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國傣、泰學研究

石安達 

一、中國的傣族分布及其文化特徵

雲南傣族是中國古代百越的後裔,百越曾分布在中國長江流域和東南亞廣大地區,是一個有著悠久水稻農耕歷史的民族,據浙江河姆渡考古發掘,早在七千多年前,越人就開始種植水稻,而越人種植水稻是從野生稻訓化栽培而成的,現在長江流域和雲南的傣族地區仍然可以找到野生稻。古越人對水稻稱呼是什麼,現已不可考。但百越後裔的雲南傣族,傣語稱米為「豪」,這是可以推測稻的名稱來源於古越人對米的稱謂「豪」的訛音的唯一依據。世界上從事稻作農業和以大米為主食的民族約佔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從事稻作農業的民族和國家大多數都是中國越人的後裔或是向越人學習稻作農業後發展了自己稻泰學研究作農業的。百越民族是一個信仰萬物有靈,由崇拜日月山川、森林到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婚嫁,到部落、國家的政治軍事活動都要舉行各種各樣信鬼、祭鬼的祭祀活動,用人或家畜做犧牲,進行血祭。古代越人的這些崇善原始宗教習俗是非常突出的。百越民族沿水而居,還以水的生態環境衍繁了一系列的水文化。如崇拜水生動物,出現了龍的圖騰和紋身的習俗,喜歡吃魚等水生動植物,傣族稱魚為「巴」,長江上游的古越人曾建立了「巴國」;古越人在水鄉澤國生存發展,發明了主要的交通工具「舟楫」,有了船人類才能征服江湖海洋,把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青銅時代(也稱英雄時代)是人類從野蠻跨向文明的標誌,長江下游的越人建立的越國鑄造的青銅劍馳名於世。長江中游的「巴國」青銅劍也同樣有名,長江上游的滇國的青銅器,在當代出土後也以獨特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震驚了世界。世界文明史表明人類的發祥地與發展都是在河流地區,已知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國,非洲的埃及是在尼羅河畔誕生的,中東的巴比倫文明是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產生的;亞洲的印度文明是在印度河流域出現的;中國的古代文明主要是由漢族在黃河流域和百越民族在長江流域創造的,中國的百越為人類的文明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雲南傣族有一一五萬人,主要分布在雲南滇中紅河流域、滇南瀾滄江流域、滇西怒江流域、滇北金沙江流域。分別建立了兩個自治州,七個自治縣(與其他民族共建)和二十一個民族鄉。由於雲南的地理氣候自然環境獨特,雲南保留了很多動植物的原種基因,在人類學和民族學上也是如此。古百越民族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的消失了,有的融合了,有的遷徒到國外去了。而分布在雲南四江流域的百越民族的後裔傣族,至今不但較完整的保留了古越人的很多文化特徵。而且分布四江流域自然環境和周邊社會環境的不同,除共同的與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共同從事水稻農耕和語言基本相通外,由於自然環境和周邊的民族環境不同,形成了不同流域的傣族文化。

滇中紅河流域的傣族有十七萬人,其中上游的傣洒、傣卡、傣雅支系雖處滇中腹地,由於交通不便,保留了古代傣族原生態的很多習俗,如信奉原始宗教,古老的水稻農耕傳統習俗,每年春季舉行古越人的「春耕禮」,祭拜谷神,祈禱豐收。都要在中耕時節祭龍(祭樹神),祈禱風調雨順等古老的水稻農耕傳統習俗的原始宗教儀式。

此外,還有原始制陶、二次葬等習俗,是研究中國傣族原生態文化的典型地區。

滇南瀾滄江流域西雙版納的傣動支系有三十多萬人,在公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還保留著類似西周井田制農村公社式的份地制,並在一種以「猛」為代表包括天、地、神、人、自然等包羅萬象的哲學思想裡和社會結構中,實行類似議會制度的統治。同時,吸收緬甸傳播過來的印度佛教文化,成為典型的份地制農業佛教文化地區。

滇西怒江流域的傣德、傣那、傣卯支系近四十萬人,地處古代南方水陸絲綢之路的要衝,悠久的水稻農業生產,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肥沃的土地,使這裡的傣族在溫飽的生活和充分的閑暇的時間中,利用地處南方水陸絲綢之路要衝的地位,廣泛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西方羅馬文化和中原漢文化的豐富營養,形成一種高貴優雅開放型的傣文化地區。

