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先生評傳
──紀念袁嘉谷先生逝世六十週年

作者/張誠、閻秀冬 

雲南地處邊陲,舉人上京會試,僅路途之遙,也是令一般內地人難以想像的。若要取得功名,那就不簡單了,倘要再成就一番事業,那就更不容易了。

在袁嘉谷以前,雲南歷史上一直沒有出過狀元。有人認為是風水不好,於是在昆明市拓東路口接近古幢公園外建蓋了一座牌樓,雄峙金汁河上,名曰聚奎樓。重修該樓時,袁嘉谷當時還捐過香資,名勒功德碑最后。(筆者幼時曾見過)樓成之后,立一《碑記》,碑文最后有:「大魁天下,可拭目俟之矣!」之句。建樓和修樓的目的,是祈願雲南由此而出狀元。修樓不久,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袁嘉谷三十二歲果然考中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相當于狀元)。雲貴總督魏午座令黔中書家錢登照書「大魁天下」四字,立于樓上,以志紀念。其時科舉將廢,但不少人沿襲舊制,仍尊稱袁嘉谷為狀元。自此,聚奎樓也就被呼之為狀元樓。實際上,袁嘉谷在當年四月已考中進士,經保荐六月應經濟特科試,考取「經濟特科」第一名比狀元更難。因為清代先后共開過三次特科,即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的博學鴻詞特科、乾隆二年(公元一七三七年)的博學鴻詞科和袁嘉谷這次所考的經濟特科。有清以來二百六十七年間,共產生狀元一一二人,中特科第一僅三人而已。故袁嘉谷老家的二門頭上曾掛過一塊匾,上書「國朝第三人」。

過去曾有人胡編一些傳說,把袁嘉谷得中「經濟特科」第一說成是很偶然的事。一說:袁嘉谷在進京趕考前,曾住在筇竹寺複習功課。寺內的五百阿羅漢塑像栩栩如生,遠近聞名。他就向老和尚一一請教,把五百阿羅漢的名字都記下了。后來袁嘉谷進京殿試,正好遇到考「五百阿羅漢的名字」這道難題。許多人都被難倒了,只有袁嘉谷還記得,因此中了狀元。又一說:袁嘉谷在修聚奎樓時捐了香資,雖然功德碑名列最后,陰陽相易,故中了「經濟特科」第一。當然,這些傳說是不可信的。袁嘉谷中狀元主要是他自己勸奮用功,當時雲南教育已達全國先進水平,主掌全省教育者為滇中宿儒教育家陳榮昌。袁嘉谷是陳榮昌的高足弟子,多年受筱圃先生的悉心培育。其實,清廷會試出題,哪有五百阿羅漢姓名之類的謬題。當時袁嘉谷在皇宮保和殿的殿試分兩場,每場均考內政外交論文和施政策略。袁嘉谷兩場考試的策論均獲最佳成績,他接題后,成竹在胸,以優美的王、歐書體,下筆萬言。這在他「大魁天下」的論文試卷《〈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中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淵博的古今知識,精湛的文辭修養,經世濟民的政見,決寫不出此洋洋洒洒的論文。主考閱卷官體仁閣大學士張之洞的批語為:「精博和厚,似姚秋農一流文字。」會試大總裁、朝考閱卷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孫家鼎的批語為:「弁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話。」其它閱卷大臣去語為:「萬言書如一筆書,非枝枝節節而為之者。」「廷試卷三十二開,一筆寫成,都下盛傳為三十二開學士。」(附袁嘉谷《〈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試卷論文全文)袁嘉谷迺邀睿賞,褒然首選。此科參試三百零六人,江蘇多至六十一人,雲南僅二人。四川參試十二人,其中有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乙未科狀元駱成驪。可見高手如林,競爭激烈。科舉三年即有一狀元,清代共產生過狀元一一二人,而清特科奪魁者僅三人而已。

