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滇戲

作者/王守槐

民國七十四年,旅居美國的表妹轉來一封,是現住「思茅」森弟所寄。礙于當時伕令,僅互報平安。

民國七十六年,好友王文杰兄,也是我的乾親家,托印尼一位僑領林先生,在台灣尋到我,並帶一封信和兩張全家福合照,信中提到他們已申請來港旅遊,時間是十一月中旬,希望我也去香港和他們晤面。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政府開放香港直航,我即申請護照、簽證,由台北一家旅行社代辦,香港的保證人,是林先生公司擔保,一切手續辦好後,適值政府開放探親,我又加簽了香港三個月的簽證,十一月廿三日,搭乘國泰班機,由中正機場直飛香港。

十一月廿日,荔嫂──文杰兄之夫人,已從南京抵港,隨來的是小女兒馥荔及婿王羣。我的乾女兒若荔(浙江省話劇團的名演員,馥荔則是大陸上著名的三棲明星,平劇、電視、電影,曾因主演「咱們的牛千歲」,得過「百花獎」,現在正在拍電視劇,「宋氏三姐妹」,她飾演大姐,七十七年開拍,可能已殺青。)因為要巡迴演出,故未同來。

廿三日下午三時抵港,荔嫂和一位「港僑」鄭先生已候於出口處。

分別了四十個年頭,今天在「異地」重逢,她哽咽的叫了一聲:弟妹!彼此都泣不成聲,這是我四十多年來第一個接觸到親如家人的好友,喜悅中帶著些傷感!

鄭先生問我要住在什麼樣的旅館?我說住在靠近荔嫂們住的「美麗華」旅館附近就行,(「美麗華」有觀光飯店和「團體」旅社)鄭先生就送我到「華僑旅社」,在「彌敦道」,交通方便,一間套房,才收二百二十元港幣。

廿四日上午,我到「美麗華」去看荔嫂他們,馥荔夫婦亦稱呼我為乾媽,我和她雖然是初次見面,但她自小就知道有個乾爸和乾媽在台灣,她父親文杰,因為和我們有乾親之誼,文革時受到迫害,馥荔在那時候是「南京京劇院」出色的「小藝術員」,也遭到池魚之殃,本來是有「貴賓」往來南京時,她都選為「獻花」的小使者,一下子就被列入「成份不好」的份子,那段時期,真是有理也講不清。文革後,文杰兄的冤枉得到平反,可是那麼多年的牢獄之災,心理上多少有些難平。

在香港住了一禮拜,每天都和荔嫂逛街,也買了些衣物和電器用品,雖然森弟來信提過,他有電視、洗衣機等電器化用品,叫我不要帶任何物品去,但我仍買了小物品意思、意思,也帶了些實用的衣物給他的子女。

因為馥荔的關係,林先生替我和荔嫂設筵接風,一連三晚,都是林君作東道主,真是不好意思,我和王家能連絡上,也是林君的大力尋訪,才得重聚,謹在此祝福林君萬事如意!

十一月卅日,和荔嫂們同乘火車往廣州,我是由香港一位好友鄺太太陪伴,鄺太太是「港胞」,家人住在廣州,她持有「港胞證」,來去自如,有她伴行,對我來說,方便得多。在香港時就訂好廣州的「華僑飯店」,也訂好飛昆明的機票,但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有朋友引導,總是要順利些。

第二天(十二月一日),荔嫂們乘火車去南京,我下午五時乘「中國民航」直飛昆明。

為了不讓森弟知道我的行期,到廣州後,由鄘太太帶我去電信局拍了一份電報通知他。(十一月卅日)我的想法是,如果早讓他知道我的行期,等待的心情,必然焦急不安,誰知道電報在一日下午才收到,森弟來不及接我,幸好他在省政府有朋友,轉請他們到機場來接,要不然的話,可真是應了那句成語:「弄巧成拙」。

從廣州飛昆明,要一點五十分鐘,下午五時起飛,將近七時到。昆明的機場仍在「巫家壩」,以前是軍用機場,現在是民用,經過檢查出關,已快九時,出口處沒有森弟影子,正在張望,有兩位年輕的「少年郎」,趨前間我是不是王女士,我答是,他們就把森弟不能趕來昆明之事告訴我,同時也表明他們的省屬單位│台胞辦事處的「同志」,受「王同志」之托來接我。兩位「同志」,一位姓林,一位姓馬,他們替我去領出行李,乘他們駛來的小包車進入市區,我告訴他們已在廣州「中旅」代訂「翠湖賓綰」的房間,他們送我到「翠湖賓館」,櫃枱服務人員都找不到我的名字,只好請他們為我安排住處,他們送我在「春城飯店」,安頓好,已是午夜。林同志辭出時,告訴我,五日飛「思茅」的機票已訂好,到時來送我去機場,真是不好意思,人家第二天還要上班,把他們拖累整個晚上,除了道謝外,我還能說甚麼?! 

