人呢?有人說他想去學師範,有人說他想去學工業;以當時的二分法來說,學師範、學工業都叫學「文」,並不如投筆從戎那樣,才算直接報國。唐繼堯到了日本,接觸一多,便深覺祖國危機四伏,必須耍槍桿子才能挽救自己的國家。所以唐繼堯改變了初衷,改學陸軍。

唐繼堯初入振武學校,畢業後分發到「金澤第九師團砲兵聯隊」充任「見習」。所謂見習,便是學習實務,算是一名軍人了。見習期滿,才能進入大名鼎鼎的士官學校;學成畢業便取得軍官的資格││回國之後,當然是新軍的中堅分子。

新舊時代遞嬗青年

晚清末年,唐繼堯是真正處於新舊交遞的尷尬人物。他既不能經科舉而做官,要想參與公權力,「革命」自然是捷徑之一。留學回國,可以為官為吏。革命更可左右天下。自一八三九年九月中英鴉片戰爭開始,清廷累戰累敗,喪權辱國,天下譁然,起而代之的想法,自然容易取得共識,推翻滿清政權,捨我其誰的思想,自然瀰漫在留學生之間。

唐繼堯作如何想?有詩為證:

救亡多半屬青年,痛苦投閒萬里天;

默禱神州多豪俊,暗鋤心地少塵緣。

癡情皓齒歌長恨,抱痛蒼生哭倒懸;

寶劍光芒征馬壯,馳驅大地快揚鞭。

一九○五年七月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先生當然是領導中心。但是,我們必須肯定││救亡及現代化的訴求,早已普遍存在留學生之間。孫先生到日本去鬧革命,實在是日本多的「明白人」││留學生。這些各省官派的留學生,到日本接受的是「二手」西洋科技及觀念;孫先生帶到日本去的是第一手現代知識及順應世界潮流的觀點,一呼百諾,當然造成時勢。「革命」的呼籲,自然為留日學生所響應。

唐繼堯正是當日的留日武學生,對腐朽進行革命之說,自然跟各省志士一般,欣然接受,也就加入同盟會了。

唐繼堯在他志節上表現兩件事:一是成立「陸軍團」,這是一個祕密組織,準備以武力推翻滿清政權,就是要用實力去建立民國,所以叫做「革命」。

一是創立「武學社」,這是建立思想體系的學術組織。由於中國一敗於白人英國,二敗於黃人的日本,非常窩囊,被稱為「東亞病夫」││這句話對當時中國青年的刺激,可以說「莫此為甚」。大家都在研究強國強種之道。唐繼堯的武學社,便是提倡「尚武」精神,一反「重文輕武」的歷代朝廷政策。這種「尚武精神」的提倡,恐怕就是唐繼堯被稱為「軍閥」的遠因。

但是,唐繼堯飽受日本軍人的二手鐵血主義的薰陶,頗有英雄氣概外,用現在的話來說,他還是懂得建立大眾「共識」這一套「軟體」。唐繼堯的故鄉││雲南,西毗緬甸,喪於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南鄰越南,亡於法國國民議會撥款的支援。民主不足恃雲南處於唇亡齒寒的危局,確係事實。

所以,唐繼堯便連絡滇籍留學生,組成「雲南雜誌社」,出版「雲南雜誌」,不但揭發英美虎視眈眈的貪婪,還指責清廷保衛國家之無能;非革命即不足以自保。說者謂:「雲南雜誌便是鼓吹革命,喚醒雲南民眾的前鋒。」

就是這樣進步的今天,政治家或革命人物要使他們的觀點「成為」共識,除了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外,辦報或辦雜誌,依然是宣傳手段不二法門。從唐繼堯在學生時代便想到辦雜誌這個事實去看,唐繼堯之不是「張大帥」,應該是容易了解的事。所以,唐繼堯參加同盟會,自然不是有勇無謀的武夫行徑,也非夥伴邀約,更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必然有其抱負。

有一次孫科先生到淡江大學城區部演講,我也是聽眾之一。他說國父當年教子之道,是鼓勵子孫多讀「學說」著作,閒書是不許多讀的。「閒書」恐怕是指小說之類的書籍而言,讀了是否有益,自有方家論斷。但是,若果西方語文難通,像「富國論」、「物種由來」、「資本論」……等學說著作,就無法涉獵了。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在那新舊交遞的時代,譯本難求固然是一個問題,洋人的學說難受舊士大夫接納,也是事實。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當然可以開風氣之先,但他的追隨者如唐繼堯,就難直接深通盧梭或洛克(Locke John)之學。所以,留日學生向舊紙堆中找出路,也是必然的事。

提倡武學新軍中堅

唐繼堯在日本留學時,日本人從西洋學來了洋操,但卻從中國學去了安身立命之道。日本軍人才不管民主或獨裁之差異,日本有的名將的戰略思想,據說便與「陽明學說」有關,在日本軍人社會裡,也以能懂陽明學說為時尚,組成了「陽明學社」;「王陽明」就成了一代宗師。

中國留學生以日本軍人為師,染於蒼則蒼,也就學起王守仁來了。所謂知行合一,也就成了唐繼堯行事的圭臬;據說日後唐繼堯之舉大任,便與陽明學說有關。臺北草山的改稱陽明山,誰說沒有原因呢?假如唐繼堯再世,相信他不會反對。戰前日本是一個心懷武力侵略的國家;歡迎東亞各國派遣留學生去留學,不過為了培養親日的高級知識分予,並不想傳授真才實學。在歐洲也有這樣的例子,國家大學的外籍學生,可以請人撰寫博士論文。所謂深奧的學理,侵略他國的野心,關鍵性的技術門竅,都列為國家機密,嚴格管制。中國留學生以乎不大信邪,偏偏暗中高價購買機密禁書。

日本政府認為「盜購」禁書,茲事體大,便下令嚴密搜查中國留學生,鬧得鷄犬不寧。這時,唐繼堯剛從士官學校砲科畢業,本想再考察日本一段時聞,也是憤慨異常,跟其他留學生離開日本。

唐繼堯志在振興東亞,也就是希望黃種人奮起,鬥鬥西洋羣醜,共享世界大同。有詩為證:

莫對青天喚奈何,掃開憂憤且狂歌;

壯心百鍊鋤羣醜,寶劍雙飛碎眾魔。

鑄造蒼生新模範,安排黃種舊山河;

澄清事業尋常舉,歐亞風雲亦太和。

      ││東大陸主人言志錄

從這樣的詩章看來,唐繼堯的心地,能說是「軍閥」嗎?

