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啓《滇志》箚記

作者/蔣家驊 

明代自洪武開國之始,繼宋元之風,下詔省、府、州、縣纂修方志。各級政府除設館纂修外,私人修志也不少。雲南也不例外,有明一代纂成通志就達六、七種之多。除早已散佚某幾種之外,今尚為全國各大圖書館所收藏,而可供學術界流通閱讀,有景泰《雲南圖經志書》、正德《雲南志》、萬曆《雲南通志》、及天啓《滇志》四種。前三種皆為設館纂修者,又名之為官修。唯天啓《滇志》一種為私人纂修。

《滇志》纂者為劉文徵「公元一五五五──一六二六年」,昆明人,萬曆癸未「公元一五八六年」科進士。官至陝西右布政使。晚年加太僕卿致仕。《滇志》內容記述自戰國時期至明代天啓五年(一六二五),雲南的歷代社會文化與史事。資料宏富,取捨精審,為研究雲南歷史,特別是明代雲南的文化史,不可不閱讀的重要文獻巨著。西南民族歷史學家方國瑜先生在他的《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中說:「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雲南備錄》凡十二目,全出天啓《滇志》。《郡國利病書》流傳甚廣,故言滇史者,受天啓《滇志》影響甚大。「在同書中又說:「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的故實,多出此書。《明史、土司傳》晚明事跡,多出此書。康熙《雲南通志》全出此書。後之作者沿襲之,故此書對後來影響甚大。」天啓《滇志》對清代以來史學研究之價值,可以想見。

《滇志》纂修成書後,曾籌措刊刻印刷,人員安排已有頭緒,然不幸纂者于次年病逝,於是,經費無從籌措,人員又喪失首腦,刊刻夙願未果。之後,流傳下來的自然是底稿及抄本。然亦不過兩部或三部而已。本世紀三十年代,西南邊彊學術研究興盛,省內外學者皆知明代的《雲南通志》中,要以《滇志》最為完善之本,遂始有復印本流傳。到了七十年末,改革開放,百廢俱興,古籍研究與整理,取得很大成績。由古永繼校點的,全書一百二十萬字的《滇志》大功告成,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並在國內外發行。這是《滇志》成書後,三百六十餘年,有校點、印刷本之始。該本《前言》載有方志學家王雲的《【滇志】編纂及其流傳概況》一文,對《滇志》作了全面的剖析,學術價值很高。

由於《滇志》只有抄本,沒有刻本,所以,流傳不廣。在崇禎初年以前,滇中士大夫階層中知有此書者不多。這從《徐霞客遊記》中的記述,可以得到証明。徐霞客《一五八六──一六四一年),在《滇志》成書十三年後,來雲南遊覽考察。崇禎十一(一六三八)年,夏至崇禎十三(一六四○)年春,均在雲南。所到各府、州、縣,無不索取當地方志披閱抄錄。如在今保山遊覽時,就有抄閱《郡志》的記述。所謂《郡志》自然是指《永昌府志》。在遊覽騰越時,亦有錄《騰越州志》的記述。李元陽的《雲南通志》帶在身邊,隨時查考。並作遊覽雞足山的指針。對李元陽的淵博學識給予極高的推重。然而在《遊記》中的字裡行間,卻沒有透露閱讀過《滇志》的記述。《滇志》關於南、北盤江的發源、流向,以及支流、流域均有清楚的考訂。如果,徐霞客得《滇志》披閱參考,就不致到曲靖府時,花大量時間、精力去勘查南、北盤江的源與流。不必重複前人的結論。《明──統志》以及萬曆以前的雲南各種《通志》都錯誤考訂瀾滄江流入元江之後,合流入交趾、南海。徐霞客到順寧(今鳳慶)初步勘查時,因受上述方志所惑,先則認為瀾滄江與元江合流而入交趾。後經其實地訪問調查,方知瀾滄江與元江分流而入車里(今景洪)。可是《滇志》已清楚辨明,瀾滄江流經車里入南海,不與元江相合。此亦因徐霞客沒有閱讀《滇志》所致。今保山東河,流入今昌寧縣境,名枯柯河。《滇志》因循舊說,記述枯柯河流入瀾滄江,這是《滇志》之誤。徐霞客到昌寧右甸考察訪問,得知枯柯河流入潞江,並非瀾滄江支流。因為,徐霞客未曾披閱《滇志》,當然沒有發現《滇志》之謬誤。綜上分析,《滇志》在崇禎十三年(一六四○)以前,在滇中士大夫階層中,尚未普遍流傳,徐霞客也就無從得知有《滇志》這部宏篇巨著了。

在《滇志》成書後之十來年,親身到滇南遊覽考查的徐霞客,卻沒有閱讀到《滇志》。而在同一時期沒有到過滇南的大學術思想家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則在他編著的《肇域志》、《郡國利病書》,卻大量引用《滇志》中與「經世致用」有價值的資料。顧氏這兩種書,方志學家王雲說,都是開始編著于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成書都在康熙元年(一六六三)以前。編著區域都在今蘇州,太倉一帶。這就值得思考的是,這部手抄本《滇志》,是何時?何人流傳到江南來的?

