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民族振興

簡漢生 

一、前言

雲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在昆明市辦理「弘揚中華文化,促進民族振興」懇談會,在面對當前新世紀展望、全球化激蕩的當下,雲南省同學會、雲南省社科院能從優良傳統、民族精神及文化前沿等方面,探討中華民族發展的未來,實為極有意義的事。

二、振興之路

振興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與當代仁人志士、知識份子對祖國的遠景及互動的過程。古代知識份子提出「大同之世」、「任重道遠」、「先天下之憂而憂」等,做為祖國努力的目標及方法。到了近代,中國由於受到近代思潮的衝擊及列強因獲得工業革命成功帶來的震撼,當代菁英提出各種因應的主張,較具代表性的如李鴻章在「師夷長技以制夷」中說:「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全地球東西,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無具而能保守之也。彼方日出奇技,與我爭雄競勝,自強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耳」。從師夷長技到保和局守疆土的主張,雖是進步,但卻敗於甲午中日戰爭,顯示學習、開放、改革仍有不足。孫中山先生則提出「追求王道的民族主義、中道的民權主義和均富的民生主義」,孫先生的這一主張,在台灣的五十年實驗中,無論在財富分配的公義、公民社會的養成及族群的和睦相處與扶持,均產生了積極的意義。由實踐証明,孫先生融合了中西優良文化及創見的三民主義,在迎向世界潮流、適合國情及可行性方面,均是中華民族的重要資產。鄧小平先生自一九七八年提出「改革開放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策後,已經獲得了重要的成就。今後應如何在這一條民族振興的道路上,不斷突破、不斷革新、不斷成長,又考驗著這一代中華兒女的智能和毅力。而其中民族主義的具體實踐及發揚光大,更攸關兩岸未來和平統一的發展與進程,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三、文明愿景

中國與世界各國一樣,是處在一個競爭、合作、成長的世界互動體系中,在這個體系內,相關國家間、族群間、宗教間、文化生活型態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會與緊張關係,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S. Huntington)教授在其「文明的衝突」中說:「我的假設為:在新世界中,衝突的主要根源不會是意識與經濟。人類的鴻溝、衝突的根源將會是文化。民族國家將在世界局勢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隸屬不同文

明的國族、群體問發生。文明的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文明間的界線,將會成為未來的戰線」。亨氏的說法受到相當廣泛的討論與批評,薩依德(Edward W. Said)指為是「粗陋的思想家」,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過程中,「有無數的潮流與逆流讓人類歷史生氣蓬勃,也讓歷史不僅僅有宗教戰爭和帝國征戰,更有交流互惠與分享」。亨氏在往後出版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塑」的著作中作了修正,「主張不同文明間應進行對話(dialogue),以避免潛在文明衝突的出現」,這樣的論述較為理性與接近事實。亨氏的「文明衝突論」與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可說都是美國唯恐失去世界霸權地位,而聯合列強來圍堵中國所制造出來的一些理論基礎。事實上,在文明的接納與對待上,儒家文明有其典範的作用,在儒家經典「中庸」中有一段這樣的話:「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禱;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這反映儒家文化尊重文明多元、價值多元及注重各文明、各價值之間的相輔相成。孫中山先生融合中西文化,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及天下為公等的主張,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人類文明遠景的大方向。就此看來,儒家文明在世界各文明之間,實有止息爭訟,趨向和平、發展的作用。江澤民主席二○○○年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中宣佈過「中國不稱霸」,溫家寶總理在十六大結束的記者會中也一再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會對任何國家造成威脅,更不會稱霸。

四、民生公義

如果要指文明之間有緊張、有矛盾存在的話,應該是在全球化下的經濟利益與競爭,魏鋪教授在《文明焦慮與霸權情結》一文中指出:「新興儒家文化地區真正讓西方憂慮的,並不在文化及文明如何優越,而在這個文化地區已逐漸掌握現代企業經營的策略及科技發展的途徑,慢慢累積足夠的經貿與科技實力,而能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較長短,這才是真正關切之所在」,「阿拉伯國家掌握的石油,加上宗教狂熱,才使回教文明列入文明衝突的範疇」。這顯示在全球化架構下「利益」作用的影響力。全球化下由於每一個國家的教育質量、科技水準、經濟條件及政社等的落差,兼以全球化也是一個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機制,國與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都是在追求最佳的利益,致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享有資源、技能優勢的國家或個人,財富快速累積,反之所得日趨減少,造成「富者益富、貧者益貧」,這種情形又因各國加入世貿組織,各國政府的一些權力分配給世貿組織,管制力量隨之漸弱,稅收也不斷流失,致使政府即想維持社會福利的政策也會感到日益力不從心,更難以透過政府的功能,調節社會財富,走向較公平分配的康莊大道,這也是海峽兩岸必須嚴肅面對的國計民生問題。大陸自改革開放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已普遍受到肯定。大前研一在《中國,出租中》一書中說:「中國正要蛻變成全新的國家,經濟上具備非凡的競爭力、政治情勢安定,即便面臨社會動蕩也屹立不搖的國家。可預見的是,將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中國比美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都站在優勢的位置。GDP(國內生產毛額)規模,中國僅次美國、日本和歐洲各國,排名第七,領先排名第八的加拿大甚多。也就是說,中國在經濟上已具備與大國平起平坐的資格」。但另一方面,由於改善分配的速度趕不上成長的速度,在所得分配方面,有擴大落差的現象,何清漣女士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說:「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大,百分之二十最低收入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一‧五%,戶均為四二九八元,僅為平均水平的十二分之一,百分之二十最高收入家庭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五五‧四%,戶均為一四六六一五元,兩者相差三四十倍」。生活素質比較之下,差距實有改善的空間,如何從分配的公正性中去改善弱勢所得,實在是需要積極努力的目標。中山先生指出:「社會文明發達、經濟組織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及提出「均富」的觀點,做為分配公義的目標,以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及國家永續發展。

五、結語

大陸自一九七八年開始落實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的理念後,尤其在最近的十餘年間,確實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也為弘揚中華文化,促進民族振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胡錦濤總書記二○○三年三月八日在西北坡的講話中更提到共產黨員應本著「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理念來做事,這與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及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可謂不謀而合,未來兩岸如何在這些基礎上,透過各種良性交流與互動來遏阻分裂分子的陰謀,以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如何促進民權的發展,以及如何改善分配的公義性及公平性來照顧弱勢民眾與族群,以奠定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基礎,實在是海峽兩岸仁人志士共同積極努力實踐的歷史使命。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4期,民國9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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