遊韓有感賦詩述懷

假如唐繼堯祇是一名「民國以來」的軍閥材料,憤然離開日本之後,便會逕行回國謀職,做一個「新軍」的軍官,對上稍息立正,對下虎虎生威。可是,他很奇怪,日本人也學西洋人欺負東亞人來了,在日本人統治下的韓國,人民的地位是什麼樣子?日本人怎樣經營這塊跳板?我國東三省受到怎樣的威脅?唐繼堯便取道韓國仁川,進入漢城,親自了解。

唐繼堯自然是以大漢民族的眼光,去看亡日之後的韓國景象。因為韓國在中國人的眼中,情同手足,便有切膚之痛。唐繼堯留有關於韓國的兩首詩,可供後人了解他當時的感受。一首為「游韓感賦」:

悲水愁山幾斷腸,天公何獨罪東方;

蒼生苦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

×××

衣冠猶是漢威儀,對此如何不淚垂;

大陸龍騰三萬里,快分霖雨潤藩籬。

另一詩句為「漢城感閔妃事」:

宮花苑草不成春,慘淡當年舊血痕;

龍劍橫飛歐亞日,仇人肝膽慰英魂。

從這些詩意裡,我們可以看出國人熱愛韓國的傳統。我要在這裡聲明一句:就是「藩籬」不是近代史上的「殖民地」,也不是現代觀念中的「保護國」或「外國」。中國人的「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意義,才能註釋。

唐繼堯在得勢之後,對韓國流亡中國,從事抗日運動的志士,備加照顧。韓國復國之後,曾明令褒揚早已辭世的唐繼堯,說明唐繼堯不但不是「軍閥」,還是真正的漢家兒郎,不愧面對「厚往而薄來」的列祖列宗。

唐繼堯從軍事外交的角度,去考察日本統治下的韓國與東三省的關係,也從政治的角度,去看「殖民地」與東三省的內政問題。從韓國過東三省之後,唐繼堯便在天津停下來,整理他在日本所獲的軍事書籍,並撰寫他考察韓國及東三省的結論。唐繼堯留在日本達六年之久;他在天津翻譯的日本軍書及考察心得,即達二十多種。足見他對學習的用功,對日本擴張勢力之關心。我們必須明白,所謂「考察」祇是一個留學生關心國事的自我行動。所以,我們無法認定「唐繼堯祇顧個人的私利」、「缺乏高超的愛國情操」的指責。他在「奉天車中」有這樣的詩句:

怪得東方逞虎狼,江山大好醉人腸;

男兒若遂生平願,也應從容併八荒。

邊陲志士關心中土

一個遠在天邊的雲南人,能夠防範英緬法越的威脅已經不錯了,還去關心萬里之外的「中韓日」幹什麼?可見青年時代的唐繼堯,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氣魄。「國家事」本來就不是中土人士的專利,邊遠的中國人誰不應該關心國祚呢?

唐繼堯出國之時,滇越鐵路尚未通車,必須採舊式的交通方法,經水旱之辛勞,才到上海搭「輪」赴日。到他學畢歸國之時,滇越鐵路已經通車了。行旅當然方便││從海邊的越南海防,可以直達昆明。但是,在軍略家的眼裡,滇越鐵路在軍事上,就可派上很大的用場。所以,唐繼堯也很樂意取道越南回滇。正如他取道韓國,深入東三省一樣,有考察軍事謀略的目的。但是,令他於心難安的還是生民的痛苦。在「過越南」的詩裡,他是這樣寫的:

萬樹恍榔一曲歌,敘陽溼處過紅河;

江山錦繡蒼生苦,不出斯人奈爾何?

唐繼堯返滇後,做了些什麼事呢?且看他的詩句,便知他的胸懷了:

己酉(宣統元年,一九○九)冬旋里途中得句

連年心事繫中華,書劍飄零未顧家;

野老天真真爛漫,欣然猶自賣茶花。

×××

危山立馬望西歐,富貴浮雲未肯求;

楊柳千條山萬仞,六年猶記故人不?

×××

肩輿過處靜無風,流水情多送客蹤;

自喜湖山真大好,天然形勢胤蛟龍。

庚戌正月(宣統二年,一九一○)昆明道中偶成: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潛龍;

願銷天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

×××

雄才幾輩傲崙華,千古功名未足誇;

蔓草他年收拾淨,江山栽徧自由花。

從上面的一章句裡,絕對看不出唐繼堯有「本土化」的地方色彩;他明思暮想的是「中華」,是「東亞」,是「黃種」,是天下「大同」。擭國軍打倒袁世凱稱帝之後,唐繼堯遭到汙職,恐怕就不能從唐繼堯個人的心路去了解;醜惡的現實政治,便是雲南人連帶受屈的主因。

兒孫自有兒孫福

在我讀小學之時,民國以來的涉外事件,以有關日本的為最令人憤怒。不管史家如何評斷史實,我們的老師總是說日本欺人太甚,竟趁歐美列強手忙腳亂,急於應付歐戰,無力東顧之時,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約」,逼我國承認……言下不勝憤恨之至;這是雲南起義十年以後的事了。

我們的學校老師都稱二十一條為「二十一條約」,特加一個「約」字,用意何在?不得而知。後來讀史,好像都沒有「約」字,反而覺得不習慣。

現在想來,不管有「約」無「約」,都是欺人太甚。

有人說││假如不是袁世凱想當皇帝,日本就不會提出二十一條。這種說法似乎很容易被人接受,因為日本人支持老袁做皇帝,向老袁索償,三歲兒童也能了解這個道理。可是,我們的老師祇說日本欺人太甚,不歸罪老袁。

問題是老袁死後,日本人照樣「欺人太甚」;應當為何能解釋呢?可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矛頭是指向中國,不論何人當道,日本人都要欺人太甚的││「九一八」就是明顯例子。

袁世凱這樣的人││到了民國時代,還想當皇帝,早被國人否定了;我們要問的是:「假如」老袁各賜一件「黃馬掛」給孫中山和梁啟超,又不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真正立憲,孫梁二人會不會「合作」倒袁?或者其一接受?其反對到底?

但不管怎樣假設,歷史上真發生了兩黨「不言合作」之合作。

袁世凱的排除「異己」,具體說來,就是排除國民黨及進步黨的勢力││使這兩「黨」及黨「人」都不能在袁大總統的權力之下生存,在不知不覺中「合作」倒袁。

在事實上鬧分裂的國民黨人,還是執著於共和,不論孫中山派或黃興派,都在努力「再造共取」。進步黨的領導人梁啟超,也在努力倒袁。「雲南起義」就與兩黨有關了。

有時問題應該從反面去看││除了雲南起義那一批人物之外,海內海外,的確是處處「倒袁」。可以說從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後,「倒袁」之聲,便瀰漫在全世界中國人的社會裡,連洋鬼子也說:「若國中無內亂(倒袁革命),則隨時可以實行(帝制)。此係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這是朱爾典(英使)讓老袁「密談」的記錄。

大總統(老袁)答朱爾典說:「內亂(倒袁)不能決其無,但不至擴大。余可擔保治安之責(平定革命)。惟對外問題,殊為焦慮,不知東鄰有如何舉動?內地治安(倒袁),可保無虞。至東三省及蒙古,實難預料。該處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殺,不論華人為首犯,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

朱曰:「日本勸告(不要稱帝),或係照例文章,至於乘時取利,似亦難言。」

大總統曰:「大隈伯(日)對我駐日公使言:『關於君主主憲事(老袁稱帝),請袁大總統放心去做,日本甚願幫忙一切』。由此觀之,即於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漁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視民意從違。若仍行共和政體,大總統任滿可以休息養老若君主政體,責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勝。」

