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繼堯與護國之役

作者/楊維真

 

一、前言

護國之役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件關係民國存亡的大事,其致成之因素,則是因袁世凱帝制自為而來。袁氏的帝制運動不僅是民國的一大危機,且為北洋軍系盛衰之關鍵,日後中國的長期分裂亦可說種因於此,其影響相當深遠。何以辛亥革命後不久,即出現了帝制運動,當然其中問題很多,但不外乎時代背景、袁氏個人意圖、野心政客推波助瀾、國際情勢之變化等因素[1]。帝制運動於民國四年達到高潮,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接受了所謂的推戴,承認帝位,並預備五年元旦登基踐祚,帝制運動至此進入緊鑼密鼓之階段。

帝制運動發生後不久,反帝制運動亦積極醞釀。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護國軍起義,國內反袁各派乃結成一股龐大的勢力。在內外激盪下,帝制運動終因各方之反對而取消,袁氏本人亦因此憂憤而死。護國之役的直接成就是推翻洪憲帝制,再造共和,這也是其在歷史上之價值與地位。多年來論者對於護國之役聚訟紛紜,於其領袖人物亦臧否不一,尤其對於唐繼堯更是議論最多。本文根據若干資料,試圖釐清唐氏在此役中之態度,並評介其在反袁運動中角色之扮演。文分六段,目次如左:

一、唐氏生平

二、前言

三、雲南護國討袁之醞釀

四、護國軍起義

五、護國之役的影響與唐氏之評議

六、結論

下就各節分述之。

二、唐氏生平

唐繼堯,字蓂賡,別號東大陸主人,雲南省會澤縣人,清光緒九年七月十二日(西元一八八三年八月十四日)生。其家「累世均以科名顯於鄉里,父為邑中名宿」[2]。六歲入私塾,十五歲應童子試,補博士弟子員。不久適清廷癈科舉,令各省選送學生出洋留學。時滇省風氣未開,青年學子視跋涉重洋為畏途,故多遲疑不應召。唐氏則慨然謂人曰:「乘長風破萬里浪,男兒壯志也,何懼為?況負笈異邦,學成救國,正吾輩今日之責」[3]。乃慷慨請往,赴省考試,榜發獲中,遂于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四)派赴日木留學。唐氏由滇起程時,擬學工業;抵達日本後,深知祖國危狀,似「工業緩不濟急,不如學陸軍,異日庶可為國家效用」[4],遂改學軍事。入東京振武學校,時同學二百餘人,唐年紀最小。光緒卅二年(西元一九○六年)唐以第一名畢業[5]。畢業後,入金澤第九師團砲兵聯隊見習,充士官候補生。見習期滿,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為第六期生。當時革命之說初倡,各省志士麕集東京,中山先生創設同盟會,士官生多人入會。受到當時革命思潮的影響,唐繼堯很快地加入了同盟會。在校並與同志秘密組織陸軍團,以革除滿清推倒專制為唯一目的,暇時則常與李烈鈞、閻錫山、李根源、宋綬光等分析時事,研究政情[6]。創設武學社,刊行武學雜誌,提倡國人尚武精神。又見於滇省毗連緬越,情勢危迫,思以文字喚醒滇人,同起救亡,乃與滇省同志組織雲南雜誌,為關導社會之先聲[7]。

唐氏在校時,除潛心於軍事學術之學習及革命事業之進行外,因見日本名將之戰略,無不得力於陽明學,且日本軍人多具有陽明學之修養,於是復以餘暇研究陽明學說。常與日本陽明學社名士學者交游,窮究身心性命之學,知行合一之說。這對唐氏一生影響頗大,「其後日勳業,得陽明知行合一之學不鮮」[8],這也是唐氏不好空談,重實力,不重虛名的思想來源。唐氏出身書香門第,舊學早有根底,留東時與李烈鈞、羅佩金等友善,常有詩詞之唱酬,著有東大陸主人言志錄,其志向抱負躍然紙上。光緒卅四年(西元一九○八年),唐氏畢業於士官學校。是時日政府有搜索中國留學生事,蓋日人對於軍事高深學問,多不使中國學生知,留學生乃暗購日本秘密軍事書,事洩被逮,牽連多人[9]。留東學生多憤然思歸,唐氏亦於此時與滇省同學數人返國。在留東數年中,唐氏不僅學習了高深的軍事技能,砥礪革命的志向,並增益其人格之修養,這對於唐氏日後事業之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宣統元年(西元一九○九年),唐氏返國。歸國途中,欲順道考察日人經營朝鮮、東北情形,乃取道仁川、漢城、經東三省,沿途關於軍事外交及政治等,無不留心調查。抵達天津後,乃將在日所得重要軍事書及沿途考察結果,譯刊二十餘種[10]。唐氏遊競時,見當時朝鮮情勢,曾有「游韓感賦」一詩:

悲水愁山幾斷腸,天公何獨罪東方?蒼生苦

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衣冠猶是漢威

儀,對此如何不淚垂。大陸龍騰三萬里,快

分霖雨潤藩籬。[11]

其詩其情,溢於言表。是以日後唐氏對於韓國復國志士,乃多方支助[12]。是時滇越鐵路已通車,唐氏乃取道越南返滇,途中特別注意滇越路有關之形勝要地。在返滇途中,這個充滿抱負的年輕軍人寫下了「偶成」一詩: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潛龍。願銷天

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雄才幾輩傲崙

華,千古功名未足誇。蔓草他年收拾淨,江

山栽徧自由花。[13]