「春城飯店」位于市中區,是新開的路,在「近日樓」西邊,東邊是「南屏街」,是由「城埂腳」一直開到「小西門」,馬路兩旁種有類似「楊草菓」的樹,雖是冬天,仍有綠意。

第二天清晨,我去散步,看看以前的「昆明市」,先往「南屏街」走過去,轉到「曉東街」,「南屏戲院」已破舊,「曉東街」不似當年「拍賣行」林立的那份「風光」,回到「春城飯店」,詢問服務生何處有小吃攤,她說後面就是「順城街」,有「燒餌塊」、「甜漿」、「油炸條」、「潺肉米線」、「過橋米線」賣。結果我找到一家賣「稀豆粉」的小店,花了三毛人民幣吃了四十四年久違了的家鄉小吃。

昆明市故變了許多,金馬碧雞的牌坊被拆掉,再也無法恢復「金碧交輝」的奇境。(據老一輩的人說,每年中秋夜(另一說是一甲子),在日落月升的時候,位於東、西的兩座牌坊,「倒影」時相對。設計牌坊的人,有相當「精確」的計算,對「天體」的「運行(循」有著高深「科技」的認知,牌坊的高度、距離,不能增減,才有相對的倒影,現在被拆掉的牌坊,政府想把它恢復原來的樣予,恐怕不能夠成功。(我已第三次回鄉,還是沒見「金馬碧雞坊」復原。)

除了以上的三座「坊」被拆除外,「狀元樓」、「古幢公園」、「近日樓」、「護國門」、東、南、西、北的城門,無跡可尋。三日早上我包了一部計程車(一百元人民幣八小時)去「黑龍潭」、「金殿」、「大觀樓」三個地方去轉一趟。先到黑龍潭,正在整修,潭水仍是舊時樣,一片深黑,沒有多大改變,「薛爾望」全家殉難的「碑」和「墓」,似乎被移了地方。「金殿」有一條公路直達「三天門」、「銅旌」、「刁斗」、「唐梅」、「宋柏」、「大鐘」都沒有破壞,「金殿」沒遭到「拆」,要感謝當時的一位高級幹部(據說是周恩來),說「保存」。四十多年前,「金殿」有專人管理,雖是「銅鑄」有專人管理,雖是「銅鑄」而稱「金殿」,倒也是「金」光閃閃,現在是一片烏黑,周圍看了一遍,只有一個「壽」字,被擦得有些光亮,要不然還以為是「黑殿」呢。

「大觀樓」已被整修過,(今年(七十九年)四月第三次返鄉,應好友劉嘉福先生之約,重遊該地,仍再擴修。)「景緻」比以前更優美,「孫髯翁」的長聯仍在,「唐繼堯督軍」的躍馬銅像不見了,真可惜。「滇池」也成了「迷你池」,以前從「篆塘」坐船到「大觀樓」經「草海」去「養魚池」游泳,延「水」而行,可以吃到現「抓」現煮的「金線魚」,還可以「抓」水中可食的「海草」,現在被「與海爭地」填了一大半,而且水也被污染得混濁不清,正所謂「得不償失」。

五日中午,天氣晴朗,飛航約四十分鐘抵「思茅」,森弟已候于出口處,除了蒼老外,模樣沒多大變化,機場離他住的電力公司宿舍,車行僅十餘分鐘,進入「宿舍地區」是一排五樓接連著的公寓式建築,庭院有三座小型花園,一座籃球場,森弟住在二樓,有三房兩小廳,衛生設備附帶一個淋浴的「蓮蓬頭」,還有一座小涼台,月租三元人民幣(彼岸的公家宿舍,是象徵性的收一點租金)。因是電力公司幹部宿舍,用電方便,森弟家廚房,全是「電器化」,很乾淨,其他住戶亦同,不像昆明「燒煤球」,早上很多地方「烏烟嗆鼻」。