朱曰:「推辭之故,非責任太重,或不肯放鬆現在權利。查現在各國,不論君主民主,無有如大總統(指老袁之權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權無論矣,即德皇、日皇、美國大總統之權,皆不及也。」

大總統曰:「貴公使此論頗合情理,余處現在地位、百分責任,自擔八十分,而各部共擔二十分,按理而論,余應擔二十分,而各部應擔八十分,乃為公允。」

朱曰:「若他人擔如此重任(八十分),眠食俱廢矣!」

大總統曰:「余思自為皇帝,不過若干年,惟與我子孫甚有關係。中國歷史,王子王孫,年深日久,無有不弱之理,是亦可慮。」

朱曰:「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慮及百年以後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學問閱歷,則王子亦興,平民子弟亦興;若棄家法學問,則又從何興乎?」

大總統曰:「當日提供共和者,不知共和為何物;今日主張君主者,亦不知君主為何物。多數人民不過有漢、唐、明、清之專制君主印於其胸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國之聯邦,至於特色立憲君主,固未嘗夢列也。」

朱曰:「共和政體,華人未嘗研究,君主政體,或稍知之。當辛亥革命之日,華民醉心共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是時,大總統以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爾典與美使嘉樂恆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即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南北討論(南北和談)之時,唐紹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這裡所說的「君主立憲」,是指清廷立憲,並非指袁世凱想做皇帝的立憲;可以說英美使個人都是「保皇黨」的同路人。

從這段「密談」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朱爾典也不贊成袁氏稱帝;咬這洋鬼子一口,說他是貢大頭的幫兇,似乎與朱氏的「說詞」不符。從這段「密談」的記錄中,也可以看出袁氏稱帝?洋人雖不以為然;可是老袁「帝迷心竅」,蔑視民意,一意孤行,才會有「中華帝國」胎死腹中的一幕。

總之,袁世凱密謀稱帝,並非「民意」促成;老袁權大心大,才是主因。想封侯封爵的籌安會及受其影響之人,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日本的「勸進」,也不過是推行「漁人政策」。誰在真心「效命」袁皇帝呢?倒是倒袁成風,真有人身許共和,雖斷頭臚,流碧血,也在所不惜。

袁世凱想做皇帝,不過未合時宜的敗筆,屬於個人的狂想,,獨夫之莽撞││搞得眾叛親離,羞憤而亡。在歷史上似乎是一件大事;但在政治思潮上,對後世有多大的影響呢?

「貶唐揚蔡」的政治吶喊

雲南起義是什麼?就是「倒袁」成功的一次武裝革命行動。因為「倒袁成功」,便成了民國史上一次重要的戰役,功不可沒。

「功」是人人都樂意享有的││這是人之常情;所以,爭功之事,史不絕書。祇是「功將罪貶」,便會引起爭議。雲南起義便是一件引起爭讓的歷史事件,雖然到了今天,還在貶來貶去;可是「貶唐揚蔡」的老調,很難搞出新花樣。

爭議的重點是什麼呢?

「誰先發動倒袁?」這是時間的先後問題。

「誰主動?誰被動?」這是膽識有無的問題。

時間的先後,膽識之有無,不是辯論家的黑白講,也不是心理學上的問題,而是史實問的有無而已?因為雲南起義是一件歷史事件,無法因個人的喜怒而改變的,柯拉蓉女士可以掀開她的床罩給電視記者看:她的龍床之下根本沒有空隙,「躲在床下」之謠,不攻自破。可惜雲南起義的重要關係人,都已物故,再也不能掀起歷史的床罩給後死的我們看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認定:史實的先後,膽識的有無。假如「認定」不錯,便可了結此一「公案」。否則,對我們雲南人來說,心情總是七上八下的。

天下文章數吾鄉

雲南起義,又叫擁護共和,簡稱護國(體)。以現代語來說,便是「雲南發動民主聯軍保衛共和國體」,得到各省的響應。獲得最後勝利。

事實上各省紛紛獨立,響應雲南護國起義並非「中國民主終於勝利」,而是袁世凱一死,「稱帝」的主體不存在了,這場反對「稱帝」的戰役便告結束;所以,中國並沒有因「袁氏」的死亡而獲得民主。

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包括政客,認為推翻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仍保有「中華民國」,便是一件頭等大事;所以叫做「再造共和」。「雲南起義」便與「武昌起義」在伯仲之間,因而產生了這樣的邏輯:「假如不推翻袁世凱,中華民國便不存在了」││意思是說:「中國之有民主,全靠雲南起義」。雲南起義是誰發動的呢?

梁任公││啟超先生說:是蔡鍔這個中心人物幹的。

我們先談談梁先生的大作「雲貴首義」。

「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鍔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的即從余就學。當我國三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即來京師,與余日夕過從。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蔡君韙其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復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進步黨),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從此隨蔡君轉戰四川,前月經黎總統任為四川省長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軍事計劃,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碼,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托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經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

余輩在津原定計劃,欲由雲南潛運隊到四川境後,乃始宣佈獨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二十三日前隊出發,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議也。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一電促其早發。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曉。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死傷甚多,未始由揭曉速之故也。」(盾鼻集)

為了避免斷章取義之譏,便將這篇記敘文全文照錄,以窺全豹。假如要我「批解」這篇「報導雲南起義」的記敘文,我就會打若干問號:

一、蔡將軍為何遲鈍如此?到了籌安會發生的「次日」,才去訪恩師共商大計,搞雲南起義的一幫人早就動手了。

據呂天民(志伊)「雲南舉義實錄」所說:袁氏詭謀「必至實現,惟時機之遲早誰定耳。予決計回滇,企圖進行。乃先函達滇友羅君佩金(蔡公恩人,亦蔡氏入川之參謀長,雲南人)、李君日垓,趙君伸等,代達鄙意於開武將軍唐公繼堯,得其允許。并函致居東(日本)友人李君根源,居君正,胡君漢民,略言緩進急進均不成問題,惟視吾人之實力如何耳。予意宜一面造機會,一面乘機會語。李,居兩君復函,約予東渡。予以東渡愈犯嫌疑,不如直行回滇便。于是遂挈春返……」。

照呂夫民先生的說法,這些「不偉大」的雲南人或亂黨(國民黨)之徒,不是在籌安會之前就進行「大計」了嗎?又在雲南起義之時,傻傻的出了死力;祇落得榜上無名,還受「兩面倒」之謗。這就是說:在籌安會發生之前,全球華人對袁世凱的「皇帝夢」已深知深怨了,就連西洋鬼子也勸袁大總統就幹幹權傾天下的現職算了,還要替鬼孫做夢幹?到了籌安會「次日」才共商大計,是不是遲了一步?事實上「倒表」的人早就各有組織,三三五五,聚論「國非」。真言之,「倒袁」既成了「風」,採取行動乃遲早之事。梁、蔡、戴三人共商大計,能算「倒袁」的先知嗎?阿門!