袁嘉谷,字樹五,號樹圃或屏山居士,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生于滇南石屏縣。石屏縣是雲南文化比較發達的縣份,在舊時的縣街上,常可看到很多人家都掛有御賜或地方官府獎給的旌褒匾額。可謂「五步一舉人,七步一進士。」足見其文風之盛。他自幼好學,有異稟,強記憶。他的伯兄嘉樂,嫻詩文經史;仲兄嘉謨,嫻詩賦;叔兄嘉猷,嫻書法,嘉谷皆從學。石屏的山川靈秀,家學淵源,為袁嘉谷的成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袁的開蒙老師是著名學者許印芳(石屏人);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袁嘉谷中秀才第一,經推荐到昆明經正書院讀書,受業陳榮昌先生。次年應鄉試,中舉人第二名。戊戍年(公元一八九八年),赴京應試,不第回滇。這一年,康、梁推行變法,袁嘉谷的思想也受到影響。當時法帝國主義奪得了在雲南修築鐵路的權力,全國輿論沸騰,他上書皇帝,據理力爭,但如石沉大海。於是下決心發憤攻書,終於考中經濟特科第一名。

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四年),袁嘉谷奉派到日本考察教育兼任雲南留日學生監督。日本自明治維新后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使他受到啓發:國家的富強要靠人材,人材的培養要靠教育。他在日本購買了許多書籍(包括百科全書)捐給雲南省學堂。一九○五年筱圃先生赴日本考察學政,與袁嘉谷同往北海道參觀,共同研討日本學務。

日本歸來,袁嘉谷任學部編譯圖書局局長,廣攬博學能文之士,編譯中西名著和學校各科教科書。中國學校之有統一的教科書,即從先生主持編譯圖書局始。袁先生獎掖後進,提拔人才,當時在學部編譯圖書局任職的有著名翻譯家嚴復、學者王國維、樊炳清、蔣君甫、劉大紳等均在其門下供職,深受先生所愛重。在袁嘉谷先生主事期間,編輯、翻譯了全國大、中、小學各科教科書及參考書,為中國新文化奠定了基礎。先生一九○五年底在學部任職期間,當時全國都還不知敦煌有何寶物。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因其通曉漢文漢語,對漢學很有修養,所知極多。他繼英國人斯坦因之后攜資到敦煌買了三十四箱石室內珍藏的經卷,大部分經卷已由俄國西伯利亞運回法國,他僅隨身攜帶二箱至京。聲稱佳品均已運走,嘉谷先生在學部看到他所帶石室經卷並問及運走經卷的內容,果是我國稀世之寶。先生一方面立即向學部報告,一方面急電甘肅總督,凡敦煌石室內一縑一字,立即封存全部送京師交學部,不得再有遺失。此時,德國已備下大量錢幣派員到甘,正想全數購買這些經卷,聽說已運送北京,只得悵悵而去。這些石室經卷后存入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內,保存至今。至此,嘉谷先生為保護敦煌文物不再流失國外做了很大的貢獻。

宣統元年(公元一九○九年)袁嘉谷先生調任浙江提學使兼浙江布政史。江、浙兩省皆我國歷代文化發達地區,非飽學之士無疾充任學使。在浙期間,他立即改革浙江全省學堂,在杭州召開全省中學會議,師範會議,大力倡導教育事業的發展。他到任一年,就在浙江全省推設兩級師範、工校、農校、醫校、法政、水產學校等四十餘所。興建西湖圖書館,除撥款購置新書外,還將文瀾閣(清乾隆時藏《四庫全書》之藏書樓,今在杭州)藏書移于館中,供民眾參閱。先生盡心盡力,不避勞怨,與浙省科員同堂辦公于學務公所,浙人感佩,稱贊他為小學台,他當時年僅三十九歲。

辛亥革命后,他回到雲南,當過國會議員,做過雲南鹽運使。但主要的活動是從事教育活動,著書立說,服務桑梓,他先后在東陸大學、雲南大學任教授。主要著述有《滇繹》、《雲南大事記》、《滇南金石萃編》、《臥雪堂文集》等。

