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昆明之行談到當前大陸工作的方向

作者/王坪

 

三十八年前,我搭乘木炭卡車離開昆明的時候,曾在碧雞關小息片刻,向這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看了最後道別的一眼,山下馬街的工廠歷歷在目,草海的湖水波平如鏡,海埂彎曲的堤岸護衛著澄清的湖面,遠處的市區上空有迷濛的薄霧……。

這最後的景像,三十多年來不斷在腦際浮沉,而當這一夢想成為事實,在從上海乘坐了六十四小時火車,車上播音員告訴旅客即將到達昆明站的時候,車窗外的景色並沒有勾起似曾相識的回憶,彷彿到了旅途中另一個陌生的地方,沒有近鄉情怯的情懷;從鐵路進行的方向判斷,昆明鐵路總站應該是在市區的東南郊,但這一帶已經是景物全非,無法辨識了。

鐵路總站是新建的,從地下道出站時,兩個女幹部把守位一個小小的出口,不時傳出對不能體會她指揮的旅客的責罵聲,成千的旅客忍氣吞聲的擁擠在地下道等待出站;半小時後擠到了出口,拜「台灣同胞」之賜,沒有挨罵,於是在親屬歡愉感慨的溫馨中上了「麵包車」。

對濶別了近四十年的人而言,長時期對故土的懷念,原是這一片土地和景物固有的,親切的原貌,所希望看到的也是四十年前所熟悉的一切,這舊有的印象正是堆砌起懷念情感的基礎;當懷著舊夢重溫的心情,看到的卻是面目全非的時候,縱然新的改變也算是進步,卻無法填補那長期懷念舊日形象所產生的失望與陌生;似乎這眼前的一切,距離那盼望中的親切感已愈來愈遠了。

昆明市區較前擴大了許多,原來屬於昆明縣的鄉鎮和安寧縣等都已納入昆明市,人口已逾二百萬,據說市區擴大,是為了滿足許多鄉村人口希望進入「都市」,使他們也有屬於都市的感覺。原有的四圍城牆城門都已拆除,護國門,金馬碧雞坊,近日樓,狀元樓等昆明市的勝景都不見了,東區和南區變化極大,許多五、六層的公寓式房屋外型和台灣同類建築相似,但內部設施卻非常簡陋,多數沒有浴室和廁所,全體住戶共同使用另建的公共廁所;那些數十年前傳統的公共大茅坑,毫無遮隔,而臭氣薰人,公寓樓梯轉角處堆滿了各家的主要燃料煤球,甚至成了公共垃圾場。

幾條市區街道,正義路和金碧路等都種植了法國梧桐,濃蔭之下雖有林蔭大道的清涼,而蕭條的市容,商店在只有一支日光燈管照著貨色少而設備陳舊的店面,令人有種難以表達的感傷。

圓通寺依舊,而圓通山則成了動物園,飼養著熊貓虎豹和成群的大象;翠湖和大觀樓等風景區已遍植柳樹,倒也憑添幾許嫵媚。由於鐵公路交通較前方便,許多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穿著不同的服裝,使昆明市面成了人種展覽會,服裝不整的軍人在到處遊蕩;人們上街除了步行和騎自行車外,可以搭乘由兩節車廂連接,中間用可摺皮布圍繞以便轉彎的公共汽車,車資便宜,約「人民幣」二角五分,乘客擁擠的程度遠超過台北二十年前的公共汽車。除了清晨趕時間上學上工的人之外,其餘人們在街上騎自行車態度悠閒緩慢,似乎是只用來消磨無所事事的時間。

我騎著自行車,按記憶一處處尋訪昔日老友,那些原來熟悉的地方,不是早已改頭換面不復辨識,問遍鄰居路人也不得要領,就是面對破舊的住所,得悉老友早已亡故,或者下放勞改不知所終,其中一位傅姓好友,則查出早在文革時期被恐怖的經歷嚇死了。唯一能找到的兩位老友,不但滿頭白髮,有的已垂著半尺長的鬍鬚,彎腰曲腿,臉上的皺紋記錄著三十多年的苦難,在他們身旁,我看起來簡直成了小朋友了。這令我想起杜甫「贈衛八處士」中「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人生悲歡離合,還有何時能如此深刻?

雖然山河大致依舊,人事卻已全非,應該在意料之中,但我此行仍在政府開放探親之前,目的並不只為了探親,而是希望以親身經驗來證實多年來的個人構想。

對我個人而言,前往大陸所獲得最大的收穫,不在於三十多年的心願得償,而在於依據三十多年兩岸政經實質上的消長,在大陸同胞心中所形成的認知,已成為光復大陸最有效的唯一潛在動力,而這一力量卻自始未受政府決策階層所重視;政府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心態下,長期維持對中共避之惟恐不及的政策,未能把握經濟建設所產生的優勢,從大陸同胞的心理上,去「以中共之道,還治中共之身」,來從「人心」的層面徹底摧毀中共政權的基礎;三十年來對光復大陸的希望,仍然只停滯在標語口號上,面對中共的對我孤立,統戰,除了防毒面具式的「三不政策」之外,似乎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嚴密的作法來,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為實際行動,即使是執政黨十三全大會後所提出的大陸政策,也仍然寫法得不足以指導黨前不同的變數而力不從心。

在與大陸人士接觸的時間裡,發現不論是中共幹部或各階層民眾,除了對三十餘年的苦難餘悸猶存,本身普遍消極與無奈外,對自由地區的進步繁榮則充滿了憧憬和羨慕。當每一位親友或前來搭訕的路人,從閒話家常中得知台灣的進步,和民主社會與自由經濟制度何以能導致高水平的生活和繁榮的經濟時,表現在臉上的是獲得新知的頓悟與驚喜。甚至有中共黨員說:「這樣看來,中國還是只有實行三民主義才有辦法」,而利用毫無政治宣傳意味,以話家常方式,自然地把正確的思想傳達給大陸同胞,使他們從閉塞的思想控制中產生自然轉變的政治態度,是這次大陸之行的主要收穫。

這一試驗,證明了我多次向有關方面提出建議而石沉大海的觀念的正確性。在面對中共這樣一個已膨脹到如此龐大的集團,絕不是在大陸政策中提出「中共必須首先放棄四個堅持……」之類條文,就能使中共效法「除三害」中的周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們當前要作的事是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上,以台灣經驗作教材,來徹底改變大陸人民的思想基礎,自然也就是瓦解了中共政權的基礎。

大陸淪陷的失敗,實際上就是爭取人民認同方法的失敗;中共竊據大陸的成功,是宣傳統戰發揮了整體而徹底的效力,固而爭取到大陸廣大人民群眾的成功(雖然是暫時的)。而我們政府三十多年來雖在經濟建設上成功了,卻至今仍然沒有一套整體的作法來應用成功的優勢條件,過於保守的心態仍然束縛著新的「大陸政策」。政府,學者專家,工商人士……仍然只在各自的立場上自行其是,自亂陣腳,如何因應當前急速的變數?又如何應付新形勢的中共統戰?綜觀前述試驗的結果,難道還不能看出今日我們應有的正確作法嗎?

在雲南起義,護國成功紀念日又一年一度來臨的時候,雲南籍的同胞們都記得這-段為國為民的光榮史實,今天,雲南籍的有識之士,還能不能拾回當年護國起義的精神,重新站起來,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在第二次護國運動中完成。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八期;民國77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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