清順治年間(一六四四──一六六一)滇、黔、川地方社會不平靖,戰亂頻仍,道途險阻,往來雲南的大官顯宦甚少。《滇志》在這時期流出省外的可能性不大。按當時歷史形勢推斷,這部《滇志》早在崇禎年間(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已經流傳到江南,並為大學術思想家顧炎武、顧祖禹所參考利用。

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以前,纂修《雲南通志》,其史料來源,天啓以前,大量抄錄《滇志》。由此可見,這時期還有一部抄本《滇志》在雲南流傳,為當時的《通志》館所利用。由於《滇志》的內容資料,已大量為康熙《通志》所抄錄編纂。康熙三十年,《通志》刻本告成。當時人皆有喜新棄舊的風尚!有了刻本康熙《通志》;抄本《滇志》遂被冷落。《滇志》自然從此流散於坊間,為書商所收藏。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夏,全國旱情嚴重,有徐炯其人,欽差到滇視察災情,遂在坊間購得這部《滇志》。徐炯於同年十一月,視察完畢返北京,途中以《滇志》相伴,隨時披讀。這就是這部《滇志》流傳於北京之始。也是《滇志》故鄉的雲南,從此至本世紀三十年代,沒有《滇志》之始。

一九四○年,李根源先生在昆明編輯《永昌府文徵》,北平圖書館袁守和館長以抄本見贈。李先生加按語云:「劉文徵《滇志》淹沒不彰者二百餘歲,今得孤本為之狂喜。」所謂「淹沒不彰」是指在雲南的文史學術界已找不到《滇志》了。「二百餘歲」即指康熙《通志》成書後至本世紀三十年代。北平圖書館長贈李先生的《滇志》抄本,很可能不是明抄本。據方志版本目錄學家朱士嘉答王雲說:「現知之者,除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一部;中央民族學院(今民族大學)圖書館收藏一部;外還有一部收藏在台北,共三部。」

北大圖書館藏本,即上文所說的纂修康熙《雲南通志》時的參考底本。為徐炯購得之後,流傳於北京。為後來眾多的抄本,複印本的祖本。中央民大圖書館藏本,即上文所說的崇禎年間即在江南流傳,為顧炎武、顧祖禹著書時所參考、利用。之後,為乾嘉時期,考據史學家錢大昕收藏。然而,世事滄桑州輾轉流傳,這部書到了本世紀初,又為保山人吳熙購藏。他在其《序言》中說:「光緒甲辰(一九○四),余宰鼻山(今江蘇太倉),有持以求售者,以善價獲之。「楚弓楚得」,理或然歟!適姑蘇(今蘇州)構會館(滇同鄉會館)成,爰藏其間,以論來者。倘亦有志宗邦文獻者,資為考鏡者乎。光緒乙已保山吳熙識于鼻山官癬。」吳熙(一八五三──一九一五),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舉人。官至太倉令、吳縣令。入民國卸任,居滬上,越四年卒。這部《滇志》,可能這時為吳熙帶至上海,後為書商購藏,待價而沽。到了五十年代,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向全國各大城市書商徵求收購孤本書、善本書、以及民族地方文獻。這部明抄本《滇志》為中央民族學院購藏。台北藏本,承朱士嘉先生介紹,亦為明抄本,想必有所根據。然其面貌、內涵不為大陸人士所熟悉。望台北熱愛滇文獻人士走訪這部《滇志》,開展研究。固為它是明末抄本,故為目錄學家所珍愛。

劉文徵青年時期,雖曾師事理學家羅汝芸,受過理學思想影響然宋明理學「言心言性,空言義理。」這種空疏學風,到了明代後期,受社會經濟矛盾、民族矛盾的激烈沖擊,學士大夫的學風有所改變。他們注重實際為學識講求致用;計寫史提倡務實。劉文徵也是講求實際的人生活在這個時期,自然能排除理學思想的困擾,寫出這部有經世致用價值的《滇志》。並深受劃世代的學術思想家顧炎武、顧祖禹注述史學、地理學時的參考與利用。這就不是偶然的了。