二、蔡鍔為什麼辭去雲南都督之職?跑到北京幹嗎?他的恩師為什麼教他「虛與尾蛇」?美其名曰:「韜晦」。貢世凱的特務佈滿滇中,文官(軍政分主)控制雲南,第五縱隊操縱地方武力之時,難道「滇局」就不該「虛與委蛇」?就不能在策略上「韜晦」?必須像「阿Q先生」一樣,直言不諱的搞「倒袁」嗎?雲南人為什麼那樣笨?真傻!

三、參加雲南起義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雲南),為什麼都像機器人一樣?為什麼都受一個「程式」下的電腦指揮?梁任公便昨這場「倒袁」戰爭的搖控者;在這篇記敍文中,不是說雲南獨立之後一月,貴州怎麼樣?二月後廣西怎麼樣?然後雲、貴又怎麼樣?廣西又怎麼樣?三、四個月又怎麼樣?真是神機妙算,三國演義中的諸葛孔明,能望任公的項背嗎?真是「今之古人」。

四、假如李烈鈞將軍也有一位恩師,這位受張繼在法國說項,得到法屬越警保護的落難軍人,有了出頭天,雲南起義是不是從蔡鍔一雄變為「二雄」了呢?是不是現實政治使梁任公的筆下「抹殺」了李烈鈞的功勞?造成了一個唐繼堯挨罵?李烈鈞不提?蔡鍔情有獨鍾的局面?所以,就算到了今天,這檔子歷史公案,還在受人運用呢?

越想問題越多,為了「解一時之悶」,猶記三句歪詩,抄錄在此,用供一笑:

天下文章數吾鄉,

吾鄉文章數舍弟,

舍弟跟我學文章……

唐繼堯為什麼挨罵

論功行償,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也是中國人的「王道哲學」。假如說唐繼堯在雲南起義中,扮演的丑角,罵罵丑角,應該是理所當然。但是,在一般雲南人的心目中,領導再造共和的人物││蔡鍔及唐繼堯,似乎並無軒輊;讀史之後,便發覺「不肯實話實說的人,都在為現實政治說謊」。

早在幼年之時,便有「聽老兵說洪楊故事」的機會││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正是雲南老兵說「援川」,說「光復」,說「護國」,說「護法」,說「下廣西」的對象。因為護國打了勝仗,人物又多,空間更廣;連廣東這塊革命策源地,也被護國軍搞下了一塊空間;孫中山先生之「有地立是」,護國軍有無「苦勞」呢?然而,唐繼堯卻左右不能逢瞟,受盡文人政客的窩囊氣,你說是咎由自取?還是「不壓壓老唐,怎麼會顯出咱們的威風」呢?

在雲南起義中,唐繼堯真有百非而無一是嗎?還是吹毛求疵││專找老唐缺點來攻擊唐繼堯?連雲南學校通通關門,把教育經費也挪作護國「軍費」的史實,也得不到論客們的同情││不是雲南「過分」愛國,便是雲南「太傻」。雲南俗語說:「買鞭炮給人燃放」,雲南人做的是不是傻事呢?「滇票」從一元貶為一角,誰說不是「護國」所賜?在論「護國之功」的文章裡,有幾篇提到雲南財政之窘困?有幾人知道雲南老百姓吃了通貨膨脹之苦││為的是再造共和?

渲染蔡鍔出京者說:蔡松坡先生是「裝瘋」逃出魔窟的。他們當然不說為了「政爭」,而是為了「共和」,松坡先生才在北京街頭「裝瘋」,「抓街上的雞大便吃」。我沒有到過北京,不知當時的北京街頭也像農村的「鄉街子」,滿街放養雞群,雞糞能夠「隨手可得」嗎?蔡鍔出京傳奇早就「訛傳」民間了。因為梁任公祇說「易裝以行」,祇是「托病」,並未說「裝瘋」。蔡公的秘書周鍾嶽副院長,也沒有在「蔡鍔稱病出京」記中,提到小鳳仙跟蔡將軍的「過從」││幫助革命。

對蔡鍔出京故事的傳奇誇大,便是對雲南起義的歪曲。這就是說,那些腳踏實地,從事「倒袁」活動的人和事,便被湮埋了。反過來說,不罵唐繼堯,便顯不出蔡鍔對共和政體的忠烈。因此,雲南起義明明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全國性大事,卻被「論客「論來論去」,論成了蔡鍔及唐繼堯的功過之爭。粗看似為「個人之私」,功在蔡在唐,對國家而言,並不重要;袁世凱稱帝不成,才是關鍵。但從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惡戰苦鬥」看來,「貶唐」即所以「揚蔡」;而蔡的背後,還有一個影子││那就是他的恩師梁啟超。梁啟超者,在清為保皇黨要角,在「民」為袁世凱之支持者││進步黨之大佬也;在袁氏病斃之後,中國政局究屬「誰黨」天下?尚在未知之天。所以,誇大蔡鍔的大功,便可以增加恩師的政治地位。那麼,貶抑唐繼堯的「心惡行劣」,便是「揚蔡」的反面文章;「雲貴首義」為何不提唐繼堯及李烈鈞呢?

在雲南起義之前,在進行之時,袁世凱倒斃之後,唐繼堯是不是有可議之處呢?唐繼堯是不是「完人」呢?唐繼堯有沒有政見上的敵對者呢?

史實就是最好的答覆

一、唐繼堯是有可議之處;不但李烈鈞、呂志伊諸氏吃過「派頭」,而且王伯群早在蔡鍔入滇之前,就跑到昆明談論「活我民國」之事;唐繼堯說:「雲南很窮,財政困難,軍械不足,怎能打垮袁世凱」?一副難色。

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老袁的勢力如日中天,責大頭不但告訴洋鬼說「治安沒有問題」,稱帝之後誰敢怎樣?事實上搞得國民黨「鬧分裂」,孫中山之從轉入「地下」,必須打腳墨手印(指紋)才能加入「革命黨」。以黃興為首的國民黨人,又自成一派,以歐事研究會的招牌活動。在「革命黨」發出的第八號通告(一九一五,三,一○)中,有這樣的句子:「啟者:中日交涉事起,國人不明交涉之真相實由夫已氏(暗指袁世凱)賣國而來。乃與二次革命有關係者,借此為舉國一致之美名,有迎機投降者,如何梅鳴之自首者也;有恐夫己氏分謗而急欲自白者,如林虎等之通電國內各報館是也;有恐受借寇復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認革命為罪而不認私逃為罪)急向國人哀告老,如黃興等之通電宣言是也。獨孫先生對於此事默不一言……」從這些話中,便可看出當時的袁大頭,是如何的「威加海內」了。連革命黨也起來闢謠││並未與袁世凱「聯手」。

唐繼堯有多少「本錢」?除了像梁任公所說:「虛與尾蛇」、「韜光養晦」之外,要教唐繼堯「打明鼓,唱明歌」(爆光)去公開歡迎天下志士「反袁」,是不是不識時務?苛責古人?唐繼堯一再向「各方神聖」(志士)乞求,要錢,要槍,要人(鄰省響應倒袁),便是三合軍陣,不是好吃的果兒││「命」不是一「革」就倒的,矣丑第二次革命,殷鑑不遠。唐繼堯到底不是一位神人,在要人無人,要錢無錢,要槍無槍的情形下,袁世凱的魔爪,已伸入雲南,特務或第五縱隊已在雲南佈下天羅地網之時,唐繼堯的堂弟唐三將軍(繼禹)能夠遠赴境外迎接志士,還忍心罵人││排斥共和嗎?