森弟的妻子熊柱昆是「磨黑」人,兒子王勇,媳婦林淑和,孫予王凌,六歲,因大陸只准生一胎,王凌成了「寶」,全家五口,「唯他獨尊」,女兒王艷,是「西雙版納」「婦幼站」的一名醫生,女婿楊忠祥是「西雙版納」「廣播站」小主管,有一對兩歲雙胞胎,生活方面還算不錯,因為都有工作的關係。

飯後,和森弟談談別後家中情況,第一件事就是「掃墓」之事。昆明市郊「黃土坡」,我家有座「靠山面水」的墳地,葬埋著祖母及父母(我父和我母是民國卅年同年去世),希望能一起去昆明掃墓祭奠,略盡孝思!這個提議觸發了森弟傷感的往事……,他含著淚水對我說:六姐,請原諒我!黃土坡的「墓」,已被剷平蓋了房子,祖母、父親、川媽(我的生母,父親的第二位妻子)、我母親、姐姐,在解放後去世,都葬在一起。文革時期,知識份子下放「思茅」(森弟當時是祿豐縣財政科一長代理縣長,是民主黨員),昆明市曾佈告遷墓,我沒有看到佈告,也沒有人通知我,以至家人屍骨無存。文革後,他曾去昆明市詢問,「黃土坡」「墓園」內的「屍骨」如何處理掉?得到的答覆是──不知道。接著把家中現在情況告訴我。

「騰衝」白菓巷的大宅,在抗戰末期被炸毀。緬甸經商的三叔父及五叔家人也沒有半點消息,在車里縣任公安局長的六叔家人,現住在「西雙版納」,已入籍「泰族」。(六叔有兩位妻子,一位「漢族」,一位「泰族」,「泰族」小妻是「土司」之女,解放後,全家皆入「泰」籍。)六叔和「漢族」六嬸已去世,「泰族」六嬸及予女仍居住「西雙版納」。昆明的部份親屬,堂叔王曉峰,解放後被關在大牢瘦死獄中,其「湖南」籍妻子被逼成瘋,不知所終。(六叔屬中央黃埔系統,曾任六十軍兵站總監,勝利後任「河口」督辦。)但也有幸運的,並非個個如此。

十二月七日,姪女和姪婿從「西雙版納」駕車來思茅接我和森弟夫婦去探視那邊的親人──六叔的「泰族」妻子和子女們。

「西雙版納」自治州位於南部邊彊,與「緬甸」、「老撾」接壤,從「思茅」乘汽車來此,約一百六十餘公里,上午九時由「思茅」出發,沿途盡是彎彎曲曲的山路,柏油路面平坦無凸凸凹凹,往來車輛不多,由於拐彎太多,大家都有點暈車,走走停停的情況下,一百多公里耗去了四個多小時。下午快兩點鐘才到達「景洪」。

「版納」管轄「景洪」、「勐海」(以前稱佛海,六十年前,家父曾任職於此縣)、「勐臘」三縣,人口約七十餘萬,住著「傣」、「哈尼」、「布朗」、「拉祜」、「基諾」、「傜」等十幾個少數民族,「瀾滄江」兩岸肥沃的土地,物產豐盈,兩萬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有五千多種熱帶植物及稀有的珍禽異獸,在崇山峻嶺中生長、繁殖,是天然的植物、動物的王國。

我家世居「騰衝」,寄居昆明,現在的「家」是在「思茅」和「西雙版納」,少數親人仍居住昆明,而「版納」的弟妹們已入籍「泰」族,六叔家的「泰」妻是唯一的一長輩,年紀約七十六歲,最長的堂妹,也比我少廿四、五歲,她從小一長在「車里」,接受「泰」族文化,懂泰文、泰語,名叫「守芬」,其他的健弟、偉弟、傑弟、守莊妹、「玉搭」妹(泰族名)「扎拉」妹、「愛團」弟,以上三人都是泰族名字(可能是解放後取的),都已結婚,也有職業,生活都不錯。他們知道我回鄉探視家人,眾弟妹在「泰族餐廳」設筵為我「洗塵」,雖然我和他們從未見過,但他們自小就知道有個「漂泊異鄉」的親堂姐,這就是「血緣」相連吧!

「相見時難別也難」,在「版納」住了兩天,因森弟的工作,不能久待,臨行之時,和他們惜別,泰六嬸趕來送行,一家人在「大油棕樹」下,哭作一團,唉!別亦難啊!別亦難!