在滇東北的金沙江流域傣族分布的人數較少約四萬人,散居在漢族、納西族、彝族、白族等民族中,傣民族傳統文化保留的很少,成為傣民族文化消失研究的典型地區。

雲南四江流域各具特色傣文化在宏觀方面各有不同外,在微觀具體的民族文化方面也各具特色。俗話說雲南的地理氣候十里不同天,雲南的民族由於地理氣候不同,就是同一民族的習俗也不盡相同。如服飾方面,不同流域的傣族服飾不一樣,就是同一流域的傣族服飾也有著顯著的不同,其中紅河流域的傣族服飾最為典型,玉溪新平縣的傣族婦女腰繫長錦帶的穿著習俗,俗稱花腰傣。而花腰傣的三個支系傣洒、傣卡、傣雅雖然聚居在一起,村寨之間相隔幾里路,但除腰繫花腰統一特徵外,三個支系的帽式、上衣、桶裙都不一樣。

在民居建築方面雲南傣族也是傳承古百越民族千樣式民居最典型的地區,其中以瀾滄江流域西雙版納傣勳的竹樓最具特色、普通民眾一般有五至六排,四十至五十根木庄柱,一般頭人有七十至八十根庄柱,土司、召片領、宣慰有一○○至一二○根庄柱。在這些離地一丈高的柱子上在蓋建房屋,俗稱為千腳屋,也叫竹樓。這種干欄式建築,不僅適應傣族地區的濕熱氣候,防備洪災、地震和蛇、蟲等爬行動物的危害,而且舒適美觀,有利用於健康。同樣是竹樓,滇西德宏瑞麗的竹樓與滇西南孟定的竹樓式樣也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雲南傣族只佔中國百越後裔總人口的五%左右,但雲南傣族上述這些文化特點是中國廣西、貴州、湖南、台灣、海南等百越後裔、壯、侗、水、佈衣、高山、黎族等民族中最為突出的。另外,中國傣族還是個跨境民族,在緬、老、泰、越、印有近四百萬傣族的支系跨境而居,這些跨境民族的根都在雲南,他們的文化都是雲南傣族文化的延伸。因此,雲南傣族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在世界傣、泰研究學中佔有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探險家H.R戴維斯在其著作《雲南:聯結印度和揚子江的鎖鏈》中說:「然而雲南不僅僅能引起政治家和商人的興趣……而更重要的是,對於人種學家來說,如此廣闊的研究天地將耗盡他們畢生的精力,而且會留下許多未竟事業靠後人來完成。」

二、豐富的漢、傣文獻

雲南傣族的悠久歷史文化很早就引起了中國歷代歷史學家、地理學家的注意,在漢文典籍中留下了豐富的資料,從漢代《史記‧西南夷傳》《後漢書‧西南夷傳》三國《三國志‧魏書》、晉代《華陽國志‧南中志》、唐代《新唐書》、《南詔傳》、樊綽《雲南志‧名類第四》、元代《元史》、《地理志、麓川路》、《元帝詔諭雲南土官詔》、《經世大典‧招捕錄‧大理金齒》、李京《雲南志略》、明代《明史》、《地理志》、《雲南土司傳》、《紀事本末‧麓川之役》《明史錄》、錢古訓《百夷傳》、李思聰《百夷紀略》、李元陽《雲南通志‧僰夷風俗》、陳文、王谷《雲南圖經志》、祁本《百夷傳》、《景泰雲南圖經注》、萬歷《雲南通志》、天啓《雲南通志》、朱孟震《西南夷風土紀》、《徐霞客遊記》、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與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外,還有從康熙、乾隆到光緒年間編撰的雲南上百種地方志和《續雲南通志稿》等綜合文獻。除上述從漢代到清代的漢文典籍外,還有一千五百多種傣族的歷史典籍和宗教、文化、藝術、天文、地理、農業、醫學等文獻。在研究傣族史方面的傣族歷史文獻主要有研究滇西、緬甸、印度一帶傣族達光│(撣國)果占璧王國的《黑猛沽猛│猛卯古代諸王史》、《廣母貨卯│瑞麗姐勒佛塔史》、《果占璧王召武定》、《阿鑾色珀》等,研究滇南傣族景龍金殿國王帕雅真以前的古代文獻《猛泐王族世系》和帕雅真國王的歷史《泐史》等。這些漢文獻和傣文獻為研究中國雲南傣族歷史提供了重要的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這是除中國以外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為研究中國傣學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歷史文獻資料。近代當代的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傣族和東南亞京族、老族、泰族、撣族、阿洪傣都要參考和引証中國的漢文和傣文典籍,如果沒有中國漢文和傣文典籍,近代和當代的傣、泰學研究將陷入黑暗中,所以中國的漢文典籍和傣文典籍是研究傣、泰學的明燈。除此之外,中國還是古代百越文物保留和出土最豐富的國家。從新石器時期時代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初期,都有不少的文物出土和保留,為配合文獻研究和田野考察,提供了大量實証。