雲南人常常說:「擁護共和」是全國大事;所以,不管你「騾子老表」,一律照單全收,就是這個道理。雲南或唐繼堯並非「倒袁」的「當然主人」。我們說雲南是「一片民主的淨土」,是說我國民主鬥士,為什麼不去經營雲南?護國軍到了四川,還要教雲南擔任「後勤」,不怪雲南是一個窮省,不說蔡鍔在前線「絕糧奮戰」,卻反咬一口,痛責唐繼堯不接濟蔡公?如朱不是蔡公「自想辦法」,這場反袁稱帝之戰,便不堪置想了││雲南真是罪該萬死嗎?

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嗎?不是,是一個「揚蔡貶唐」的可笑邏輯。請問││雲南人準備好黃金萬億兩,讓唐公及蔡公去「倒袁」嗎?蔡公既然是「雲貴首義的中心人物」,「中心」到了四川,「想」的是什麼「後勤辦法」呢?

這不是一個歷史公案,而是現實政治污染了史實。除了聽梁啟超的「聲音」外,那些「不偉大的」如李烈鈞、王伯群、周鍾嶽、李曰垓、呂志伊、羅佩金、黃毓成、趙復祥、鄧太中、楊蓁等有關之人的聲音,也得聽聽,才不會陷入現實政治的醜陋網羅中。

貶唐繼堯的話,雖然到了我們已是成人,還可以在昆明聽到││那就是雲南人也有人「貶唐」。唐繼堯在從黔督調任滇督之時,人事安排,恩怨頗多;也許是私心引來的怨恨。

有人說蔡公暗藏「手槍」一支,出席五華山反袁會議,唐公因受了袁大頭封爵,不肯倒袁。蔡公把手槍往桌面上一擺,說:「咱們槍是一把,血是一盆;你不倒寞,便同歸於盡。」後來唐繼堯答應出兵反袁,宣佈雲南獨立。這個故事說得有手有腳││說是蔡公使用的手槍,是從黃敏成家裡帶出的。事實上有沒有這樣的事呢?唐繼堯假如無心倒責,「願意穿馬褂」,自然六親不認││既不會讓梁任公先生「遙控」,也不會受一支手槍之脅迫。

早在武昌起義,雲南響應;南北和談之前,唐繼堯便受蔡鍔(在滇任革命後的都督)之命,任雲南北伐軍總司令,出滇支援武昌起義。後來南北統一,袁世凱做了大總統(取得法統)、唐繼堯也陰錯陽差,做了貴州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老袁命滇督蔡鍔,黔督唐繼堯去打重慶的熊克武,但在暗中蔡唐二督卻「聯手合作」,出川支援二次革命;表面上還是「服從法統」,也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虛與尾蛇,韜光養晦」,「應付」老責。不意蔡鍔的恩師梁啟超做了袁政府的司法總長,蔡鍔也調離雲南,唐繼堯從貴州調同雲南││便是蔡公倒袁把希望放在雲南的主因。也是唐繼堯「虛與委蛇,韜光養晦」,希望蔡公能夠脫險離京,返滇共謀大計的前緣。

所以,蔡唐二人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祇有蔡唐二君自己明白,我們後來之人,替他們作「精神分析」,不是他們有毛病,而是我們冬烘於「鄉、黨、夤」的自私。站在國家的立場,我們祇能看實際表現出來的是什麼?正如一支革命隊伍中的成員,有的可能是失戀,可能是失業,可能是個人的任何因素,才來參加革命;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為了革命而革命,那就偏離事實了;唐繼堯擁護共和,雲南人作了最大的犧牲,這是一個史實。論客偏要曲解「虛與尾蛇」為非,不強調「苦肉計」之苦,那就是「史論家」在作孽,造成了唐繼堯「很難活」的尷尬之局。

雲南起義與國民黨

袁世凱密謀稱帝,並不「始」於「籌安會的發生」。換言之,在二次革命之前,就有人不滿袁大總統的所行所為了。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人雖然被老袁搞得東逃西散,反袁之火,應未熄滅。

我們在上面說:一件「蔡、唐、李三雄合作」再造共和的全國大事卻被現實政治污染,變成了「蔡唐爭功」的下場。在雲南人來說,便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在蔡公的追悼會上,唐繼堯當眾宣佈││如果一定要說「雲南起義」是誰「首先發動」,應該是「孫先生」。

唐繼堯既是同盟會的會員,也是響應武昌起義,光復雲南的一分子。不管怎樣說,唐繼堯總是受孫先生薰陶的人;所以,譚人鳳記討袁一事說:「……愚見以為宜遣一使從湘、粵、滇三省獨立,再檄各省興問罪之師……」可見孫先生之徒,還想到雲南尚有一批「同志」,是以「首先聯絡」,可通「獨立」訊息,這是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前的話。

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分裂,孫中山另組革命黨,轉入地下,嚴格紀律,繼續「倒袁」。便有兩個雲南人受命討袁,一位是軍事方面的鄧泰中,一位是秘密活動的呂志伊。鄧泰中暗為革命黨的雲南司令長官,明為雲南武將軍(袁世凱所封)唐繼堯的部下,也就是首先入川激戰北洋軍的支隊長。呂志伊入滇之後,聯絡楊蓁、黃毓英、羅佩金、趙復祥、劉雲峯、申學如、李四垓、趙伸、謝樹瓊等,暗中進行倒袁,深得人心。

這些人是不是進步黨人呢?也不會是梁啟超的死士吧?他們多半是蔡公的部屬或寅友,參加過雲南光復(響應武昌起義)的同志;他們也多半是「孫先生」的信徒。在孫先生遠避日本,深悔不該寄望袁世凱太甚,另組革命黨,準備真刀真槍大幹一番之時,想到雲南還有一班老同志,派呂志伊去聯絡各方倒袁,並非奇怪的事,也不是為了跟進步黨爭功。

呂志伊在「雲南舉義實錄」裡說:「原乙卯之春,中日交涉(日本提出一一十一條)事起,予獲日京友人(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徒)密函,知袁賊有運動帝制之詭謀……」可見孫先生之「倒袁」,早有此心,早在佈置,並非在籌安會發生之次日才合謀大計。

呂志伊也不是莽撞之人,在他「決計回滇,企圖進行」之前,曾函達滇省友人羅佩金、李曰垓、趙伸等先生,「代達鄙意於關武將軍唐公繼堯,得其允許。并函致居東(日本)友人李君根源,居君正,胡君漢民,略言緩進急進均不成問題,惟視吾人之實力何如耳……」。