回到「思茅」住了兩天,因為在台女兒嬿娜懷孕,身體不適,向森弟告辭,當然又是「淚灑機場」,我臨上機前告訴森弟別難過,只要我健康,每年我都要來看你,多保重!

十二月十四日返台,為了履行諾言,七十七年我去南京看文杰兄家人,在杭州過舊曆年,七十八年三月回「思茅」看森弟。今年(七十九年)四月我第三次回鄉,因森弟要往「黃山」開會,我滯留在昆明,以前我回雲南,僅是在昆明住一兩天等飛機去「思茅」,許多老朋友都無緣相見,這次住了廿七天,四十多年未見的老友,知道我還「活」著,相繼來看我,談談我被誤傳的「死」訊,從何而來。

三十七年冬,我離開「徐州」到台灣定居,先夫因職務關係,仍留在該地,家中及朋友的信件往來,都由他處理,我的好友趙鑫(也和先夫認識)由昆明寄來一封信,但原信被退回,信封上寫了:「收信人已故」。當時家人祇有先夫及其妹在徐州,我猜想是他倆其中之一的「惡作劇」,接著就是徐州撤退,兩岸音訊斷絕,趙君「信」以為真,以至四十多年後,我才被「起死回生」。

七十九年四月下旬,第三次回「滇」,這次提前回去,是應在昆明的義兄和童年玩伴之邀約(每年返鄉都在十一月左右),四十多年來,我的「惡耗」曾使他們傷感了好多年,他們在解放後,文革前,都到東關外五里的地方(我離開昆明時乘車的地方)遙祭我的「孤魂」,直到七十六年才知道我仍在人間,那年,我從「思茅」回到昆明等候飛機,住在「翠湖賓館」時,森弟在「思茅」的那段時間,告訴我李希綱三哥現在昆明雲南省政府的「政協」,(李希綱三哥係騰衝人,其先君李根源公,為黨國元老,曾任「雲貴監察史」。)我請「省台辦」人員代為轉達請安,並告知次日(十二日)就要回台灣,十三日晨,李三哥到「翠湖賓館」來看我、他家就住在附近。上午已把行李整理好,隨他去拜訪三嫂。因下午一時半的飛機,就匆匆而別,我臨前拜託他幫我打聽幾位老友,所以,我「活」於人世的消息才被確定,因而在今年滯留昆明時,半世紀前的「舊事」重被提起。

七十九年五月廿日,昆明市省辦的「春辦文化報」,以大標題刊載了一則報導,藝壇名角王守槐「復活」了。是位署名「石阡」所寫,內容敘說我在三十年代為「滇戲」曾付出一些棉力,當年從事戲劇者,勿論出身如何,皆不入「流」,世人稱此「行」為「戲子」,在舊社會中毫無地位,現在時代變遷,「戲子」已提升為藝術工作者,不再被歧視。

我被稱為「名角」,實在是愧不敢當,第一,我不是科班出身。第二,我沒有「師承」,「唱戲」,是我的愛好,自小就喜歡戲,在小學時,學校在「土主廟」(第五校)現在的武成路,「雅敍園」就在路邊,放學後總要去那裏聽「清唱」,有時候隨家人去「群舞台」看彩排演出,看著舞台上的那些「旦角」花花綠綠的打扮,十分嚮往。家母和滇戲名角「羅香圃」先生是牌友,常常帶我去他家玩,他家有許多「徒弟」,張吟春、吟秋、吟梅等,在院子裏調嗓,我就在一旁聆聽,這種多年「耳聞目濡」,我「無師自通」,也會跟著哼哼唧唧的唱幾段。八歲時,父親到外縣任職,在邊區又娶了一位「泰族」小姨(我父有三位妻子,原配是騰衝家鄉人,我母是側室,四川成都人,以前有一份刊物,登載我母親是坤伶「王者香」,是誤傳。),我母親氣憤之餘,搬離「三纛巷」老家自立門戶,按月仍由父親提供生活費,母親有著極豐的積蓄,對父親供給的兩三百元(在廿年代,這份錢是相當大的數目。)那時我已由廿四校高小畢業,進入初中。這段時間我是「兩個家」,兩頭住,也常常去看京戲(黃玉麟的班子),也常去聽滇戲,「雅敍園」的張老闆和我母親是朋友,知道我「家中有故」,又看我對「戲」有些天份,勸我母親送我去羅老闆(香圃)處去學滇戲,我母親說不可以,雖然我父親有「出軌」行為,讓我去「唱戲」,在舊社會裏仍是引起非議,既然我如此喜愛,請張老闆介紹一資深的老藝人來家裏教我,拜師學唱,絕對行不通,於是老伶工「李蘭芬」,每晚到我母親的「家」來教唱和做,每月付給佰元薪酬,李老師也會拉胡琴,幫我調嗓子,經過兩年的「調教」,我雖不曾「坐科」,也練習腰、腿、「踩蹻」、「臥魚」的工夫,我沒有「拜師學藝」,卻請了教習授藝,就在這段時間,「京滇週覽團」由「陳公博」率團來滇訪問,高竹秋先生編了一齣時裝戲│探親家,要物色一個飾演小媳婦的角色,在省政府大禮堂演出來「迎賓」。(高竹秋先生係高蔭槐將軍之三弟,在「滇戲」票界,頗有名氣,人們尊稱「高三爺」,能唱、能寫,家中有一「百斗室」,收集了抽「鴉片烟」的「斗子」,頗具特色。)聽說我會滇戲,年紀很輕,還沒有在公共場合唱過,不妨找她來試試看,高先生和我母親在喜慶宴會,曾有數面之緣,便來我母家商「借」我出任此角,並告訴我母是在省政府演出,歡迎遠來的貴賓,非普通的場所。觀眾是省府主政者及各級首長,放心好了。