三、國際泰學和中國傣學研究的狀況

現代人類學是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誕生的,隨著殖民主義征服世界的浪潮,西方的一些探險家、傳教士和學者開始研究世界各地的民族,東南亞的泰、京、老、撣、阿洪傣引起了特別關注,形成了主要研究這些民族起源,遷徒和文化的國際泰學、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隨著國際泰學的發展一些西方學者和東南亞學者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探討東南亞泰、京、老、撣、阿洪傣與中國百越民族後裔壯、傣等民族的關係。以澳大利亞為中心,富集了大量的資料和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成為主要的顯學。第二次大戰中,泰國的統治階級配合日本的侵略戰爭,掀起了泛泰主義,認為中國雲南的南詔是泰族建立的國家,甚至整個長江以南都是泰人的家園,是中國的漢人不斷壓迫泰人南遷的。

現代人類學在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後,中國的一些文化人,用人類學知識配合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開始用白話文寫作、紀錄中國的少數民族狀況。雲南的傣族引起了他們的極大關注。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李文林著有《到思普沿邊去》,該書系作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調查雲南思茅、普洱一帶以傣族為主的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反應帝國主義宗教文化侵略的情況,並提出了邊疆建設的各種方案。李拂一著有《十二版納志》,李拂一先生是中國當代傣族研究的鼻祖,本書是他較為系統的研究西雙版納傣勁等民族的專著,開創了中國研究傣學的先河,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田汝康著《芒市邊民的擺》,田汝康先生用散文描述的方式記錄了滇西德宏傣族的各種趕擺風俗習慣,向世人展示了傣族獨特的文化習俗,和熱愛生活,樂天的民族性格。除此之外還有姚荷生的《水擺夷風土記》,陶雲逵的《車里擺夷之生命環》,趙孝純的《擺夷邊民研究.中緬之交》,以上這些著作為中國現代的傣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現代人類學研究民族學的方法被中斷了,開始以階級鬥爭為綱,為政治服務來統帥民族學。這一時期做了大量的民族調查,收集了豐富的資料,但沒有科學的系統人類學意義上的民族學研究。這個時期也出版了方國瑜先生《元代雲南行省傣族史料編年》和江應樑先生《猛卯史話》等研究傣族的史料和著作,並出版了一些根據傣族文獻翻釋的文學作品,讓人們看到了這個時期傣學研究的閃光點。直到一九八○年後,隨著改革開放這種沉悶的狀況才有所改變,學術界開始活躍起來,陸續出版了一些從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傣族的專著和論文,馬耀、繆鸞和先生對西雙版納傣族份地制的研究從民族學出發對傣族的份地制作了科學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同時,朱德普、高立士等長期在傣族地區從事田野考察撰寫了一系列的有價值的調查報告。傣族文獻的整理也納入了正軌。其中,雲南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編傣族學者刀永明輯的《中國傣族史料輯要》,從考古學者發掘的史料到唐宋以前到清代的有關傣族史料做了收集,提供了較為全面的傣族歷史資料。而由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編寫的《傣族簡史》是處於臨界區即改革開放以前和改革開放之初的作品,在努力用人類學、民族學的方法來進行寫作的同時,仍帶有為政治服務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絡印,在取得較為系統的編撰傣族簡史成就的同時,還是自覺和不自覺的設立了一些禁區如在第一章「傣族的族源」中,第三節的「哀牢與撣傣不同源」用絕對的口吻,禁止提討傣撣和哀牢之間的關係,這在學術上是十分有害的。另外,還否認歷史上漢民族和傣族先民的戰爭迫使傣族南遷的事實等等。

