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黃筆下的梁啓超

作者/李天健 

先父李宗黃在護國首義時,被唐繼堯派為駐滬代表,聯絡各方共同討袁,除孫中山先生、陳英士、馮國璋等人外,梁啓超亦為重要聯絡對象之一。因此,李宗黃和梁啓超有較多的交往,李在其《回憶錄》中對此有詳盡的記述,也有對梁的認識和評論。現擇其要者分述如後,為研究護國史及梁啓超生平者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以供參考。

討袁的真實動機

梁啓超一八九○年就學於康有為後,大肆鼓吹君主立憲;一八九八年入京,參與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康組織保皇黨,梁成為該黨第二號人物。辛亥革命後返國,將保皇黨一變而為進步黨,依附戊戌政變時的死敵袁世凱,出任司法總長。

一九一五年七月九日,袁世凱下令組織「憲政起草委員會」,舉梁啓超、楊度等十人為委員,著手起草袁家憲法。梁奉委後,原想即刻入謁「元首」聆訓,經友人竭力勸阻才告了病假。然而友人一不注意,他就出席了會議。梁如此熱中名位,引起進步黨人的不滿,於是他才寫了那篇《憲法起草答客難》的文章,聊以解嘲。

殊不知八月十五日「籌安會」成立,梁竟名落孫山,乃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公諸於世。是年九月初,該文發表後,他致大總統府秘書長張仲仁的信中寫道:「…弟前所為文(即:異哉:》),實深不慊於籌安會之所為。…主座(指袁世凱)知我深而愛我摯,當不以為罪耳。」可見到了這時,梁仍向袁大送秋波。

梁啓超附和討袁的心理與動機,在他致雲南省進步黨人籍忠寅(財政廳長)的信中可謂表露無遺;信中寫道:「…吾儕自命穩健派者,失敗之跡,歷歷可指也。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故無往而不為人所劫持,無時而不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盡者,只餘此區區片土(指尚有一批進步黨人廁身滇黔軍政兩界),而人方日甚詞於其旁(指國民黨在黔勢力更大),當此普天同慎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煸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幸免於此,而為獨夫(指袁世凱)戮力,杯酒釋兵之事,數月後行且立見。儽然共為一匹夫,以坐待刲割,噬臍何及!…

袁世凱被迫於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四月份其心腹陳宦提議停戰,開具條件,袁仍居總統,梁啓超急不可待地電唐繼堯、蔡鍔、予以贊成。唐即發表通電:「袁氏既已稱帝,已喪失總統資格,非彼退位,決不言和。」而蔡竟復電贊同,唐乃電各軍團長,謂「前敵將領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以免與政府主張兩歧。」梁、蔡與唐這兩種態度上的分歧,也從側面反映出梁、蔡原先反袁的真實動機究竟何在了。

設大元帥府的建議

早在起義前的討袁會議上,就有人主張成立「元帥府」,唐繼堯則認為有專私之嫌,不足以廣納愛國志士,共襄大業,仍宜以雲南都督府為統馭機關。首義之初,有一天梁啓超和李宗黃促膝談心時,突然說:「外國人問起護國軍討袁究由何人領導?設有何種機構?令我們難以置答。當今之計,我們應設一個總其成的機構,對外爭取國際同情,對內號召全國軍民。「李當即問道:」梁先生的意思,應該成立何種名義的機構呢?梁答:「不妨先行成立『大元帥府』,統率全局。」

李宗黃便接著問道:「如果要推大元帥,以哪一位為宜呢?」梁回答:「唐都督是首義元勛,滇軍正轉戰川、黔、湘、桂四省,以西南一隅之地,支撐大局,他當然不失為大元帥的適宜人選。只不過…」他頓一頓,又往下說:「就恐怕唐都督只是一省的封疆大吏,和中央、各省的關係稍淺,尤其外交方面,恐不能動國際之視聽。」李再追問:「除了蓂帥(唐繼堯,字蓂賡)之外,還有哪一位適合呢」?梁答:「岑西林(指岑春煊)差強可與袁慰廷(袁世凱別號)相抗衡,可惜此公思想守舊,性情偏執。國民黨人中當然也有適宜的人選,慮在國人怕他們過於激進,釀成全面的大變局。」

