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與中國之現代化

宋炯 

一、中華文化的基本內涵

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有歷史的一種精致文化,也是我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基。傳統的中華文化內涵極為多元豐富。歷代名家輩出,使我固有文化愈益發展,但是基本上卻是一脈傳承孔孟儒家思想。它是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集其大成而形成的。其基本因素含有倫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矣」。禮運大同篇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壽」,都是倫理觀念之充分發揮,也展現了「仁」的極致。民主方面:「民為貴」,民為邦本,類語很多。其實施方面,內為「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外則繼絕舉廢,治亂持危,孟子以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乃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至於科學方面,則有「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孔子認為:「為政之急者,莫大於使民富且壽」,《禮運大同篇》「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種盡物之性便有科學的理念。《大學》所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更是非常符合科學辦事之程序及邏輯,想當年五四運動提倡導新文學,更主張打倒傳統之孔孟思想,似乎有些過當,更有學者如陳序經先生批評中國文化如與西方文化相比,乃是一種「低級文化」,更令人覺得其輕浮,他主張全盤西化,極易陷入民族自卑而且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

二、中西文化綜合比較

談到現代化,總不免想到西方文化或文明的問題,它與中華文化究竟是否全然不同,值得予以研討,我國的西方文化運動實起源於西方的衝擊,如滿清自道光開始迭受西方帝國主義現代船艦炮火之攻擊,引起了滿清政府一些重臣求變企圖,欲仿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長處,因此也購買了軍艦,引進外籍教練,設立水師學堂,成立了水師以茲同西方及日本抗衡,實則西方之管,除了堅甲利兵,其基本乃在科技及工業之研究發展,清代曾、左、胡、李之洋務運動,甚至康梁之變法維新,未必真正體認到此種西方文化之真正精神,也談不上欣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特徵是科學之精研帶來的機械之發明以及教育之普及;人民有參與感的選舉權,以及其所形成的「國家主義」。而我中華文化之特徵,大致是農村經濟、家族主義,婦女地位低落,胡適之先生曾分析中華文化之根底是人文主義與理想主義,其實西方文化之源頭的希臘文化也含有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思想。另外有學者認為中華文化之基本性格異於西方文化者乃在它是藝術的,道德的。西方文化基本性格則是哲學的、科學的。兩者分別走向一是「人文哲學」,一是「自然哲學」。故中華文化是重人的,它重人文、人生、人道、人倫、人格、人性,孔子所說的「仁」字實足以代表中華文化。故中華文化以「人」為出發點,也以「人」為歸宿點。故「人生哲學」乃能蓬勃發展,蔚為大觀。倫理學遂成為儒學之大宗,中國人對宇宙界自然事物之態度是有情的,欣賞游息其中的藝術,但也因而阻礙了對客觀世界之冷靜分析,不能產生西洋近代之科學,西方文化既走的「自然哲學」,其研究解決的對象是自然的物,乃是中庸所稱的「成物之性」,態度也就有些冷冰冰的,只專心於思索、解析,很少考慮人群關係,它也不怎麼計較利害得失,只是一往直前探索,一意求精。因而,科學發達。它本來源原是想解放人類精神桎梏,結果;反而使人類精神多少受到了一層桎梏,故近來西方學者乃有尋求較理智為高的向上價值或拋棄理智以就比理智較低的東西兩種爭端的運動,可見中西文化各有其優點亦各有其不足之處。

三、國家現代化的趨勢及可能帶來的弊端

整個中國,無論海峽兩岸,都在朝現代化方向邁進,現代化的目標終在求物阜民豐,由於近百餘年來西方文化之衝擊,使國人皆已感到求變之必要性。西方文化最大優點在科技,我們欲借西方文化之助,自必在科技上,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要迎頭趕上,在這方面來看,大陸上自鄧小平實施開放政策以來,顯有成就;而台灣在這方面也不怎麼差,現代化最主要的是工業,大陸上原已有相當良好基礎,如今加強重整,增加生產,全國經濟發展欣欣向榮,國力日增,推動一連串重大建設,均能游刃有餘,人民生活也逐漸改善,沿海大都市人民生活水準,已不亞於歐美先進國家。台灣方面自蔣經國先生主政以來推行大建設,將原已奠定的農工建設良好基礎充分發揮,造成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現已逐漸進已開發國家之列,台灣的經濟發展,自李登輝執政以後,有逐漸下滑之勢,但是仍能朝高科技工業建設邁進,並創找到了我們的出路。

但是兩岸人民均已感受到重視工業建設所帶來一些不安現象,如治安日漸敗壞,犯罪投機者日益增多,人人都在追求個人財富以享受充裕的物質生活,往往為此不惜傷害他人以遂其貪婪的目的,讓整個社會雖然繁榮,卻蒙上不少陰影,社會上騙案天天都在發生,甚至有人為了詐取保險巨額賠償費而不惜殺害朋友、親戚,甚至自己骨肉,真是天良喪盡,人倫大悲劇。這些皆因中華文化之倫理觀念日益式微,許多人竟完全忘掉了祖先留下來的優良文化與傳統,走筆至此,不禁擲筆長嘆也。

四、現代化必須與中華文化掛鉤接簡

現代化已然是兩岸中國人應走的道路,卻又產生一些社會上的弊端,故要現代化,首先要從教育著手,不光是注重科技、工業方面的專精研究,更要讓教育普及化。所以先要掃盡所有文盲,進而使每一個國民都漸漸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在台灣,早已沒有了文盲,自從蔣中正先生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以來,每一位年輕人至少都有初中畢業的教育基礎。加上獎勵興學,如今高中水準的年輕人也已快達百分之八十,大學生也多到畢業後發生就業困難的境地,這方面也許可作為大陸教育政策之參考。

教育普及之際,兩岸政府也絕不可忽視人民對我中華文化的深入學習及實踐,中華文化也有它的缺失不足之處,我們應加以過濾,中華文化除了上文提及缺乏務實的科學研究外,另外還有一些不合適宜之論述應予除去,本來我國最古早之「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義」都是對稱性的,並無那一個角色是居於絕對性的權利或義務的地位。但是由於曾子著孝經,將孝的意義推廣到事君、為官、朋友……如「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不勇非孝也」。甚至「居處不莊非孝也」,到了漢朝更有大小上下有別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遂使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居於當然地絕對性的地位;乃至「君父」,可以連稱,使君主地位大大提升,不但建立了君主專制機構,也助長了君主專制的權威,當然應于摒棄「父為子綱」應以「父慈子孝」來代替,「夫為妻綱」乃至所謂婦女三從四德應調整為「相敬如賓」豈不更為藝術,另外還有一些帶有迷信色彩的說法也不宜再提倡,許多不良傳統風俗習慣當然也應從中華文化中摒棄,以仁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及倫理觀念則感予發揚光大,並使之深植於教育之中,確實做到「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傳統和諧,以家為中心的社會核心的境界。這是我們強過西方文化之處,也惟有如此,才能防止西化後所帶來的後遺症,因此我要強調現代化必須與中華文化掛鈎及接筍。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4期,民國9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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