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眸歷史 反思歷史
──從方蘇雅繪製的一幅雲南軍事地圖談起

張則明 

奧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方蘇雅),一八九六年到來中國,先任法國駐廣西龍州(柳州)領事。二年後由法國外交部任命為法國駐雲南府(昆明)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負責全權處理滇越鐵路事務,一九○四年任滿回國。

方蘇雅在中國的八年(一八九六│一九○四),正是大清帝國行將就木的多事之秋。他從廣西到雲南,是隨法帝國主義加緊對雲南進行侵略擴張而來的。對方蘇雅其人在雲南的所做所為,我們從方氏的侄子,現任奧古斯特‧弗朗索瓦協會書記的皮埃爾‧賽杜在關於(方蘇雅│領事、攝影家、作家)一文的介紹中,即可了解到方氏在雲南活動的任務與目的。賽杜寫道:「方蘇雅從不被製作地形圖表或整理氣象資料弄得氣餒(顯然這是入侵國家必須掌握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一位好奇而又細心的觀察者,他對自己作為法國駐外代表的作用有十分嚴格的認識(見一九九一年法文版《從南中國海到北部越南》)」。為此,在當時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他幾乎跑遍了昆明城內的大街小巷和邊遠郊區,收集拍攝了雲南府(昆明)的政治、軍事、司法、經濟、城建、人文等大量照片。不管其拍攝動機如何,這些照片都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方蘇雅並以這些照片為基礎繪製了詳細的雲南軍事地形圖表。雲南美術出版社總編輯彭曉為購買這些法國的昆明舊照,在法國賽杜家裹見到了一百年前方蘇雅測繪的這張雲南軍事地圖,戰略要地駐軍多少,裝備如何,都標識得一清二楚。此圖還是在昆明木刻印製的,可見當時民眾的國防意識極差。當彭曉提出要拍攝這張地圖時,賽杜說要得到法國外交部的允許才能拍照。這使我忽然想起九年前(一九九三)我在撰寫《陳榮昌先生評傳》一文時,曾研究整理大量的彼筱先生資料時發現,陳榮昌早年也見過這張地圖。這裹不妨引用筆者在評傳中關於此地圖的一段文字:「(光緒二十九年,即一九○三年)時先生赴越南參觀法人醫院(越南當時已淪為法國殖民地),占地極寬敞,皆為後方戰地醫院設施;又參觀其提督衙門(駐軍司令部),見其張掛之地圖,測繪精確,皆為吾滇關防要衝;且法人每年練兵數萬,法帝犯滇野心,昭然若揭。返滇後,先生立即上書雲貴總督,建議聘日本教習為我省練兵,同時派陸軍學生出洋學習軍事,學成後返滇轉練滇軍,以增強國防實力。」(見一九九四年台灣《雲南文獻》第二十四期第46│47頁)應該說,彭曉是繼陳榮昌之後見到此圖並引起警覺的第二個中國人。

我們沿著時間遂道,從《歷史的凝眸》畫冊漫遊百年前的昆明。看到大清帝國在行將崩潰時,仍在推行著酷刑暴政,借以維護其腐朽專制的統治。由於生產力低下,人民普遍貧窮、落後。但清王朝絲毫沒有放鬆對雲南的統治,不斷派來就任的雲南總督、巡撫、學政。在滇越鐵路尚未通車前,雲南出省赴京趕考的舉人,其路途的艱辛在全國是罕見的。但自明、清以來,雲南舉子如楊一清、傅宗龍、錢南園、陳榮昌、袁嘉谷等仍不畏山高路險,一代接一代地赴京會試取得功名,外放做官。他們的精神,大大地影響了近代出國留學的一大批雲南有識之士。滇越鐵路尚未通車,方蘇雅即任滿回國了。據說他曾否定過法政府欲對雲南挑起事端的計劃,此後他一直未被再起用。他懷念中國,回法國後便隱居鄉下,並修建了一座名為「小中國」的庭院。他曾與廣西巡撫蘇元春交成好友,「方蘇雅」的中文名字就是蘇元春為他取的;他又與雲南富商王熾結成乾親家,他在昆明的總領事館,便是王熾租借給他的。王熾早年曾以巨資支持過抗法戰爭雲南軍隊的軍餉,歷史就是這樣地錯綜複雜。方蘇雅從他的這些中國朋友那裏,知道一八八三年中法戰爭中有關雲南軍隊將領蔣宗漢、楊玉科、丁槐英勇抗法,擊斃法軍統帥孤拔的史實。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取得戰勝帝國主義的勝利。所以方蘇雅和他的後繼者們都知道:雲南不是越南。於是他們便試圖通過辦法文學校,建甘美醫院、修鐵路、設郵局、開銀行來擴大法國在雲南的影響。

然而,史實又告訴我們:雲南的鄉賢前輩們總是對法帝的侵略野心防範在先,滇越鐵路尚未開通,即搶先在昆明自闢商阜,自辦個碧石寸軌鐵路與之抗衡;以滇人的實力開辦石龍壩水電站,聘用德國工程師採辦西門子發電機組設備;以留日學生為主創建陸軍講武學堂。就連唐繼堯在大觀樓騎馬的雕塑銅像,也是聘請義大利雕塑家設計創作。一九一一年雲南「重九」起義,一九一五年護國起義,一九一七年的靖國護法,都使雲南在民國初年成為中國舉足輕重的省份。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2期,民國9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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