這裡應該說明,唐繼堯有兩重身分,暗中是孫先生的信徒(同盟會),明裡是袁世凱各省都督「政權」後的開武將軍(雲南行政權握在進步黨人任可澄之手),有人罵唐繼堯為「風派」,或許與他的這雙重身分有關。讀了呂志伊的「雲南舉義實錄」,可以了解「革命黨」倒袁的艱苦,也可以了解唐繼堯的處境困難,更可以明瞭袁世凱實施了政策「分立」(將軍署及巡按使署)之後,都督已無「軍政一把抓」的大權,唐繼堯之畔有任可澄(巡按使、管政、進步黨)監視。

我們必須明白袁大總統時代,活動最多,鬥爭最烈的就是國民黨及進步黨。梁啟超是進步黨的老大,仍然承繼保皇黨的遺風,支持袁總統;所以,執政的進步黨(熊希齡內閣是梁啟超促成,梁任司法總長)與國民黨便處於「惡鬥」的局面││這就是老袁為何同意安排任可澄在唐繼堯之畔的答案。

事實上梁啟超也如孫中山一樣,受了袁世凱的烏龍││袁氏志在做皇帝,「事必躬親」,誰也不知袁大頭的悶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國民黨卻早有發覺;但是二次革命失敗後,人心渙散,幾乎亡黨。元氣大傷之餘,手無寸鐵的孫中山來收拾殘局,他的方式也改變了││他認為同黨「聽他的話就好」,同志們不必高談濶論,大家也懂不了多少革命之道,「跟著我走準沒有錯」;一副「龍頭大爺」的模樣,確定袁世凱為革命對頭。梁啟超到籌安會的次日,才與蔡將軍鍔共商大計哩!

這祇能說梁氏受老袁的欺騙較深;但是,反過來說,袁大頭過分重視武力,將文人看扁了。所以,蔡鍔到滇,不必看成個人之功,而是老袁的做法,成了「眾怒難犯」,遲早都會有人揭竿而起的。所以,雲南起義的本質,如果必須一提政黨,便是國民黨人與進步黨人在沒有「合作」的口號之下,共同斡下來的「大事」;事實上雲南人在出錢出人,犧牲最大。為蔡公或唐公去爭功,算明智嗎?專門去挖蔡鍔及唐繼堯的瘡疤,不是幾近無聊嗎?

梁啟超將雲南起義的「金」,完全貼在自己的臉上,固然好笑。看看雲南起義的「在事人員」,以國民黨籍老為眾,便說這是國民黨「全力以赴」,也非事實。讀讀呂志伊(天民)的「雲南舉義實錄」,貶唐貶蔡,都是遺老遣少的妄行不足為訓。

到了今天,還在有人借雲南起義的「一面之詞」,加以「斷章取義」,要在現實政治中發生作用││這種走梁任公老路的打算,能夠有什麼新作為呢?因為史實祇能「靠史實」取勝,不是靠「論」可以「黑白講」的。好在雲南起義,不過是民國時代的一件大事而已,去古未遠、資料一天天豐富,已經不是「名家」或「權威」可以壟斷實史的時代了。例如「抗戰」是誰的功一樣,史實就是史實,不容辯來論去;還在企圖將黑的說成白的,祇能怪自己不進步,冬烘的頭腦,已經不是以取寵於民智已開的大眾了。

呂志伊「實錄的啟示」

在我個人看來,雲南起義之後,為什麼會「聚訟紛耘」?原因祇有一個:起於「愚眾可欺」。為什麼辛亥革命,祇有「誰開第一槍」之類的爭議?原因也祇有一個,就是保皇黨不好爭功,其他黨派還未誕生,談不上爭功。所以,便平安無事。到了袁大總統時代,至少有三股政治勢力在「纏鬥」,或明或暗,昧於黨派「自吹」的國人,頭暈目眩,不悉什麼是真?不明什麼是假?識者深水摸魚,趁眾人皆「醉」之時取利;無知無識的大眾,反正「國家事,管他娘」,任人偷雞摸狗,是非是白,也就真象不問了。三股勢力如次。

一是袁大頭所說:「百分責任,自擔八十分」。這位大權在握的大總統,滿腦子想的是做皇帝。既看不起搞政治的人,也不把「民意」放在眼裡。那些「蠅營狗苟」之輩,便成為袁皇帝暗盤上的要員;籌安會諸公,當然是「袁皇帝」精挑細選而來。那麼,執政的袁大頭,便利用公權力來鎮壓異端,公權力成了私權力,也就成了三股政治勢力之一││因刀槍在握,成為唯我獨尊的勢力。

一是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反對黨││國民黨人,分裂之餘,仍不甘心袁賊稱帝。雖如喪家之犬,仍懷推翻帝制壯志,到處尋找機會,趁機革命。

一是執政黨││進步黨頓失政權,已經義憤滿膺,加上籌安會的刺激,便大義凜然,跟老袁翻臉了。

在矛盾統一的「定律」之下,各路英雄向「雲南集中」,並不是什麼「神秘難解」之謎││大家都有「拯救祖國,倒袁第一」的共識,才會千里迢迢,跑到雲南去發難。

但是千萬不要「受惑」││假如唐繼堯不是「真心倒袁」,並與當權派││袁世凱及其特務,進步黨的雲南巡按使任可澄等「虛與尾蛇」,那些革命志士會有那麼傻?跑去雲南去自投羅網嗎?各方神聖是不是對唐繼堯有「信心」?念唐忠於共和?才會跑去雲南倒袁?這樣淺顯易懂的道理,竟使國人為處五里霧中,達半個世紀之久,寧非怪事。

唐繼堯蒙寃五十年,不管他地下有知無知,我認為都是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怪現象」;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恥辱;因為「以訛傳訛」這句成語,竟應驗在讀書不求甚解的「治近代史」諸先生之身上。

為什麼叫做「讀書不求甚解」呢?

一、蔡鍔領導的護國軍,為什麼要冠以一個地方性的形容詞?稱之曰「滇軍」?難道這種「中性」的形容詞,否定了他們的「革命性」也不知察覺嗎?雲南護國軍的革命性,列舉如次:

⑴滿清在滇的「新軍」推翻專制政體,造成了擁護共和的「時代趨勢」;後來雲南「各界」一致對袁世凱稱帝,並非任何個人的「英雄事業」,難道還不明白嗎?為什麼要刻意凸出「個人」?