願解蒼生苦,栽自由花,唐氏的志向是相當大的。抵滇後,出任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兼講武堂教官,旋調十九鎮正參謀官。在此期間,唐氏「不辭勞瘁,凡所獻替,多為大府嘉納」[14]。後以籌備秋操之功,委為七十四標第一營管帶;然因唐氏對兵士闡發民族主義,為忌者中傷,遂解兵權,調任講武堂監督。唐氏乃從教育入手,除教授學術外,仍以革命宗旨灌輸學生。時留日士官同學歸國後,多充任滇軍中級軍官;而講武堂畢業之學生,則分發滇軍為下級幹部。他們在士兵中宣傳革命思想,運動部下,故滇軍極富有革命精神[15]。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風聲所播,全國震動,雲南軍界亦亟謀響應。是時陸軍中年(西元一九○八年),唐氏畢業、高級軍官「或在羅佩金家,或在唐繼堯宅,群聚密議,風聲日緊」[16],乃決定於十月卅日(陰曆九月初九,後稱「重九起義」)發動起義。重九起義中,唐氏率所部進攻督署,戰鬥頗為激烈[17]。由於滇軍中下級軍官及土兵作戰英勇,次日昆明即告光復。成立大漢雲南都督府,推蔡鍔為都督,唐氏被任命為軍政、參謀兩部次長,兼講武堂總辦,後又兼任陸軍幹部學校校長。綜觀唐繼堯在雲南光復的過程中,從醞釀、準備到發動起事、獲取成功,唐氏都積極參與組織和領導工作,對雲南光復有其一定的貢獻[18]。是時諸將領以雲南光復,自矜其功,唯「繼堯年資稍後,退然若無所表見,鍔獨深喜之」[19]。祭鍔與唐氏在日時早已相識,返國後又同在滇軍任職,同為重九起義之發動者,二者關係頗為密切,蔡鍔對唐氏深為賞識,這對唐氏日後功名事業有極大的影響。

雲南獨立後,鄰省四川情勢混亂,且武漢形勢有變,北洋軍奪回漢口、漢陽、南方獨立各省有籌組北伐軍之議。時蔡鍔「以時勢未可知,滇能聯黔而資財賦于蜀,不難與中原爭衡」[20],乃派張子貞率三梯團援川。另組北伐軍,以唐繼堯為滇省北伐軍總司令,率三千餘人,取道永寧、瀘州,會合援川滇軍,由重慶出秦晉,以趨燕雲。唐氏乃率所部,於民國元年正月由滇省出發[21]。行軍途中,唐氏旋又奉蔡瀘之命,假道貴州,代平「黔亂」[22]。這是唐氏一生中重要的轉捩點。是時貴州雖已獨立,但內部卻有傾向革命派的自治學社與立憲黨人組織的耆老會之對立。自治學社主要領袖多非黔籍,且多利用哥老會徒,黔中秩序大壞,乃激起耆老會之不滿。耆老會一方面以貴州樞密院名義向蔡鍔發電,聲稱貴州公口橫行,要滇軍代平黔亂;一方面則派戴戡赴滇,向雲南軍政府懇求出兵,並聯合雲南軍政府中黔籍人士,影響蔡鍔之態度[23]。適逢此時南北和議告成,北伐失去目標,蔡鍔乃電唐氏立即「督率所部,戡定黔亂為要,勿庸改道入川」[24]。民國元年二月廿七日,唐氏率部抵達貴陽郊外,即與耆老會領導人物劉顯世等商定用兵計劃。三月三日凌晨,入黔滇軍與劉部保安營分途進兵,占領貴陽城門各要地,貴州軍政府代都督趙德全逃亡。次日耆老會諸人以亂事仍待滇軍戡平,力挽滇軍留黔,並擁立唐繼堯為貴州都督。滇軍入黔雖為平亂,但此舉確也開創了民國史上一個省級政權干預並顛覆另一個省級政權之先例[25]。在援黔戰役中,唐氏表現了相當卓越的軍事才能,「當繼堯之率師入黔也,部曲盡零星散卒,器仗不精,人料其少成功。然繼堯善撫循駕馭,以黔人劉顯世、周沆、戴戡等備諮謀,而韓鳳樓、劉法坤等領軍」[26],上下一心,將士用命,乃得克成大功。在唐氏率軍援黔這件事中,蔡鍔居於重要地位。先是蔡鍔既與唐友善且深賞識之,乃以北伐軍司令一職授唐,及唐氏率軍戡平黔亂,鍔復全力支持之。唐氏出任貴州臨時都督以後,蔡鍔立即繼寄五萬元給唐,幫助唐氏解決財政困難,以安定貴州局勢[27]。其後蔡鍔復電袁世凱,薦唐氏為貴州都督。可見蔡、唐二人交情之深及祭對唐氏寄望之重。而唐氏確也能不負蔡鍔之期望,在督理黔政中展現高超的政治才幹,「繼堯遂一意撫凋殘,輯奸暴,以戴戡、任可澄為左右參贊,親禮諸長年大老,民事一委之黔人,不雜用鄉里。黔昆欣然望治,忘其為客軍。」[28]在政事上,則唯蔡鍔馬首是瞻,「其行政治軍,一秉祭鍔指揮,議推鍔為雲貴都督,以堅辭罷」 [29]。雖然如此,由於祭、唐二者之合作,滇、黔乃形同一體,貴州亦成為一雲南之外府。「黔省財政素絀,未光復前,賴各省協餉維持。滇軍駐黔後,餉糈尤絀,唐氏慮增重黔人負擔,乃商之滇當局,仍由滇解餉接濟滇軍」[30],此雖為唐氏德澤,亦有賴唐、蔡之交情。

民國二年十月,祭鍔解職入京,並薦唐以自代。先是滇省援川軍回滇後,諸將領自以首義,且援川有功,漸不聽令,鍔深患之;又因二次革命事,為袁世凱所忌[31];且有鍔將組織內閣,或任參謀總長,或督湘之說[32],於是決去職。離滇之際,深銜雲南諸將領之異己,乃舉唐氏繼任滇督,並假中央政府命臨之。蔡鍔薦唐自代,不僅表明二人深厚之交情,也使唐氏一躍成為雲南最高軍政長官,日後方能成就護國大業,故此舉關係重大,「可見唐氏之功名,莫非蔡鍔有以造成之」[33]。當然,唐氏個人的才具、抱負,也是相當重要的。唐氏離黔之時,黔父老送至數十里外,後追念唐氏在黔政績,乃為其建生祠,立督黔紀功碑[34]。這一年,唐氏剛滿卅歲,由黔返滇,開創其功名事事的另一高峰。