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國際上每四年舉辦一次國際泰學會議,一九九○年第四屆國際泰學會議在中國雲南昆明召開。陳呂范先生就有關南詔國的研究說清了南詔是彝族建立的國家,繼續否定泰族遷徒是由漢人壓迫的觀點,並認為東南亞的泰人與雲南的傣族之間沒有族緣關係。他們的研究雖有一定的貢獻,但對中國壯族、傣族等民族與東南亞泰、京、老、撣、阿洪傣關係的研究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而黃惠琨、石安達、劉岩、岩峰(傣族)、郭大烈、王國祥、何平、黃懿陸、楊復興等學者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通過田野考察結合歷史文獻、考古文物,繼續探討中國百越民族後裔傣族遷徒與文化和東南亞、南亞泰、京、老、撣、阿洪傣等族的關係研究不繼取得突破。黃惠琨改變了八十年代初的一些觀點,承認民族遷徒是世界範圍內的一種現象,傣族也由於各種原因存在著遷徒問題(包括民族之間的戰爭),從宏觀的視野談到中國長江流域百越和雲南傣族廣西的壯族、海南的黎族與越南的京族、老撾的老族、緬甸的撣族、泰國的泰族都屬於百越文化圈,國際的泰學與中國的傣學研究是密切相關的,為國際泰學與中國傣學研究結合架構了理論基礎。石安達對滇中紅河上游傣族支系傣洒、傣卡、傣雅的田野調查,恢復了用散文式描述的方法研究民族學的特點,揭開了俗稱花腰傣這支古代傣族遷徒過程中落伍者保存中國傣族原生文化的狀況,並與受佛教文化影響的滇南西雙版納的傣族和滇西德宏傣族文化作了比較,提出紅河新平傣族是研究中國傣學上承遠古先民文化下結現代中國傣族和東南亞百越各民族文化研究的中國環節,彌補了中國傣學研究的重要缺環。劉岩的田野考察從古代東夷到四川巴蜀文化,結合雲南傣族聯繫貴州、廣西和東南亞的百越民族後裔,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廣泛探討傣族的起源和遷徒及傣、泰文化的內涵,向國內外展示了中國學者的廣闊視野和博大胸襟,傣族學者岩峰先生撰寫的《傣族文學史》,是迄今為止由傣族學者撰寫的有關傣族歷史和文化,達到最高學術水平的論著。這位傣族學者撰寫的《傣族文學史》首次提出了與傣族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作為劃分傣族社會發展的標誌,較為客觀地劃分了傣族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與傣族文學的發展關係。同時對傣族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作出了客觀的評價,不僅對探討傣族文學的發展規律方面做出了貢獻,而且為傣族史的發展,勾畫出較為清楚的輪廓。郭大烈、王國祥調查研究了滇東北金沙江流域存留下來少數傣族的狀況,探討這一地區傣族的歷史和現存的問題,向世人展示了這一地區傣族人口處於弱勢的情況下,文化在消失演變的狀況。何平研究的視線是南亞印度阿薩姆邦的阿洪傣,他把中國傣族、緬甸撣族和印度的阿洪傣的研究連成了一線。黃懿陸和楊復興用壯傣語系的語言特徵,探討傣族先民與古滇國、古哀牢國的關係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中國的傣、泰學研究在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和寬鬆的研究環境中已經克視了負面的影響,形成了一支善於獨立思考,勇於探索的走向世界的力量。