李聽到這裡,以為梁不過隨便說說而已,乃坦誠地將唐繼堯的意見說給梁聽。哪知梁竟充耳不聞,大有深意地說道:「伯英(李宗黃別號)兄,北京鬧出洪憲醜劇,普天下嫌惡袁慰廷的人,哪一個不巴望我出來,公開地表示反對?無分朝野,都盼望我出山,無非是要借重我鼓吹之力,對外可一改各國輿論,對內尤足以維繫全國的民望!」直到此時,李始恍然大悟,原來著作等身、當代大學術家梁啓超竟真的想當大元帥,不免驚詫莫名。兩人對視了半餉,梁乃輕聲地說:「伯英兄,你何不將我這層意思,寫個報告,告訴蓂帥。」

李回寓後便將梁的意見詳呈唐繼堯;不數日,回電到了,唐仍堅持原意,「不便苟同」,並復示說:「袁逆陰謀竊國,固失國家元首資格,但北京尚有國會之設,副總統黎元洪猶仍在位,目前並無設立正式政府之必要。即令來日局勢發展,必欲設立統籌全局之機構,亦當以軍務機關為宜,而且須採合議制,由起義各省一體參加。」梁啓超看完電文,氣虎虎地說道:「伯英兄,請你馬上致電昆明,說我仍堅持原意。」李感到很為難,說:「可是蓂帥覆電已說得很明白了。」梁繞室急走良久,語調略趨和緩,他道:「我決定派黃溯初入滇,和莫帥面談,徹底解決大元帥府的問題。煩你寫封信,交他帶去。」李如獲大赦,欣然照辦。後來黃到雲南,仍遭到唐繼堯的反對,無功而還,梁啓超機關算盡的巧討乃告破產。

索要巨款三百萬元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驚懼交加,羞憤莫名,病逝於北京。次日,梁啓超便連發四電,分致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及各都督總司令,促請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同月十一日,再電各省都督、總司令,提出對時局的六-點主張;二十五、二十七日又連續電段祺瑞。梁的過份熱心通電交馳,全然忘了他在父親去世的《哀啓》中,呼求當道諸公准他「得廬墓次,不問國事」的話。連黎元洪都看出梁的言不由衷,亟於要在政壇占一席,乃表示願聘他為大總統府秘書長。在北京奔走角逐的進步黨人得到消息,怕梁官癮又發,自食前言,於是在七月一日打電報警告他說:「…

黎擬請公作府秘書長,如有電到,請婉辭。」

梁啓超看了這個電報,自知因護國之役而可得的功名實已絕望,於是他退而求其次,居然以護國軍的善後問題為詞,借蔡鍔請款之電,致電黎元洪、段祺瑞,一開口便要三百萬元。電報大意說,根據蔡松坡(蔡鍔別號)來電,蔡直接所部,滇軍原有三梯團,計共二十營,出發時僅領滇餉兩月,以後即毫無補充,以致衣不蔽體,食無宿糧,全靠東借西挪,拮据度日;今大局既定,恤賞之費不能不立為籌給,以前欠餉不能不急事補發,息借商民貸款不能不依限償還,總上所需各款,共計三百萬內外,請中央從速籌撥,以便了清手續,早日脫卸;蔡勞苦功高,此電所陳,實未罄萬一,請中央速為設法,若中央委實竭蹶,或飭雲南各省及中銀滬渝分行,暫為湊撥若干,或與外國銀行商短期借墊,濟彼眉急,豈惟松坡感激,實與大局有關。

這個電報一面為雲南帶兵官乞憐告幫,一面又厚誣了雲南和唐繼堯。雲南固窮,向來竊得硬氣;滇人自奉也儉,待人以寬。因而蔡鍔率領護國第一軍出發時,唐繼堯便悉索敝賦,將雲南中國銀行庫存的銀幣二百萬元撥數一半,充作軍需,其後接濟尚不在內,而李烈鈞統率的第二軍只發給八萬元,唐領的第三軍只發了象徵性的一萬元。當時入川的護國一軍,人數不過一萬五千人左右,竟在兩個月裡耗光一百萬銀元的軍餉,平均每人每月可攤到三十三個銀元之多,然後就「衣不蔽體,食無宿糧」,誰人能信?

