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

作者/李蒸民 

胡適和魯迅,都是中國近代文化上的偉人,他們兩位,都各自對中國近代文化作了最重要、最偉大的貢獻,更具深遠廣大的影響;可以說,他們兩人的成就是各有千秋的。但是兩位的個性,迥然不同,魯迅罵胡適,不止一次;在他的筆下,每提到胡適,總是以輕蔑的口吻稱胡博士這樣,胡博士那樣。胡適則生性渾厚寬容,從來沒有罵過魯迅,文字提到過魯迅,對魯迅很尊重。

一九五八年,千家駒有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致唐德剛的一封信,曾在《傳記文學》發表),回憶他自己在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時,胡適曾「自告奮勇,主動介紹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陶孟和是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他對胡一向尊重,經胡一介紹,當然就成功了。但後來一打聽,我是北大學生會的一個頭頭。是北人著名的搗亂份子,可能是共產黨,陶先生便躇躊起來了,他又去問胡適,胡適回答陶說:『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經胡這麼一說,陶無話可說,於是我的工作便定下來了。」胡適的一生,像這類寬宏大度的事很多很多,很令人尊敬佩服。

大約已是二十年前,香港《大人》雜誌刊登幾篇文章,作者是當時知名的作家,也是胡的學生,我已不能記得其名,作者自述,曾受胡拜託,送物品給關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中的周作人。還記得好幾年前,讀過一篇上一次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和李登輝、林洋港、陳履安是對手的彭明敏寫的一篇自敘文,記彭自己能到美國進修,全是賴胡適的大力相助。胡適像魯迅一樣惡毒地、尖酸刻薄地罵人,恐怕從未有過。

千家駒在回憶胡適的末段有云:「依我之見,胡適的洞察力,其深刻度遠不能與魯迅比。魯迅觀察問題之深刻,在現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則受杜威實驗主義哲學影響,難免流於浮淺。」千氏對胡、周兩位的這點說法,我也十分贊同。魯迅的個性,雖然十分尖刻而倔強,那時很多人都曾經被他罵過,提到林博士(語堂)、梅博士(蘭芳)都沒有好口氣。不過,他罵人,都一概不是為他的私怨,都是論述到社會或文化上的問題而罵。至於他和瞿秋白的關係,也是為了寫作、工作的關係而結為莫逆之交。瞿秋白一九一九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與鄭振鐸等組織社會實進社,創辦《新社會》雜誌,一九二○年參加李大釗等發起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①。一九二三年曾主編《新青年》雜誌。同年六月參加中共三大,主持起草工作。一九三一年後,在上海與魯迅等一起領導左翼革命文藝運動(同注①),瞿秋白編寫《蕭伯納在上海》一書,都是借用魯迅的筆名「樂雯」②。

魯迅一九三六年在上海逝世時,我曾從真茹(我就讀的大學)趕到滬西萬國殯儀館,忝列排隊長行,每四人一組,進入萬國殯儀館大禮堂前,最後瞻仰遺容,並行三鞠躬致敬,次日舉行安葬禮時,蔡元培、宋慶齡等曾致辭。

過後不久,我到萬國公墓的墓園遊玩,看到魯迅的墓地,只是在墓園的左側邊緣,佔一個單人床位的大小而已;而墓園中宋慶齡父母的墓地則佔地甚廣,比魯迅墓大數十倍之多,且建築宏偉,氣派非凡。那時,立那個大碑,下署六位鼎鼎大名的子女: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都還健在。

魯迅的墓已於一九五六年遷於東江灣路,全由花崗石構築,墓前草地上,有魯迅銅像供人憑弔,墓地範圍尚有「魯迅公園」及「魯迅紀念館」。

注:

①摘自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之《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頁七五三。

②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八九二「魯迅」條目中。

(本文係轉載自一九九九年八月份明報月刊)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9期;民國88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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