三、雲南護國討袁之醞釀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的勢力伸入南方,當時全國大都在袁氏勢力控制之下,唯有西南雲、貴等省,未被北洋勢力侵入,仍保有相當的獨立性。唐氏繼任滇督後,當務之急是安定滇局。時袁氏控制大半個中國,且隱然對西南呈合圍之勢,只要雲南一有動亂,北洋軍即可長驅直入,進而囊括整個西南,完成袁氏武力統一之計劃。因此唐氏督滇後,不改鍔之成規,一方面結好雲南將領,排除異己;一方面則捕殺民黨,保境安民[35],以免除袁氏對他的疑忌。事實上袁世凱對西南一直不能放心,乃藉裁軍、縮減軍費等手段來削弱西南各省的軍力。民國三年度雲南軍費預算為三十二萬餘元,四年度則銳減為廿四萬餘元[36]。軍隊經裁編後,只有陸軍兩師一混成旅,憲兵一隊,及警備隊若干,後又添加礮兵旅、騎兵旅各一,總兵力約二萬餘人[37]。民國三年五月,袁氏裁撤各省都督,分授將軍名號,督理軍務,奪其民政,另設巡按使掌理民政。袁氏乃派任可澄為雲南巡按使,其作用一為分唐氏之權,一為就近監視。隨後袁氏並派其侍從何國華為特使前來昆明,封唐為開武將軍,常駐滇中;又派路孝忱為滇軍第一師參謀長,暗中監視,以為袁氏之耳目。此時形勢是陳宦督川、王占元督鄂、湯薌銘督湘、龍濟光督粵,加上駐川邊的曹錕第三師、張敬堯第七師,袁氏控制了長江中游和華南,下一步即是進而控有西南。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陳宦督川,此舉對雲南構成直接威脅。莫氏以「川滇等省,向無中央軍,故派曹錕、張敬堯率師駐川邊,以備不虞。今又派陳二庵(宦)率三旅入川。西南軍力薄弱,有此勁旅,不足為慮」[38],可見袁氏對西南之處心極慮。雲南外有北洋大軍環伺,內有袁氏偵探密布,唐氏既非北洋嫡系,其受歧視可知,省內又是軍隊、餉械兩缺,處境十分困難。如果袁真想以武力統一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則下個目標即是西南。若雲貴不起而反袁,那西南地方勢力只好坐困,或是步二次革命贛、皖之後塵,成為袁氏武力統一下的犧牲品,論者以為這才是雲南軍事領袖的實際考慮的。[39]

在這種情形下,唐氏只有一面陽示服從,對袁虛與委蛇,但仍保持一定距離;一面積極準備,擴充實力,並且密切注意袁氏之意圖。民國四年,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交涉時,各省將軍幾乎一致遵從袁氏命令「嚴防亂黨藉端破壞」、「靜候中央解決」,而唐氏卻在二月廿五日致電粵、桂、湘、鄂、川、黔六省將軍、巡按使和護軍使,建議西南諸省互相提挈,整理軍備,一旦中日交涉破裂,則秣馬厲兵,以抗日本侵略。電文隻字不提袁氏所謂「嚴防亂黨破壞」一事[40],說明唐氏並非全然同意袁氏之作為。唐氏早年在日時,曾受革命薰陶,返國後又參與雲南起義,其立身出處,當然自有打算。時蔡鍔任職北京,唐繼堯常與之書電往來。據曾任唐、蔡二氏秘書長的周鍾嶽回憶說:

民國三年秋,余因病辭滇中道職,奉蔡公電

邀,瀕行,唐公密謂曰:「袁氏自平寧贛後

,擁智自雄,蔑棄約法,取消自治,排除民

黨,窺其舉動,將不安於總統,必有盜國之

日。蔡公在京,寧能屈伏其下?異日袁益疑

忌,可危孰甚!宜勸其脫身南來,共維國事

。」余至京轉陳此語,蔡公深然之。及四年

秋,籌安會發生,蔡公密電唐公云:「袁氏

變更國體,事在必行,關係國家安危甚大,

公意若何?」唐公復電謂:「滇中已有計劃

,請公南來主持。」此類往復密電,悉余所

代擬或親譯者。[41]

此類文件均為私人收轉,而交法郵寄遞,以避政府檢查[42]。從這段資料中可以看出:㈠唐氏對袁頗有戒心,且已有反袁之意。㈡唐、蔡二氏屢有書電往返,彼此聲氣相投。㈢雲南已有反袁計劃,且希望蔡鍔南下主持。又據曾任護國時期雲南督署秘書長由雲龍的回憶說:

兩年以來,袁世凱種種專制獨裁,唐、蔡已早

不滿意;迨四年秋冬間,籌安會、統率辦事

處稟承袁世凱意旨,一切措施趨向帝制,野

心暴露,急為之備。時蔡鍔調京任經界局督

辦,因密為要約。[43]

可見唐、蔡二人既同對袁氏不滿,而彼此之間亦有某種默契存在。是以日後蔡鍔出亡,方能逕赴滇中,而唐氏亦開誠相與,迎蔡入滇共舉討袁護國大業。

唐氏心中對袁氏種種作為,早有不滿,只因形格勢禁,只有對袁暫採敷衍態度,暗中擴充實力。民國四年二月,黔軍團長王文華派遣李雲鵠至滇,密謁唐於第三辦公室,以袁謀日亟,文華對時局,唯唐馬首是瞻,請示方略。唐答以袁謀果發,則國必亂,惟滇逼強鄰,黔則湯薌銘扼駐於湘,此時只有勤自操練,不可輕露,先取滅亡。並撥械彈若干,以充實王部黔軍[44]。可見唐氏之考慮所在。此時同盟會雲南支部長呂志伊亦受孫先生命令,回滇活動,唐氏透過趙直齋,表達歡迎之意,並願聘呂為高等政治顧問。及呂氏抵昆明,竟遭警察廳拘留。鄧泰中聞訊,往告唐氏,唐立即約見呂,並言此乃奉統率辦事處電,巡按使署所為,將軍署並不知情。隨後唐乃向統率辦事處覆電,擔保呂氏無事,統率辦事處覆電仍要唐「嚴密監視」[45]。這說明唐氏對革命黨人採取寬容保護的措施,對袁氏則採敷衍的態度。四年八月,籌安會成立,請願團繼起,紛紛勸進,帝制之說甚囂塵上。唐乃邀軍政各界會議,討論勸進之事,楊蓁首先反對,惟因政界多袁氏死黨,唐氏乃戒楊蓁「宜量力無易言」[46]。時各省勸進電文紛上,而滇省則遲遲不發,蔡鍔乃由京密電,要唐速上勸進電,免召袁氏之疑。唐氏內心實不贊同一帝制,但是因雲南力量薄弱,便不能不多加考慮,於是只有虛與委蛇,亦上書勸進[47]。曾任護國一軍秘書長的李曰垓回憶說:「自籌安會發生,雲南唐將軍繼堯,每以良心上過不去為言。抑鬱憂憤之態,時形于色。雖限於所處地位,不便昌言反抗,要其志已決,識者早已知其微矣」[48]。同時唐亦曾詢其表弟鄧泰中之意,鄧回答說:「泰中隨從將軍生死以之,但袁氏果為帝,泰中決意退隱。」唐氏甚然其言,並示不願臣袁,亦欲退隱意[49]。這些均足以說明唐氏自籌安會以後,反袁之心日堅,只因限於實力薄弱,乃隱忍不發。