梁啓超竟出此下策?想先討得三百萬銀元再說。其實,北洋軍閥忌妒滇軍有如敵人,始終未曾給過分文。黎元洪及段祺瑞接到他的電報後,根本不予置復。黎元洪之所報梁啓超者,不過是下令公府收支處,自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起,每月贈予津貼兩千元而已。也不知梁、蔡所謂的「護國軍善後問題」,究竟是怎樣收場的?

對梁啓超的評價

梁啓超奮身參與護國之役,在他一輩子的政治生涯裡,不失為光明璀燦的一頁;以他當時的號召力,對全國討袁的士氣與民心的鼓舞,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在國際輿論和對內宣傳方面,其功不可沒。而且岑春煊,陸榮廷和龍濟光參加討袁與獨立,梁居間聯絡,分別斡旋,出力殊多;尤其是他在日輪「橫濱丸」上晝伏夜出,在香港困居舟中四日,冒險入桂,使他吃足了苦頭。儘管陸榮廷是在梁未進入鎮南關之前,已與唐繼堯取得默契,於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五日宣布廣西獨立,但對一介書生而言,入桂這種勇氣,是很難能可貴的。至於在他領導之下,進步黨的重要份子冒險犯難,奔走四方,促成全國反袁力量的大團結,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可是袁世凱取消帝制後,梁啓超迷戀權位,越出了常軌,不免令人扼腕興嘆;而梁與唐繼堯的裂痕,自此愈來愈深。至於梁對唐的不滿,可謂由來已久;梁入桂之先,顯欲大元帥自為,唐不同意,梁就惱恨於心了。一九一六年四月,唐繼堯堅決反對梁、蔡與袁言和的主張,更使梁、蔡惱羞成怒。當籌設「軍務院」時,梁搶先一步,提議以陸榮廷為撫軍長,他自己副之,唐謙沖自抑,作無可無不可的表示,然而各界人士和雲南軍民大為不平,紛電對梁嚴加指責,令其頗為難堪。梁見眾怒難犯,只好聽由各軍選舉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副之,梁的如意算盤遂告落空。袁世凱死後,梁、唐之間又發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唐力主恢復約法,召開國會,懲辦禍首,一舉掃除帝制餘孽(北洋軍閥),而梁則極力催促撤銷軍務院,俾使段祺瑞從容組閣,梁置國家、人民利益於不顧,其目的不過是在徒有虛名的北洋內閣中為進步黨人換取幾席而已。一九一七年七月成立的段祺瑞內閣內的九名總長中,進步黨人果然就占了內務(湯化龍)、司法。(林長民),連梁啓超掌財政,一共三席之多。

「雲南起義,吾令蔡鍔為之」

梁啓超在護國運動中,利用其弟子蔡鍔領一支滇軍在四川作戰,謀取了「撫軍」(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為了統一號令,成立了「軍務院」,設撫軍十五人,其中有唐、梁、蔡等,共推唐繼堯為撫軍長)和「都參謀」(在成立軍務院之前,曾設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以岑春煊為都司令,梁為都參謀)的地位,梁和蔡儼然以護國首先發難者和領袖人物自居。後來,梁對唐日益不滿,於是更加崇蔡抑唐,甚至對唐反唇詆毀,無所不用其極。起義之初,袁世凱為了鎮定人心和挑撥離間,曾一再佈告捏稱:「蔡鍔到滇游說唐繼堯獨立,其實唐非出自本心,全由蔡鍔脅制主使,「梁抓住這點,如獲至寶,乃在後來印行的《盾鼻集》、《護國之役回顧談》、《從軍日記》、《五年來之教訓》和《國體戰爭躬歷談》等書中,對此大吹大擂,肆意發揮,將孫中山先生倡導、唐繼堯首義並總攬全局及雲南子弟拋頭顱、灑熱血的事功一筆抹煞。現僅舉一例,即足以辯其真偽。

梁啓超在其《國體戰爭躬歷談》一書中寫道:「雲貴首義之中心入物蔡將軍鍔者,時方在京師,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後此種種軍事計劃,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知前策,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除開頭的「雲貴首義」一詞,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故意貶低雲南外,現就其主要的要兩點予以分析。