⑵雲南護國軍是以反對「異族」(滿清)統治的姿態出現;所以,他們稱推翻朝廷成功為「光復雲南」。在漢、滿、蒙、回、藏諸族共和的觀點下,「光復」字樣是不是用的恰當?固然值得推敲;但是,革命黨人在「長期的驅逐韃虜的薰陶下」,說聲「光復雲南」,怎能據此排除革命陣營呢?何況是以「族」為分際,沒有畛域的意義。

⑶雲南響應武昌起義的革命軍,也像其他革命軍一樣,在「新軍」時代是由北洋軍系統所控制。但是,大多數被北洋軍官控制的新軍,雖然搖身一變而成共和革命軍,組織系統卻未遭破壞;所以,責世凱依然有「做皇帝夢」的本錢。祇有雲南的共和革命軍才逐殺將領,徹底奪得新軍的指揮權││也就是將校尉各級軍官,絕大多數都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因此,這批新軍的特性是「革命」,不是「地區」││雲南;祇能突出他們的「畛域性」,放棄他們的「革命性」,誰說不是革命史上的敗筆呢?「倒袁」之日起應稱「護國軍」。

⑷雲南護國軍雖然以雲南人為多數;但是,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孫中山之徒,他們的目標是共和革命││為何領導人是「全國性」的,被領導者也為「國事」而傷亡,為什麼不承認是全國性的隊伍呢?刻意凸出他們的「地方性」呢?

換言之,民初「將在滇軍人奪權成功的革命軍「地方化」,便造成國民黨人空談理論,但知問罪中原,缺乏腳踏實地,切實建立革命基地的成算││受袁世凱的「修理」,可以說「咎由自取」。

二、打擊唐繼堯並不等於「削藩」;因為唐繼堯與黨中央的矛盾,既非政治思潮(民主或專制)問題,也不是領導權誰屬(唐繼堯無打倒孫先生的野心)的問題;祇是達成民主制度的「策略問題」而已。

唐繼堯認為護國之役,雖然勝利了;但是,中國並未得到民主。護法之役,同樣採取「敵對」,中國依然沒有得到民主。倒不如採用美國的聯邦制度,劃分中央及地方的職權,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中國的民主政治;所以,唐繼堯很贊同聯省自治(地方自治)的構想。在行動上,唐繼堯一邊在雲南推行民主政治,一邊與主張聯省自治的各省實力人物掛鉤。

然而,袁世凱死後的北洋軍閥則是主張「武力統一中國」。也就是誰的「手臂粗」,誰就做老大;現在的中國不是這樣嗎?唐繼堯主張聯省自治,是從實踐(護國護法)中求得的結論,也就是主張和平統一中國。

以唐繼堯的觀點,用今天的話來說,祇是一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可是,在國民黨受愚於袁世凱之後,才想到「革命尚未成功」,非自建武裝,掃除一切建國的障礙不可;因而不分清紅皂白,也不懂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分野,更不知「不是敵人,便是朋友」的哲學,一律仇視,一律稱之曰軍閥,將昔日的信徒,也以軍閥視之。

這種過分中央集權的思想,必然造成自我意識的高張,個人崇拜便甚行於全中國了。不了解和平統一中國的意義,怎麼可以了解聯省自治的好處?今天,海峽兩岸的地方勢力,日越增強,美國式的聯邦思想,雖然沒有鼓吹,甚至避免談論,卻在不知不覺中茁壯,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簡單的把唐繼堯歸類如北洋軍閥一般,不會是唐繼堯的錯,因為到了唐繼堯蓋棺空論之時,他反對的「新生事物」祇是中央集權,不是民主制度。除非老唐也贊成壓迫民主、不然,隨便罵罵唐繼堯是「什麼」,也是不符實際的;誰說不是罵大街呢?

有一本叫做「國民革命史」的書,可能是「揣測」有錯誤。作者雖未標明「貶唐揚蔡」的傳統觀點,字裡行間,仍以唐繼堯其人處於「被動」見責。為什麼不將唐繼堯派員與各省「接治倒袁」之史實正面報導,反說唐繼堯「因候蔡鍔意向」,才成為灰色人物。可見國民黨並未「搶」雲南起義的「鏡頭」,不過是讀書不求甚解之徒,不是以訛傳訛的妄人,便是安心效勞現實政治的勢利的小丑。雖至今日,「貶唐揚蔡」還在餘波蕩漾;由不得要問一聲:「蔡鍔身在北京,實等幽禁;見說客就要錢,要槍、要人;深感倒袁不易的唐繼堯,為什麼非候蔡鍔的『意向』不可?」如果唐某要穿「黃馬褂」,昆明有的是欽差大臣,唐某要打倒袁世凱,蔡鍔在天羅地網之中;唐繼堯真的沒頭沒腦嗎?

蔡不揚,進步黨實「……空名而已,別無何等勢力之可言。吾人撫今追往,轉不得不嘆賞曩時國民黨勇氣青年者流,果有先見之明,賢於吾輩萬萬也……」這才是為何貶唐的真實理由。(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八日中華新報,「進步黨員之憤慨」。袁大總統之命,赴京「養晦」之後,被唐繼堯「編餘」的軍官們,是如何熱心共和,跟呂志伊「暗中

呂志伊的「雲南舉義實錄」、(北京「民國新報」,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至十一日)便可看出在籌安會之前,國民黨人是怎樣不顧生死,要「創造時勢」,以拯救民國。同時也可看出唐繼堯在袁世凱的強大壓力下,為何「以假亂真」,達到陽奉陰違,以收「保存革命實力」之效。更可看出蔡鍔應結合倒袁」的情形。如果說唐繼堯受迫而倒袁,不是受迫於蔡鍔,是受迫於昔時的留日同學諸公及部隊幹部造成倒袁的「氣勢」。呂志伊到南洋去募款,便是「袁世凱乃龐然大物,非一省之力可以推翻,求助於革命之母」的鐵證。可惜國民黨的後死者不察,在編護國史的時候,還在相信幼年所讀的教書,誤導史實。

護國公案到了今天,還在冷鍋裡炸豆,也不過是不平則鳴的道理。如果史實就是史實,在事出力人員都有份,,如果國民黨人及進步黨人承認是在「沒有口號」的合作下推翻袁世凱,這場擾攘不休的「史論」還有什麼好論呢?

教科書是雲南人改的。

在我們街上,有一名姓席的老者,因為懂得「地理」(風水),又識文字,大家都很尊敬他。我讀小學,見席家二樓的窗門上,寫著斗大的「唐」字。這時,傳說「唐公」已經吞金自殺過世,唐的勢力不復存在,但席家窗上的「唐」字並未抹去。聽說書寫這個「唐」字的席老先生,在雲南內戰中是支持「唐派」,,但是,我們的小學老師對蔡鍔的「出京」,歌頌得如痴如狂。可見蔡唐二公,在雲南民間,都有「人緣」。

我在昆明新聞界服務的時候,已經是龍雲主政多年了,情形大有不同││蔡唐二公已經變成「唐蔡二公」去了。如果談到「軍中倫理」,蔡先唐後,理所當然。如果以護國論先後,唐既坐鎮後方,發號施令,自然應該唐先蔡後。可惜蔡唐二人均已作古,不知他們舉義之時,有沒有想到歌功頌德的後人,會在這個「排名」問題上作文一章。

並非所有的雲南人都是「唐」派;但是,有的雲南人祇願在私下(或不願透露姓名)罵唐繼堯。在正式場合,尤其在紀念「雲南起義」或「護國紀念」之日,都把護國起義之功,歸之於唐繼堯。蔡公不是敬陪末座,而是梁啟超「貪天之功」,歪曲事實,將雲南人流血汗的成果,都歸於他們師生兩人;所以,因為憤恨梁啟超祇提到蔡鍔在雲南起義中的作用,未提到雲南人對共和竭智盡力的辛勞,便對蔡公「淡化」了。