唐氏雖早有反袁之意,但當日僅祭鍔及二、三高級幕僚知曉。而滇軍久受革命黨人薰陶,尤其中下級幹部最富革命精神,反對真氏帝制亦最力。當籌安安會成立消息傳到雲南,慎軍團營長等對於袁氏帝制自為,群情憤慨,蔡鍔致書梁啟超曾言:

滇中級軍官健者,為鄧泰中、楊蓁、董鴻勳

、黃永社等,自籌安會發生後憤慨異常,屢

進言於蓂督(唐繼堯),並探詢主張以定進

止,蓂似未得吾儕之意嚮所在,且於各方面

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穩靜。[50]

此時袁氏在滇中偵探密佈,時機未成熟前,唐氏是不輕易洩露的,但是中下級軍官不明白唐氏意圖,於是乃有激烈行動的表示。據戢翼翹回憶說:「激烈派要唐繼堯反袁,萬一唐不反袁,他們也會有對付的辦法,這真叫唐為難。」[51]當時,董鴻勛、鄧泰中、楊蓁邀集李文漢、田鍾谷等中下級軍官,在昆明西山舉行秘密會議,譴責袁氏背叛民國,誓死討逆,並聲言「唐反袁我們就擁護他,唐不反袁,我們就推倒他」[52]。呂志伊回憶說:

中下級軍官,曾秘密在余處開會數次,決定

四項辦法:1、於適當時期,要求唐氏表示態

度,2、如唐氏反對帝制,則仍擁其為領袖,

3、如中立則將彼送往安南,4、如贊成帝制

則殺之。惟唐是時已決心反對帝制,因極端守

秘密,故中下級軍官尚不知。[53]

這段話很清楚地說明了滇軍中下級幹部的反袁情緒,及當時唐氏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唐氏若再不表明自己的心態,滇軍很可能就有內變產生。在各種因素考慮下,唐氏乃將他長久以來鬱積心中的意念表明出來。呂志伊回憶說:「唐一日囑趙直齋約余前往磋商,謂反對帝制,早具決心,以雲南僅有兩師兵力,尚不及北洋軍十分之一,宜聯絡各省,多有響應者,始不至失敗」[54]。又據護國一軍梯團長劉雲峰說,自籌安會成立,滇軍將領莫不義憤填膺,「各將領時常集議,咸欲舉兵討此叛逆。……會議後,即數陳於唐公,唐公也甚贊成」[55],這時唐氏已表明反袁決心。唐氏甚至還向駐省城連長以上軍官表示,對於國家大事,時機成熟他自有決定。一旦國家有事,使用軍隊,「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個波浪」;並命令他們「好好練兵,好好掌握部隊」[56]。話雖說得相當含蓄,但意思卻是誰都懂的。從此,中下級軍官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

唐氏既已表明其反袁決心,乃加緊反袁之計劃,各項準備工作亦在積極進行中。不過由於要避袁氏耳目,各項工作均秘密進行,是以詳情遂不為外界所知。現就當時雲南軍政幹部所遺資料,試對此問題做一說明。唐繼堯在當時所做的準備工作,最重要的約有下列四方面:

㈠     儲才:舉大事者首需人才,護國軍之所以人才輩出,唐氏儲備培養之功不可沒。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除部份東渡日本,餘皆無所歸宿。此時雲南為袁氏勢力未及之地,黨人乃紛紛赴滇,唐氏並「由滬派員招致在外之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前后來滇」[57],或任要職、或參內慕、或派至講武學堂任教,革命勢力因而潛滋暗長。曾參與江西二次革命的戢翼翹、趙又新等人,即是於此時來到雲南,加入滇軍[58]。

㈡     整軍:時滇省只有陸軍兩師兩旅,正規兵力僅萬人左右,加上警備隊亦不過二萬餘人,一旦有事不足應付。袁氏防範甚嚴,唐氏不能公然擴軍;然而為了擴充實力,便以補充缺額及防亂名義陸續徵兵,戢翼翹即是掌理軍隊訓練事宜,負責訓練新兵[59]。除了添編警衛團二團外,並陸續徵召新兵,由原有十團兵力,擴充為廿六團,成為日後護國軍的主力。另外則於講武學校招收志願隊學生百餘名,並將測量局班員調入該校學習,以培養軍事人才[60]。

㈢     餉械:唐氏曾向德國定購二百餘萬元之軍械,但因歐戰發生,僅運一部分來華,卻為袁所扣留。四年春夏,滇以編練模範團名義,向參謀次長唐在禮請領械彈一批。九月初旬,似準備秋操及防邊為名,派軍需課長繆嘉壽、兵工廠長趙伸赴日購買軍火[61]。這批軍火適於起事後不久趕運到滇,裨益作戰甚大。此外唐氏又密派呂志伊赴南洋各地籌募餉款。一面密令財政廳及各縣清理各項財政,並將地方槍械,以修配為名,悉數收集解省。復令軍械局兵工廠,分別整理舊械,趕造新品,以籌備軍實[62]。

㈣     情報:自籌安會成立後,帝制運動更為加速進行。唐氏乃召集高級幹部會議,並決定派員分赴各地,進行情報聯絡工作。於是派劉雲峰往江蘇、趙伸、吳中桂往廣西,李植生往四川,楊秀靈往湖南,呂志伊往南洋,與各該地同志聯絡[63]。其後護國軍起事,出兵策略及各方之呼應,得力於此者不少。當日這些工作之進行,均秘密為之,以做未雨綢繆之計劃,對於日後護國軍起義有甚大之助益。當時反袁各派或以言論、或以行動申討袁氏,但沒有一派擁有地盤,握有軍隊,故雲南軍界態度異常重要。雲南是當時反袁派注目之焦點,其本身有計劃有準備,唐氏亦確然有反袁之決心,所以當一切條件成熟後,雲南起義乃如水到渠成。