袁嘉谷先生善詩,他的詩作清新生動,特別注重字句的錘煉,在外辱內亂的滿清末年,他的不少詩篇洋縊著憂國憂民的情感。他早年讀書和晚年教書都在雲南,尤以在昆明時間為長,留下了大量詠雲南山水,描繪雲南風情的詩作。情景交融,文筆生動,樸實無華,意境雋永。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詩作影響了他的書法造詣。他十二歲從叔兄嘉猷學書法,得其之長。書工行楷,尤以行書見長,以王、歐為本,兼取褚、米,自創一體,以峭拔俊秀稱勝,見者呼為袁家書。古人說:「書貴有書卷氣」,這對評價袁嘉谷的書法來說是比較確切的。雲南不少名勝區留有袁嘉谷先生的手筆,例如楊升庵祠對聯:「經籍之光,古書渾渾灝灝爾;湖山在抱,佳氣郁郁蔥蔥然。」欣賞袁嘉谷先生的作品,一定要把書法和詩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品評。現存昆明翠湖公園「湖心一早」三字,就是他的手筆,「湖心亭」書法蒼勁有力,筆酣墨暢,特別「心」字的處理安排獨具匠心。他以飛快的筆勢完成了「湖」字,又飽沾了墨汁把沉重厚樸的「心」字的三筆一氣呵成,接著從容地完成了「亭」字。這是「袁家書」的代表作,識者無不留步觀賞,頗有暢情逸懷之感。袁嘉谷的書法在全國各地存留的也不少,三十年代出版的《當代名人書林》一書,亦輯入先生條幅一幀。友人求書,他幾乎有求必應,常常整日揮翰,日給不暇。有一次,一個農民拿了幾個鴨蛋來向他求書,說:「我想請先生給我寫一帖字,我沒有哪樣敬贈,這幾個鴨蛋,請收下吧!」袁狀元聽了哈哈大笑,說道:「王羲之的字可以換鵝,蘇東坡的字可以換羊肉,我的字寫得不好,看來只可以換鴨蛋啦。」說罷,樂呵呵地為農民寫了一個條幅。縱觀袁嘉谷先生的書法,給人一種氣勢流暢的感覺,簡言之就是鬥氣貫」,往往不是寫字而是寫意,倘若你再仔細看一下「湖心亭」三字,就會更有這種感受。

先生非常熱心對鄉賢遺跡的褒揚,一九二五年他擔任雲南省圖書博物館副館長時,曾與趙藩、陳筱圃等先生發起舉辦過公私收藏的滇人書畫展覽,收集了明清滇人的書畫作品百餘件,在昆明舉辦了「滇中書畫展覽會」。並從書畫展中擇其精品編為《滇南書畫集》二十集,其中書法十四集,畫六集,袁嘉谷親自寫總序一篇、付商務印書館以坷羅版印行,正開印時,日機轟炸上海,選品同付一炬。嗚呼!日寇毀我精華,罪孽何其深重乃爾!一九二七年,他又為明處士忠節薛爾望先生、清御史錢南園立故里碑于薛家巷及太和街,供后人景仰,永志不忘。可惜此兩碑毀于「文革」。他對滇中金石書畫的鑒定考證不遺餘力,很多名家字畫上常有他的題跋,他對《孟孝琚碑》的考證也很有創見。

袁嘉谷晚年皈依佛門,自號屏山居士。他目睹了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對世事已無太大興趣,除著述外,閉門抄經。先生曾手書佛教經典百餘種,如《涅槃經》、《義經》、《阿彌陀經》、《觀無量佛經》等。遠寄藏于江浙名山大寺及滇中名山佛寺,並寫《阿彌陀經》寄歐美各國。「七七」蘆溝橋事變后,日寇對我全面侵略。北平、南京相繼淪陷,先生雖入佛門,卻未能清淨,他憂國憂民成疾。臨終前對床前的兒女們說:「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濟立其根本。國民知識淺陋,自顧不暇。以國大自豪,敵人犯我,倉猝應戰。人民受盡痛苦。我不忍再見此局面了。」說完含淚離開人世。先生一生以教育、學問為己任,「悲憤填膺,以憂致疾」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三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葬于昆明東部金馬山之陽。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7期;民國86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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