甚於有人說:梁啟超曾要唐繼堯出資七十萬銀元,讓進步黨有錢活動。梁派私下也說:四川前線戰況(護國)正緊,唐繼堯不肯供應蔡公薪餉彈藥。這種強調蔡唐之間有矛盾的說法,顯然各有漏洞││實際情形如何?大家都不願提││而是「是非一大堆」。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蔡鍔存電唐繼堯:「急口雲南唐都督鑒:昆密。我軍激戰兼旬,耗彈頗多。炮彈現只存二百發,槍彈除原領者悉數用罄外,縱列彈藥亦耗三分之一。各部隊紛紛告急,請予補充。逆料在川境內,尚有數場惡戰,務乞飭兵站速配解炮彈三千顆,槍彈每支加發百發,趕運來瀘,不勝禱切。查滇存炮彈為數甚少,並懇向日本訂購兩三萬發,借資接濟。如何?乞示復。鍔叩。」

從這則電文裡,我們可以看出四件事:一、護國軍有必勝之心;二、前方急需彈藥;三、滇境存彈不多;四、主張舉外債革命。如果以蔡鍔過日的秘密借款所需時日而言(用於廣西護國軍),恐怕彈藥還沒有運到前線,袁世凱老早就死了。可見當時的雲南,羅掘已盡,才會想到「舉債」之法。然而,艱苦的歲月總算熬過去了;誰知「後人」竟將這種「窮得無奈」的史實,「反面處裡」,作為政訐唐繼堯的口實。

既然抓破了臉,便找弱點互相攻擊。蔡公不見得是「完人」││雲南人會這樣說:雲南人會這樣說:雲南是為約法(護憲)而戰,所以主張大總統死了(袁世凱),應該由副總統(黎元洪,曾參加武昌起義)繼任,為什麼蔡鍔要簽名推荐段祺瑞?顯然違背約法(憲法)。蔡鍔倒袁的目的,不是「護憲」,而是為了權勢。於是,蔡公說:簽名是別人代簽的。

換言之,唐繼堯堅持約法的立場,必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其他主張都是違背約法的。幸好蔡鍔早日蓋棺,得了「擁護共和」之名。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據口耳相傳,蔡鍔出川的部下回滇,驅逐唐繼堯遠走香港,是袁世凱餘黨段祺瑞「運動」所造成。

這裡指的百足之蟲就是袁世凱││他雖然死了,但他的勢力並未作猢猻散;軍閥時代便正式在中國上演了。

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對雲南人來說,大家還是忠於史實,不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後知後覺,也不認為自己的祖先沒有膽識,心中總是有不平之氣。每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紀念日,大家都會想到蔡公及唐公。不論在台灣,在緬北,在泰北的雲南人,他們也不會相信蔡公牽著唐公的鼻子走嗎?

所以,雲南籍的中央民代,不祇一次,也不祇一人,不斷向執政然及政府有關部門陳情,闡述雲南起義並非蔡鍔師生二人導演的傀儡戲││政府編印教科的先生不察是情,採信梁啟超(政黨宣傳)一面之詞,作為史料,抹然了雲南志士的主動性,造成全國的錯覺;甚而版本不同的教科書,互相抄襲,以訛傳訛,殊非所宜,要求同歸正常,以史實為準。因此,現行的教科書根據史實編成,是雲南中央民意代表多年多次努力的結果,並非國民黨有意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在我們雲南人看來,倒是國民黨麻木不仁;那麼多「黨籍志士」參加雲南起義,死的是國民黨分子,流血的是國民黨分子。可是「以黨治國」的政府單位,還是「懶於查證史實」,聽信進步黨人的「獨佔宣傳」,才會造成雲南人在流血流汗之餘,落得一個「傀儡之勇」的餘憾;時至今日,還要被遺老遺少「罵大街」,說成「風派」。

我在這裡祇說一句話:「為了某些政治勢力罵大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史實才是最正確的答案。」以雲南起義來說,史料一天天的增加,擔任最後裁判的不是「斷章取義」,不是自說自話的「論說」宏文,而是史料。大陸為了護國(雲南起義)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戰爭,我看到所出的兩本書:一是「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一是「護國討袁親歷記」。希望對雲南起義有興趣的朋友,設法找來看看││因為這場近代史上的戰爭「進行訢」之時,共產黨還未成立,不會偏向某方。可惜的是唐繼堯為了「反對中央集權,主張聯省自治」;兩黨對他都很不愉快,雲南人遭到城門失火之殃,祇能怪地域觀念加上邏輯頭腦的不靈光了。

林虎之言──可以「攻錯」

寫李宗仁口述傳記的唐德剛教授說,李宗仁老愛談「護國」……意思好像在說:護國時代的李宗仁,不過是一名芝麻官,高談護國大政幹嘛?

我想問問讀者諸君:李宗仁高談護國,真的錯到那裡去?真是好管閒事嗎?我想,李宗仁錯不到那裡去。

護國倒袁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發動起來的事,更不是三言兩語便能促成。蔡鍔十二月十九日到達昆明,二十三日唐繼堯及任可澄(袁政府之雲南開武將軍及雲南巡按使)等電袁世凱取消帝制…·;時間不過四、五天,請問任何話劇社;就算有了劇本,在這短短的時日內,能演出一齣話劇嗎?何況真刀真槍的倒袁?

護國之役,除了「雲貴」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參與其事的實例││廣西各級軍人,也是在「醞釀」中完成「護國倒袁」運動;怎能強迫李宗仁忘懷呢?

參與護國運動的人,不論軍職文職,不論職級大小,都投入一份「心力」。所以,老兵談護國、談倒袁,已是南中國人士的興致;因為這是他們生命史上的一段樂章。

林虎在「我與陸榮廷聯繫討袁護國的經過」一文中說:「迨雲南提出起義先決條件(唐繼堯「要人」││須得廣西保證支持)後,即由鈕永建和我由香港進南寧要求陸榮廷同意。」林虎等完成任務同港,「……突接楊永泰從上梅打來密電,報知蔡鍔已脫險離開北京,乘某輪來港,要我們接待他。我們當某輪到港時,就派人把蔡鍔接上來。這時蔡還不知道我們在雲南進行的情況,他只說他對袁世凱做皇帝非常憤慨,因而冒險離開北京,打算入雲南發動討袁,能夠發動一連算一連,不顧成敗利鈍。經我們把在雲南進行的情況告訴他,他大喜過望,說是非出京時意料所及。其時,雲南的情況漸趨明朗化,羅佩金,顧品珍等的活動成為公開的秘密……」。

不知梁任公再生,看了這篇文章作何感覺?

國民黨既然分裂了,各人的遭遇不同,感受也不一樣。我們祇好用唐繼堯說的話來作結論││若果一定要說誰發動雲南起義,這個人就是「孫先生」。

            (轉載中外雜誌)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八期;民國77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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