四、護國軍起義

護國運動是繼辛亥革命後又一次各派政治勢力的大結合,其共同目標是反袁。梁啟超曾言:「此次各派皆經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飽受數年來苦痛之教訓,客氣悉除,誤解一掃,人人各自懺悔,其前此之所為溫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此佳朕也。」[64]這確然是當時反袁各派的共同寫照,及其結合之基礎。現就護國軍起義之經過,做一簡要之說明。

㈠     蔡鍔出亡

蔡鍔對袁氏帝制自為早已不滿,民國四年八月十五日,即籌安會成立次日,蔡鍔至天津向梁啟超諸人說:「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袁)得過,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幹這一回不可。」[65]同時與雲南仍保持密切聯絡。當籌安會成立時,蔡曾秘電唐繼堯曰:「此間發起籌安會,討論團體問題,此事關係國家安危甚大,公意若何?」唐覆電謂:「中華民國國體已定,豈能動搖?如果實行,決難承認。」到了十月,帝制運動更為明朗化,蔡鍔乃又密電唐氏云:「變更國體,勢在必行,國內必生變動,望公預為準備。」唐氏復電謂:「業經有所準備,請公南來,共圖大計。」[66]因唐、蔡二人常有密電往來,袁氏頗生疑忌,且此時滇省真氏耳目亦有密報來,據周鍾嶽回憶說:一日,蔡公自統率辦事處歸,愀然謂余曰:

「蓂賡(唐公字)反對帝制,已有人來京告

密,袁已電令川督防制。」余問告密者誰?

蔡公謂,曾在雲南陸軍第一師充參謀長之某

人也。[67]

於是北京對各方函電檢查愈嚴,適得滇省致蔡鍔書,乃密令軍政執法處派人至蔡宅搜查,蔡鍔以見疑於袁氏,謀去之心益急。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蔡鍔離京赴津;十二月二日,由津乘船赴日,旋經台灣、海防輾轉赴滇,十二月十九日抵達昆明,共舉護國大業。

㈡     雲南軍界五次會議及李烈鈞、蔡鍔入滇

唐氏既表明反袁態度,乃密召軍界人士集會,而有五次秘密會議。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唐氏密召軍界中堅人物於混成團本部,昭示討袁宗旨,諸將皆感奮,願效死。因與各軍官約定三事:㈠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㈡整理武裝準備作戰;㈢嚴守秘密。是為起義前的第一次會議[68]。十月七日,唐氏復召集中堅幹部,決定起義時機:㈠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㈡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㈢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餉糈時;㈣如以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則本省為爭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69]。此為起義前之第二次會議。此外並密派使者,分赴各省聯絡。

此時袁氏派駐滇中的密探偵得情報,密電袁謂唐氏態度不明,請先事防備。袁乃一面令川督防制,一面振其羽翼入滇,陰謀破壞首義之舉。十一月三日,唐氏密召諸將領商議,決定內則積極準備,外則表示鎮靜,嚴防奸細煽惑軍心,是為起義前之第三次會議。會後並派其弟唐繼禹及李宗黃分赴滬、寧,聯絡同志並相機運動馮國璋[70]。十二月初,李烈鈞等人由南洋啟程至海防,唐氏乃派其表弟鄧泰中赴河口迎接,此時風聞蔡鍔北京寓所被搜,蔡氏潛赴日本,故鄧泰中所負另一任務,即是迎接李烈鈞代致唐氏邀請入滇之忱後,續往港滬兩地,探訪蔡鍔之行蹤,並邀其回滇共襄大舉[71]。李烈鈞等人乘舟至海防轉河內,因張繼在巴黎與法國內閣交涉成功,法特電河內總督加以保護。居二日,李至老開,電唐曰:「此來為國亦為兄,今到老開已多日矣,三日內即闖關入滇,雖兄將余槍決,向袁逆報功,亦不敢計也。」翌日唐氏覆電曰:「良朋遠至,將蒞昆明,造福至大,匪可言宣。堯喜迎公,特不敢預有表示,茲派舍弟繼禹躬迎,願稍候之。」[72]李氏乃於十二月十七日偕唐繼禹至昆明。是時蔡鍔亦離日經香港抵河內,唐氏再令其弟繼禹至海防往迎並保護之。十八日,敉平蒙自道尹周沅、阿迷縣知事張一鵾謀刺蔡鍔之陰謀。十九日,蔡鍔抵昆明,護國三傑乃得共聚一堂,齊心協力,共舉討袁大業。

十二月廿一日,唐氏聯合蔡鍔、李烈鈞,召集本省文武大員及各地同志會議,到會者數十人。議決先電袁氏,令其取消帝制,殺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廿四小時答覆。如屆時無答覆,或答覆無圓滿之結果,即以武力求最後之解決[73]。是為首義前第四次會議。次日(廿二日)夜十時,唐氏於將軍行署召集外來同志諸人,並本省上校以上軍官及各機關長官,開第五次會議。當即舉行宣誓,從關岳廟請來神牌,高燒紅燭,香烟繚繞,於莊嚴氣氛下,由唐蔡二人領導依序宣讀誓詞:

擁護共和我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

成敗利鈍與共休戚萬苦千難捨命不渝

凡我同人堅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畢各書本名,並以絲線纏姆指,用針刺之,注血入玉罇與酒調和,分成小杯共舉而飲,似示永矢弗渝[74]。廿三日,唐氏與巡按使任可澄聯銜致電袁氏,請其取消帝制、懲辦元凶,並限廿五日上午十時答覆,否則武力解決,是為「漾電」。次日蔡鍔、戴戡復電袁氏,作同樣勸告。電去後,袁氏期滿無覆,唐蔡諸人乃於十二月廿五日通電全國,反對帝制,宣布雲南獨立。廿七日午刻,唐氏親到省議會召開國民大會,宣佈獨立,萬眾歡呼。全市人民自動書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遍懸國旗,情緒熱烈莊嚴。並通告外交團,聲明維護共和宗旨,於是各國乃守善意中立[75],護國之役遂以展開。