首先論證一下,「密電雲南省軍界,共商大義」是否屬實。梁未說明是他還是蔡發的電報;在先父李宗黃趨訪梁之前,唐繼堯和梁之間,根本毫無淵源可言,而且梁也怕唐向袁世凱舉發,何況雲南自唐以次,同盟會員居大多數,怎會聽進步黨黨魁的號令呢?可見電報非為梁所發。至於蔡鍔,也不會密電雲南軍界,並決議滇、黔、桂各於某時響應獨立,因為雲南不是進步黨的天下,怎會憑蔡的一紙命令,就奉命惟謹?蔡以湘人而能在滇任首任總督,主要是因為他和唐、李根源、羅佩金、謝汝翼、李鴻祥都是日本士官同學,雲南光復時,出力的上述諸人,所任官階大體相同,且均係滇人,一時相持不下,只好請官階較高(協統)的外省人蔡鍔脫穎而出,權充都督,彼此相安。哪會因此而這些人都聽蔡的號令呢?

其次,根據梁所述,護國只有他和蔡、戴發動,別人均不知情。鐵的事實是:唐繼堯從一九一三年十月由黔返滇繼蔡任都督時起,就響應孫中山先生討袁的號召,在延攬人才、補充兵力,充實軍械等方面積極地進行了反袁的準備。唐在蔡抵滇前,已於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和十一月三日召開了三次討袁秘密會議,密定起義日期(當時傳聞袁擬於一九一六年元旦登極,乃決定該日起義,後因蔡鍔、李烈鈞抵滇,形跡已露,只好提前行動)和出師計劃。並以「剿匪」(川匪竄入滇境)為由,於十二月九日命鄧泰中所屬全部及楊蓁所屬大部先向昭通、鹽津一帶開拔。無怪乎蔡鍔於十四日一到了昆明,看到各事均已就緒,不由衷心地贊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們已經樣樣都準備好了。」

關於這點,沒有比護國三傑之一李烈鈞講得更透澈的了。事隔多年之後,有人問李:「雲南首義何人主動?」李義正詞嚴地答道:「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即使我們貿然進去了,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獻給袁逆。唐先生只要肯這麼做,他立將發大財、封親王袁托英使朱爾典電英領事轉達唐,若能殺蔡、即封親王,並立由匯豐銀行匯款三百萬元以犒軍,唐皆一笑置之)。我必須強調,設如當時唐先生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前後僅一週之間,怎能就做到;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佈露天下?哪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怎會真刀真槍地幹起來?世間沒有這種容易事,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這事判斷得明明白白。在雲南首義這個緊急關頭,唐先生首先發難,擔重任,我和松坡不過是遠道而去,適逢其會而已。承唐先生不棄,讓我們幫同他共襄義舉。認真要在民國的功勞簿上記一筆,那麼就應數先生居首功,松坡次之,至於我呢,確實毫無功績。」

我國近代史專家李劍農在其《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中則說:「彷彿這件事(指護國)只有他自己(指梁)和蔡、戴是發動的人,別人都不曾與聞,未免有專替自己這一派宣傳功績的意味。「語難婉轉,但卻擊中了要害。上面引的李烈鈞和李劍農的兩段話,對梁啓超「雲南起義,吾令蔡鍔為之」的妄論,不啻當頭一棒;梁啓超以海內人望,一代文豪,出於私心私憤,竟不惜歪曲史實,淆亂視聽,實令人為之惋惜感歎不已。

還歷史本來面目

梁啓超的著作風行多年,其聲望和文字的魅力,使人受其影響而不自知。滇人只重實幹,不善宣傳,縱有人撰文斥責,亦多發表於省內,省外難以看到。先父李宗黃對此深抱不平,迭在南京,重慶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上作報告,並撰寫-《雲南護國紀實》、《雲南首義護國身歷記》等論文十餘篇,予以批駁;一九六五年雲南起義五十周年紀念日,曾約請在台參加過護國的人士執筆為文,輯印紀念特刊;一九六八──一九七一年,鑒於各種史書及中小學教科書仍採納梁、蔡的不實之詞,又會同張維翰迭函台灣各有關部門,請予糾正。

近年來,護國史的研究雖取得一些進展,但梁、蔡的影響依然存在。在我看來,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會了解到歷史的真相,梁,蔡的謬說就不攻自破了。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4期;民國83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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