考查明代以前雲南的歷史與文化,不閱讀《滇志》,則不知大理段氏政權與趙宋王朝之間的關係。因為,《宋史》對這方面的記述是闕略的。特別是大理與趙宋文化方面的關係,《滇志》可補《宋史》之不足。趙宋滅蜀之後,趙匡胤即以「王斧畫圖,棄大理而不取」。若從《宋史》記述考查,的確彼此相距數千里之遙,不相往來。而查閱《滇志》則不然。大理與趙宋關係在文化方面,並不亞於北方民族政權的遼、西夏與趙宋的關係。《滇志·大事考》載:「徽宗崇寧二年(一一○三),段正淳遣高連泰入朝,求《經籍」》。「政和五年(二一五),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大理求款附」。「七年(一一一七),段正嚴遣使彥賁、李紫綜、副使李伯祥入貢,詔冊為大理國王」。

「高崇紹興六年(一一三六),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優禮答之」。由以上所述,大理並非封閉於一隅,與中原文化往來,還是頻繁的,不可以《宋史》為據。

《滇志》還可補《元史》之不足。大理段氏以前,北方民族如蒙古人、西域人(回回人)契丹人、西夏克項羌人移居雲南是很少很少的,固為相距路途遙遠,交通險阻,兼且自然條件,文化傳統差異很大。到了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率大軍滅大理段氏之後,這些差異之點,由於一方是征服者,而另一方是被征服者,長期相處,相互融合,差異也就沒有了。遂有不少的蒙古人、西域人(回回人)、契丹人、西夏黨項羌人等民族後裔住居在雲南。這是雲南文化歷史上的大事,可是《元史》的記述!卻忽略了這個問題。如朵爾赤、三旦八等人,若不讀《滇志》則不知道他們是西夏黨項羌人。上述北方民族後裔,留在雲南,明清之季,為官、為商、為農作出貢獻者不少,讀《滇志》,可見其崖略。

明代雲南地方基層政權,流官與土官參用。然土官政權占重要地位,因地制宜,幾乎無府、無州、無縣沒有土司設置。可是,《明史.土司傳》關於雲南土司的記述,則大都語焉不詳,崖略未備。《明史》成書在《滇志》之後,纂修時關於雲南土司的材料皆以《滇志》為藍本,然纂修思想有詳略偏重,故材料取捨失當,參考價值遠不及《滇志》。《滇志.土司官氏考》對明代雲南土司官的來歷、功次、世系、承襲、存廢無不記述,詳略有體,言簡意賅。為明清之際研究土官最有價值之參考文獻。

土司官的民族成份,不止限於大理段氏以前的雲南土著民族,彝、傣、白、哈尼、傜、拉祜、佤等。還有漢人、蒙古人、西域人(回回)、契丹人的後裔。如雲南府:「昆明縣赤水鵬巡檢司土官阿刺馬丹,洪武中從劉侍郎使車里,後從征陣亡,錄其子馬速魯麻為巡檢。沿至馬時申襲。」從「阿刺馬丹」、「馬速魯麻」,的姓名形式看,可知為西域人(回回人)後裔,被錄為巡檢司土官者。如大理麻:「楚場巡檢司土官楊波日,元右丞不花顏之裔,洪武中選為百夫長。……卒,子木嗣。木卒,子僧壽嗣。僧壽有武勇,從征麓川……累功給勘合,……實授土巡檢。今沿至楊階,所襲。」楚場土司官來歷很明確,為蒙古貴族之裔。改為漢人姓氏楊氏。同府:「十二關長官司土官李羅賽,直錄真定府趙州人,在元為防送千戶。洪武初,以招附品甸天王及頭目自些等功,授副長官。……今沿至李祚昌襲。」李羅賽原籍真定府趙州人。由此可知,他是漢人身份。元朝舊官員,到了洪武初年,因功授為土司官者。《滇志》記述此類例子很多,這是其中之一。永昌府:「施甸正長官莽氏,今沿至莽崇德;聽襲。「據專家調查資料,《莽氏宗譜》自述,本土官為契丹人後裔。當年隨忽必烈征南,滅大理段氏,遂留駐雲南永昌。由《滇志》記述雲南土官來歷的複雜性,可藉知雲南歷代文化構成的多源性。

明代纂修方志爭議很多,在性質上有「方志應屬於地理。」「方志是一方之史。」「方志應該史志合一。」等。劉文徵拋棄陳舊的主張,採取史志合一的原則,把地志、掌故、史事、文獻等資料謹密結合,纂成這部《滇志》。全書三十三卷,《地志》只占三卷。用了大量篇幅記述民族、人物、掌故、史事、教育與文化。特別是文獻(藝文志)部分,占全書卷數三分之一以上。可見用心把《滇志》纂成一部綜合性的、實用性很高的地方志書,故受後來學術界人士之推重,是理所當然的。明代纂修方志在內容問題上,還有「尚繁」、「貴簡」的爭議。若以《滇志》來說,「貴簡」的讀了則不嫌其蕪了「尚繁」的讀了則不嫌其略,是一部研究明代雲南歷史、文化不可缺少的善本書。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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