㈢     護國之役

自廿一日以來迭次會議,有主張起義後設立臨時兀帥府,以與袁氏對抗;但唐氏以為討哀「在求實力倒袁,不在以空名嚇袁。對於各省在以大義激發,不在以崇稱號召」[76],因而反對設立臨時元帥府,主張仍恢復民國以來都督之名號,並以雲南都督府為討袁之機關。當時唐蔡二人皆願自行率軍出征,互讓都督,雙方均常仁不讓,相持不下,最後終以眾議主張不變更現狀,唐氏乃受任都督,坐鎮後方,統籌一切[77]。雲南宣布獨立後組織護國軍,推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率領三個梯團(旅)出川,分取敘州、瀘州、重慶;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率領兩個梯團出桂趨南寧;都督唐繼堯兼第三軍總司令,預備出師武漢,暫行坐鎮省垣,統籌軍政全局。唐氏並與蔡鍔、李烈鈞約定三事:㈠關於軍制軍令,几涉總攬之事,只以雲南軍督府名義行之;㈡蔡鍔、李烈鈞應聘任,來往文書用咨函;㈢對外文告,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78]。此可見唐氏謙遜之心,雖居都督之位,彼此仍以平等視之。故各軍總司令雖在都督之下,而組織大綱中無統屬之規定及字樣,其所傳佈之來往文電,均係平等語氣,露布全國之檄文,亦由唐、蔡、李等共同列名。

隨著護國軍事所需,滇軍由原有步兵八團增編至廿八團,警衛團增編至四團,騎兵砲兵亦增編至四團,合計正規軍擴充至卅六團,兵力達三萬人左右(正規軍),較舉義前之兵力增加二倍以上[79]。糧餉方面,除由財政廳按月籌集外,並按下列各項籌款補助:㈠向各機關提借存款,共計七十二萬餘元;㈡裁併閒冗機關,停辦中學以上學校,將所有款項移助軍費,計月共三萬餘元;㈢舉義前中央由塩款月撥協款十二萬五千元。舉義後商准稽核分所儘數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銀一百六十七萬餘元;㈣設立籌餉勸捐,共收銀卅五萬一千餘元;㈤南洋華僑捐助軍餉,共十二萬八千餘元。㈥將雲南中國銀行銀幣二百萬元,分發第一軍攜入四川一百萬元,第二軍八萬元,第三軍第一梯團二萬元,挺進軍十萬元,其餘八十萬元留作本省軍餉;㈦發行護國公債一千萬元,後因故停止發行卹。此乃籌備糧餉之大概情形。

在戰事方面,蔡鍔率護國第一軍會同戴戡所部黔軍攻川,戰事最為激烈。但因護國軍兵員既少,餉械兩缺,補給不易,戰局始終膠著於川南敘、瀘一帶。後來四川劉存厚、鍾體道相繼響應擭國軍,聲勢始大。民國五年一月廿七日,貴州獨立;三月十五日,廣西獨立,影響國內民心士氣極大。且此時西南各省已形成一反袁同盟,整個形勢為之改觀。貴州、廣西相繼獨立後,護國軍精神為之一振,袁氏在內外情勢交迫下,乃於三月廿二日正式宣佈撤消帝制,復稱總統,想謀妥協,但是護國軍非要袁氏退位不可。五月廿二日,四川將軍陳宦通電宣布獨立,此舉對桌打擊甚大[81]。另一方面李烈鈞擭國二軍於滇桂邊境,解決龍覲光的侵滇部隊後,乃由桂入粵,與桂軍脅迫龍濟光獨立,並組織聯軍北伐。五月廿七日,袁的另一心腹湖南將軍湯薌銘亦宣告獨立。袁氏在眾叛親離,內外交迫的情勢下,六月六日終於一病不起,民國體制恢復,護國軍大功告成。

五、護國之役的影響與唐氏之評議

護國之役的直接成就是打破洪憲帝制,再造共和,其在民國史上有很大的意義。論者以為辛亥革命結束了異族的君主政體,護國之役則結束了漢人的官吏君主制[82]。洪憲帝制無疑地是民國成立後一大危機,其背後的理論基礎是中國民智未開,不適合共和體制,故護國之役雖是關於國體的戰爭,但同時亦如蔡鍔所云,此役是「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而戰。經此役後,中國傳統的官吏君主制正式告終,民國共和深入人心,其後溥儀在民國六年及廿一年的復辟,只是由軍閥、日本人操縱的傀儡而已。共和政體獲得認同,雖然在日後軍閥混戰的時期,中國的政治一直無法上軌道,但大家對共和政體卻未曾再懷疑,這是護國之役的影響之一。

護國之役的第二個影響是中央集權的崩潰。袁世凱的洪憲帝制是袁氏中央集權努力的最後階段。從民國元年以來,袁氏與國民黨一連串的爭鬥,均可視為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衝突。二次革命後,袁氏幾乎控制整個中國,此時中央集權達到最高潮。護國軍的勝利使袁氏武力統一的迷夢幻滅,也促使地方分權的興起;尤以護國之役中各省的獨立,更是開日後南北分裂之先河。袁死之後,其後繼者仍繼續中央集權的努力,但他們那種微弱的努力,不能與袁世凱同日而語。至於曹錕、張作霖等地方軍人入主中央,更證明中央勢力之衰弱。民國五年以後,由中央文官統治全國的希望雖沒有斷絕,但事實上則猶如等待黃河水清一樣。論者以為傳統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民初的共和制度被袁世凱摧殘,洪憲以後共和制度的殘餘不能使共和制度順利地運行,而且此時又沒有一個如袁氏般的個人至上主義者,在治法與治人兩缺的情況下,中國只有走向分崩離析[83]。此乃護國之役影響之二。

袁世凱實在是民國初年得以治理中國的人物之一。梁啟超曾言:「以今大總統(指袁氏)論,中外報紙評其人者多矣!有敬愛之至極點者,亦有憎惡之至極點者。然無論為愛敬、為憎惡,要其為人有一種政治才能者也。」[84]除了具備卓越的政治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是袁氏握有當時全國最精銳的北洋軍。北洋軍是清廷傾全國之力練成的勁旅,亦是袁氏起家的本錢。民國以後,隨著袁世凱勢力之擴張,北洋軍將領們多位居方面,封疆裂土,這時只有袁氏尚得以駕馭掌握;但在護國之役中,北洋軍系已有離心離德的現象。及至袁氏死後,北洋軍系乃告分裂,再無如袁氏般有威望之人得以號召領導,於是北洋一分為皖系、直系,加上後來的奉系、國民軍系,此後乃演成軍閥混戰之局。南方亦是如此。護國之役時西南六省結成反袁同盟,護國之役結束後害繼堯力倡「大雲南主義」,囊括川、滇、黔三省;廣西陸榮廷則據有兩廣,聯絡湖南,形成特殊勢力,此即所謂「西南軍閥」。從民國五年護國之役後,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底定平津,東北易幟,全國統一止,這段時期乃為軍閥統治時期。全國無論南北,均籠罩在軍人統治的陰影下,形成現代史上一種很特殊的現象。此為護國之役影響之三。