省府的晚會演出十分成功,三爺和我回到後台。一下子,後台擠滿了人群,向三爺問我是不是戲斑的「小坤角」,三爺據實告訴他們,我是「小票友」,第一次粉墨登場,是某縣父母官的「千金」,這一介紹,我的「身價」頗引人好奇,來訪的團員記者,也來湊熱鬧,拍照、合影、訪問。幸好從小隨父母應酬,見過些大場面,雖然有點「怯場」,還能「有問必答」,給了在場的「首長」們美好的印象,也注定了我的「戲」命。

那一場省府的晚會後,母親的一些好友及「羅老闆」經營的「群舞台」,要我去演唱三天,也讓他們觀賞、觀賞。反正父親遠在邊區,管也管不著,又不是「下海」搭斑,玩票一會也無礙,唱吧!

南門城牆(近日樓)貼出了大幅「海報」,寫著:「守槐女士」客串:玉堂春、坐宮、斷橋會三天夜場的戲碼。演出的第一天,「群舞台」看戲的觀眾,人滿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經理叫人關大門,後來的人把大門擠破。造成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人們好奇,在二十年代的社會,「官」家女拋頭露面去「唱戲」,又經「週覽團」在「南京」的報紙宣揚,所以人們抱著一種好奇心理來看看,並非是「戲」而是看「人」。(用「守槐」而不冠姓是給家人留點「餘地」,其實是「此地無銀三佰兩」,許多人還是知道我姓王。)

說真的,我的「戲」並不好,如此轟動,完全是靠鄉親們的抬愛而造成,在「伶」「票」兩界,得到肯定,視我為「滇戲」中的奇葩。許多晚會,我都被邀參加,「茶園」清唱也爭相來請我去客串。抗戰初期,滇軍第六十軍出征,省政府點我的名去演唱歡送,募捐戲「京戲」、「滇戲」聯合演出我的「戲」是少不了,祇要我「唱」,必然滿座,京戲演出衰退,我也被邀去參加一齣,那段時間的我──「疲於奔命」,最令人不解的是:「內行」視我是「羊毛」,「外行」視我為專業,到現在「春城文化報」的一篇報導,也以「名角」稱之。勿論我是「伶」也好,「票」也好,在五十幾年的「滇戲」一波退時,我的出現,使它重新振興起來。

西元一九四二年,楊據之先生在武成路「何半城」的宅內成立戲劇改進社,當時省主席龍先生為名譽社長,各廳首長為理、監事,楊則為社一長,我被邀參與,除了不定期的演出「擔綱」外,我也出錢、出力(改進社有許多名角參加,薪酬是靠演出門票收入付給,我是無酬,完全是義務。)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結婚為止,還在演出。十二月廿五日才離開昆明,結束了我傳奇性的戲劇生涯。

我從十四歲開始「唱」,到廿三歲「停」,對滇戲的貢獻,僅是在詞藻上做了些「修正」,自小,讀「新式」小學、中學,在家讀的是「舊式」書。「滇戲」中有些「粗俗」的詞句,我曾修改過一些,舞台「動作」也點到為止,也許就是使家鄉人難以忘懷吧!

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完稿於台南寄寓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0期;民國79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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