四、中國研究傣、泰學的黃金時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國傣、泰學研究已經有了嶄的面貌,但是還沒有成為世界傣、泰學研究的中心。這主要是由於政府還沒有注意到民族文化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展經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雖然中國的改革者一再提到兩個文明一起抓,但沒有具體到民族學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問題。所以民族學者們的研究,雖然在寬鬆的環境中取得了階級性的研究。但是沒有政府在政策上和經濟上的具體支持,無法對豐富的資源和研究成果進行一流的包裝展示,中國傣、泰學研究的優勢沒有得到國際上的公認。筆者一九九二年就提出要召開國際花腰傣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建議,雖然得到省社科院領導的支持,但玉溪地區對這一建議無動於衷。直到二十一世紀初年,事隔九年之後,雲南提出建設民族文化大省戰略目標,各級政府從上到下都認識到發展民族文化對雲南的重要性,玉溪新平縣才接受了這一建議。在玉溪市和新平縣政府的支持下,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舉辦了有九個國家一四○多位專家學者參會的中國‧新平傣族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創了首次把傣、泰學國際研討會放到基層縣、鄉、村寨一級召開,向國內外展示了中國傣、泰學研究在政府支持下強大的組織協調能力和豐富獨特的內容,處在深山河谷貧困地區的花腰傣文化走向了世界。緊接著同年滇南西雙版納又召開了大規模的貝葉文化研討會。二○○三年又召開了中國、德宏、雲南四江流域傣族文化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研究會共有來自緬甸、印度、泰國、老撾、越南、日本、德國、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十個國家,八十九位專家學者和國內四十八位專家學者報名參會,此外還有一○○多名緬甸撣族的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列席會議。同時,還組織了近二○○人的雲南四江流域傣族和緬甸撣族服飾文化比較演展,成為盛況空前的首次雲南四江流域傣族的大集合,首次中、緬、傣、撣族的大集會,中外學者的大集會。這次研討會收到了論文六十三篇,其中外國學者十八篇,德宏本地學者二十一篇,國內其他學者二十四篇。這些論文涉及面廣,視野新穎,聚集了雲南四江流域不同支系傣族文化的論文和緬甸、印度、泰國、越南等國家撣、阿洪傣、泰、京等民族文化的論文和中國雲南四江河域傣族文化比較研究。德國學者劉奮明女士不顧家人的勸阻,要經過中東航線美英兩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的危險和中國發生「非典」疫情的危險毅然來中國參會。當她看到大會的盛況時,高興地說:冒著兩個危險來中國值得。另一個德國學者奧利維(Oliver)還展示了介紹了她們關於國際泰學的研究刊物情況。印度的多名學者會前積極要求參會,並寄來了四篇學術論文,由於「非典」病的影響,他們不能按期到會,但會議仍然編輯了他們的論文供大會交流。緬甸的學者雖然來自不發達國家,但他們龐大的陣容(五六人)整體的研究水平和掌握撣、緬、漢、英語言的能力。另出席會議的中外學者刮目相看。值得一提的是緬甸學者菜三岩(Sal San Alk)《緬甸坎低(撣)泰象耕的歷史和現狀(概要)》把關於「象耕」的傳說和現狀的資料,首次向國內外傣、泰學界提供了緬甸撣族至今仍保留用「象耕」的圖片文字資料。而在此之前,中國史學界對中國史書上有關西南地區歷史上的「象耕」記載,由於史籍中只有「象耕」二字,沒有其它旁証的補充材料。因此,很多學者不是否定,就是提出種種假設,對「象耕」是否存在?誰也沒有弄清楚,據說國外也有這樣。此外,緬甸學者宰葉茂(Zai ye mao)、宰尚艾(Zai shang ai)的論文《從古撣國的外交活動看傣族的早期社會》與雲南德宏白族學者楊永生提供的論著《傣族達光及果占璧王國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共同探討了撣國與達光及果占璧王國的關係,得出古代撣國和達光及果占璧王國同是傣族建立的國家,在傣族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中外學者的合作結出了碩果。此外,國外學者的論文出現了用漢語、英語同時撰稿的情況,以往一般外國學者都只提文,說明隨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漢語已成為國際學術交流的一種語言。尤其是來中國學習考察少數民族文化的外國學者專家和留學生,都把學習漢語做為他們考察中國少數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出現了用漢語、英語同時撰稿的可喜現象。會上十四名中外學者作了大會交流,雲南省社科院副院長賀又達教授作了精彩點平。會議還組織了德宏傣族歷史、傣族戲劇和中國傣族與緬甸的撣族關係等三個專題討論。此外,會議前組織考察了德宏州梁河縣傣族土司衙門、盈江縣傣族民間戲劇和瑞麗市民族文化旅遊景點,同時,在研討會期間還舉辦了雲南四江流域的傣族和緬甸撣族服飾、民間歌舞展演,許多中外學者反應這次會議內容豐富多彩,學術探討廣泛熱烈。日本作家池上正治先生激動地說:會議讓他目不暇接,大飽眼福,見所未見、耳不夠用,聞所未聞。是國外泰學研究會議所不能比擬的。