唐繼堯實為護國之役的重心人物之一,其在此役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唐氏早年負笈日本時,即加入同盟會,深受革命之洗禮;返國後又親身參與雲南重九起義,實乃深具革命熱情之少年軍人。觀其詩文,即可見其抱負之大,志向之遠,當然不能坐視袁世凱摧殘民國,帝制自為。但同時唐氏又深受陽明學說之薰陶,講求知行合一,重實際,不重虛名。在考量當時形勢之下,雲南一隅之地實不足擋袁氏全國之力,乃理頭建設,擴展實力;外則對袁陽示服從,以避袁之猜疑。同時唐氏積極與蔡鍔聯絡,約其南來,觀其往來文電即可知唐氏早已有反袁決心。籌安會成立後,滇軍中下級幹部激起反袁浪潮,誓死義不帝秦,但因不明唐之苦心,乃有激烈行動之表示,至此唐氏乃揭櫫反袁決心,以安軍心。適蔡鍔、李烈鈞相繼入慎,唐乃毅然反袁,共圖大舉。唐氏既早有反袁決心,且滇省亦有反袁準備,乃得順利組成護國軍,舉兵討袁。唐之迎蔡、李入滇,實乃基於彼此深厚之感情,若唐氏無意反袁,蔡、李等人即不得入滇,甚若唐氏有心賣友求榮,則蔡、李二人性命危矣。據唐氏侍從副官鄒若衡言,當唐氏接到蔡鍔由海防來電時,說道「事情只問應該做和不應該做。蔡老前輩既來雲南,我們當然歡迎他,成敗利鈍,在所不計。」[85]清楚地說明唐氏對蔡鍔之友誼,及唐氏反袁之決心。後來在四川戰場,蔡鍔與鄒有一段談話:

蔡又問:「那麼,唐將軍又為什麼毅然決然

歡迎我來呢?」我說:「這是因為總司令對

唐將軍恩情太重,威信素孚,唐將軍是個重

義氣的人,因此總司令一來,他就毅然決然

,竭誠歡迎,破釜沈舟,在所不計了。」蔡

微笑一下,點點頭說:「你觀察得不錯,所

以我晉京之前,袁世凱要我保薦雲南將軍,

我不保李鴻祥而保唐。要是李鴻祥做雲南將

軍,我也不會來雲南了。」[86]

由此可見唐、蔡二人相知之深。唐繼堯有次與其長子筱蓂談話,唐筱蓂問:「蔡老伯留在這兒很危險,袁世凱封您的將軍侯爵,豈不都完了?還得殺頭,犧牲太大!」唐繼堯同答說:「蔡松坡是我的知己!」[87]一語道盡了唐蔡之結合,實基於道義,根本未有權力私念,觀其二人於起義前互讓都督一事即可知。

除了事前的計劃與準備外,自護國軍興後,前方部隊人力、物力之支援,糧秣餉糈之籌措,外交之聯絡,情報之蒐集,後方治安的維持,在在都需要唐氏運籌辦理;正因後方穩定,械彈兵員源源補充,各地附和響應,護國軍才得以殲滅頑敵,克致戰果。綜觀唐氏在護國之役中之表現,不論事先對於反袁的各種計劃、準備之進行,或是迎接蔡、李等反袁人士入滇,或是舉兵討袁,高舉護國大業,他都扮演著積極的、重要的角色。唐氏對於護國之役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六、結論

袁氏洪憲帝制乃民國成立後一大危機,關係中華民國的絕續存亡。當時全國人心激於義憤,一致奮起,致力討袁,乃有「護國之役」的發生。護國之役是全國各派政治勢力繼辛亥革命後又一次大結合,其共同目標則是「反袁」。護國之役雖是各派勢力的結合,但是雲南首義之功卻是不容抹滅的。唐繼堯早有反袁之意,且袁氏逼迫日緊,滇軍中下級軍官又富革命精神,加上蔡鍔、李烈鈞入滇共圖大舉,更促使唐氏反袁之決心,於是唐氏乃毅然決然舉兵討袁。唐氏早有反袁之計劃及準備,但為了避袁氏耳目,只有秘密進行;及至蔡、李等人入滇,宣佈討袁,得以在短短期間中組織護國軍,展開護國之役,正是昔日唐氏暗中準備、籌劃之功。護國之役得以完滿達成,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唐繼堯在其間所扮演之角色,頗值得吾人肯定。以區區雲南一隅對抗掌握全國之力的袁氏,不僅需要完善的計劃及準備,更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毅力,唐繼堯在此役中的貢獻是不可沒的。

註釋:

[1]陳志讓,「洪憲帝制的一些問題」,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2),第廿編民初政治㈡,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初版,頁一二一│一四一。

[2]不著撰人,唐繼堯,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十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十一。

[3]同前,頁十二。

[4]庾恩暘,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記,昆明,雲南圖書館,民國六年二月,頁八。轉引自謝本書,「論唐繼堯」,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頁一六四。

[5]李根源,雪生年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十二。

[6]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頁八。

[7]唐繼堯,頁十二│十三。

[8]同前,頁十三。

[9]李根源,雪生年錄,頁十五。

[10]同[7],頁十三│十四。

[11]唐繼堯,東大陸主人言志錄,近代中國史料叢書第卅輯,唐繼堯附錄,頁一四六│一四七。

[12]后希鎧,「唐繼堯與蔡鍔」,傳記文學,第四十七卷第六期,頁六十。

[13]同[11],頁一六○。

[14]庾恩暘,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記,頁十四。轉引自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五。

[15]唐繼堯,頁十四│十五。

[16]孫種因,「重九戰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㈥,上海,一九五七年,頁二三九。