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標志著中國已成為國際傣、泰學研究的熱點,中國傣、泰學研究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

五、中國傣、泰學研究新的模式和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的途徑

二○○三年中國‧德宏‧雲南四江流域傣族文化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功召開,是在組織領導上由學術單位、政府和民間團體聯合舉辦新模式下完成的。即學術上由學術單位雲南民族學會和雲南德宏傣學學會負責,會務活動由德宏州政府和潞西市、瑞麗市、梁河縣、盈江縣政府組織領導。民間團體組織雲南大地跨境民族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作為發起者,在積極發揮民間思想庫的同時,並在兩者和外國學者、通構之間進行聯繫協調。讓學術單位、各級政府和民間團體組織各發揮各的優勢,形成綜合力量共同完成任務。關於這一點參加會議的美國學者華思文先生認為這是他到中國十年來,看到學術研究中不斷發展變化的一個新現象,在政府組織領導下,由學術單位主持學術自由討會和交流。民間團體的設計思想被學術單位和政府採納,並參與組織協調工作,讓一些民間的學者和機構有機會發揮自己的見解和作用,便於和國際接軌。這種模式說明中國傣、泰學研究的豐富資源在開放的環境中,通過新的組織結合形勢,爭取到了國際地位。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一成績的取得,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足,主要是省一級政府,雖然把發展民族文化作為一個戰略目標,但缺乏整體規劃,同時沒有明確的重點扶持項目。在資金上,雖然把發展民族文化作為雲南的支柱產業來抓,但以其它基礎設施、旅遊、綠色產業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對傣學傣族地區在雲南與東南亞發展自由貿易區和建立大通道中重要作用,認識不足。雖然學術界和地方政府接二連三地召開了幾次重大的有影響的國際傣、泰學術研討會,對地方的經濟文化建設起到了推動作用。但省裡沒有把傣、泰學走向世界作為民族文化大省的一個重點項目來抓。資金上沒有給予必要的支持,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而這些地方政府都屬於貧困地區和經濟不景氣時期,投入大量的資金舉辦有影響的國際研討會,經濟上感到很吃力。而學術單位和民間團體組織也沒有資金做前期深入的學術調查和會後出版專著。使這類的學術研討會影響只停留在轟動效應上,缺乏宣傳後具體的發展計劃和資金,成了效應和發展嚴重脫節的狀況,玉溪市新平縣二○○一年召開過國際學術研討會後,名聲大振,迅速掀起了旅遊,但沒有發展保護民族文化的整體規劃和資金,民族文化重點的鄉、村一硬件建設和軟件建設都跟不上。甚至發展了旅遊業,民族文化資源受到破壞,農民得不到實惠,積極性受到打擊的情況。德宏州在此次會議後也將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德宏雖然在民族文化資源上和地理位置上佔了很大的優勢,但近十年來,經濟不景氣,在旅遊業上比西雙版納、大理、麗江、香格里拉落後了十年。此次國際會議為德宏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如果不解決重新發展思路和省裡給必要的資金扶持,同時解決一些阻礙發展政策的問題,德宏將再次喪失發展的機遇。因此,省裡對有民族文化開發價值的地、州、縣、鄉、村做好規劃,根據不同的情況給予資金扶持。特別是有國際影響的民族地區和民族學研究,要給予重點的扶持。

另外,配合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對積極進行開發研究交流有顯著成果的民族文化研究和交流的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組織和個人也要給予重金扶持和獎勵,以便有充足的資金和良好的設備進行民族文化發展的規劃及研究,不斷推出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同時,要加強國際泰學的交流與合作,及時交換研究信息和翻譯介紹國際泰學的成果,以便掌握動態和避免重複的研究,並選擇確定中國傣、泰學研究重點。占領制高點,形成以我為主的龍頭學科,改變被動尾隨的局面。

只要做好以上幾方面的工作,中國成為國際傣、泰學研究的中心是水到渠成的。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3期,民國9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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