[17]蔡鍔,「滇省光復始末記」,辛亥革命㈥,頁二二五。

[18]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西南軍閥史研究會,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三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頁三九○。

[19]鄧之誠,「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二卷二期,民國廿四年。轉刊於周開慶編,四川與護國之役,台北,四川文獻社,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初版,頁一一○。

[20]同前。

[21]唐繼堯,頁十八│十九。

[22]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六。

[23]馮祖貽,「評唐繼堯督黔」,西南軍閥史研究所刊第三輯,頁二八八│二八九。

[24]周鍾岳輯,電光集(蔡鍔辛亥革命後之軍政電稿),轉引自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七。

[25]同[23],頁二九○。

[26]鄧之誠,「護國軍紀實」,頁二一。

[27]謝本書,「論唐繼堯」,頁一六七,註③。

[28]同[26]。

[29]駱任之編,唐繼堯軼事,上海,民新書局,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再版,頁一。

[30]唐繼堯,頁廿四。

[31]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日再版,頁一二○。又見鄧之誠,「護國軍紀實」,頁一一一。

[32]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昆明,雲南圖書館,民國六年,上冊,頁十二。

[33]駱任之編,唐繼堯軼事,頁二。

[34]同[30]。

[35]胡平生,梁蔡師生與護國之役,台灣大學文史所刊四十四,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初版,頁八八。關於唐氏捕殺民黨之因,一說唐氏率軍北伐入黔時,因故與黔軍北伐軍衝突,總統府秘書黔人平剛,借孫先生名義,拍電申斥,並令唐氏退兵,唐氏乃懷恨在心,自此與孫先生分途,仇視革命黨人,見劉德澤,「謹國軍與中華革命軍之目的」,革命文獻四十七輯,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五十八年六月,頁三八。一說蔡濟武及李根源內弟被補殺,實有兩因,一因唐與李根源猜嫌頗深,唐不願李之勢力伸入雲南;一因偵探向唐報告蔡等之舉動時,適袁派赴滇之專使何國華在座,鄧奉中、楊蓁事前極力營救無效,曾大罵某偵探不知進退,見何慧青,「雲南起義秘史補注」,逸經半月刊廿四期,民國廿六年二月廿日,頁廿九。

[36]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頁一三三。

[37]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專史,近代中國史料專刊第六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三八三。當時滇軍編制,每師二旅,每旅二團,每團二營,每營四連,每連百人左右,如此滇軍一師僅三千兩百人,北洋軍一師則萬人,尚不及其三分之一。故滇軍正規兵力雖有二師二旅,但實際上兵力僅萬人左右,見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⑹,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初版,頁廿六。

[38]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二○。

[39]陳志讓,「洪憲帝制的一些問題」,頁一四五。

[40]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頁三九三│三九四。

[41]周鍾嶽,「雲南起義史實之回溯」,革命文獻,第四十七輯,頁十七│十八。

[42]白之瀚,「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春秋月刊,四卷一期,民國五十五年一月一日,頁三。法人自築滇越鐵路後,並於雲南置郵,不受中國政府檢查,直至十八年換立新約,始得撤銷。

[43]由雲龍,「護國史稿」(原刊於「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存萃學社編,護國運動,香港,崇文書店,一九七三年三月,頁六十四。

[44]同[42]。

[45]李希泌等編,護國運動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上冊,頁一○二│一○四。

[46]同上,頁一○五。

[47]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頁廿一。

[48]轉引自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頁三九六。

[49]同[46]。

[50]蔡鍔、松坡軍中遺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致梁新會函」,頁五│六。

[51]同[47],頁廿二。

[52]楊如軒,「我知道的雲南護國起義經過」,轉引自顧大全,「試論雲南護國起義」,西南軍閥史研究專刊第三輯,頁三○六。

[53]何慧青,「雲南起義與國民黨之關係」,南強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雲南起義紀念專號,南京,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日,頁廿一│廿二。

[54]同前,頁廿二。

[55]轉引自高光漢,「唐繼堯前半生的功過問題」,頁三九七。

[56]轉引自曾業英,「雲南護國起義的醞釀與發勁」,歷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頁八十七。

[57]由雲龍,「護國史稿」,頁六十四。

[58]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頁廿。

[59]同前,頁廿│廿一。

[60]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頁十三。

[61]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卅六

[62]白之瀚,「雲南護國簡史」,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大會籌備委員會,民國五十五年,頁四十三。

[63]同[60],頁十六。

[64]梁啟超,護國之役電文及論文,近代中國史料專刊第九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從軍日記」,頁一八六。

[6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四十九年台一版,「護國之役回顧談」,頁八十八

[66]周鍾嶽,「雲南起義紀念日報告」,革命文獻,第六輯,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四十三年十月,頁九三。

[67]周鍾嶽,「雲南起義史實之迴溯」,革命文獻,第四十七輯,頁十八。

[68]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頁十五

[69]同前,頁十五│十六。

[70]李宗黃,李宗黃回億錄,台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卅日初版,第二冊,頁一一五│一二一。

[71]同前,頁二九│一二○。

[72]李烈鈞,「護國之役」,革命文獻,第六輯,頁八八。

[73]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頁十九│二○。

[74]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頁廿二│廿三。

[75]白之瀚,「雲南護國簡史」,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四四。

[76]同[73],頁四五。

[77]同前,頁四九│五○。又見周鍾嶽,「雲南起義史實之迴溯」,頁十九│二○;及戢翼翹先生訪問紀綠,頁廿四。

[78]同[75]。

[79]庾恩暘,雲南首義擁擭共和始末記,上冊,頁一三四│一三五。

[80]庾恩暘,雲南首義雜擭共和始末記,上冊,頁一三九│一四二。

[81]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二○│一二一。

[82]陳志讓,「洪憲帝制的一些問題」,頁一四五│一四七。

[83]同前,頁一四六│一四八。

[84]轉引自張朋園,「維護共和│梁啟超之聯袁與討袁」,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2],第廿編民初政治㈡,頁一六○。

[85]鄒若衡,「護國時期電聞簡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護國討袁親歷記,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一一○。

[86]同前,頁二二│一一三。

[87]黃天石,「雲南起義的史實解剖」,春秋月刊,十六卷二期,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一日,頁十七。作者少年時曾參與雲南戎慕,歷掌簿書,並曾代表唐繼堯氏報聘湘粵。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八期;民國77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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