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懷陶鎔先生

石炳銘 

故台北市雲南同鄉會理事長陶鎔先生,原籍景東縣,黃埔軍校四期生。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侍從官,駐英武官,接收駐越日軍投降的連絡官,立法委員等職務。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他發起並組織「中印緬文化經濟協會」 並擔任協會理事長。

他是資深立委,主要興趣在於涉外事務,是立法院外交委員會的召集委員,朝野人際關係良好。為人溫文儒雅,能堅持理想,但並非是那種盛氣凌人好鬥型的民意代表。因此善於調和鼎乃,勤於說理溝通,故常能不爭而勝,完成所欲達成的目標。

在台滇籍立委寥寥可數,且多老成凋謝,公元1970及1980年代,頤果僅存者只裴存藩、楊家麟及先生三人。裴老因健康欠佳,早已形成半退休狀態,楊委員則已轉往仕途,故在立法院能為三迤人民代言之老委員,唯先生一人而已。

民國七○年代我個人在救總服務達十年之久,主要任務在於救助外逃之大陸同胞。一般人並不了解自中共掌控神州大陸後,外逃難胞高達數百萬人之事實。北至中東各國,西至中亞,南迄東南亞地區之中南半島各地,處處都有成千累萬的華人難民。

小小的香港在五○年代前原只有居民三百萬左右,迄六○年代已暴增至六百萬人以上。這些外逃者對地主國構成重大的負擔,又因為都是不請自來的非法移民,有不少人被關入集中營而被集體驅逐出境,西方媒體報導這一情況時認是人民用腳投票。有幸安全逃離者都說如果電線桿會走路連它們也會逃亡。

為了救助這些人數眾多的華人同胞,台灣成立了「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這個機構。它是非官方組織,因此政府並未編列法定的預算來支持它。但救濟工作無錢就無法辦事。政府基於必須照顧人民的天職,又不能不過問,因此特准救總向娛樂業及進出口商收取特別稅捐,一切都在不動支國庫的前題下給予財務支持。因為這種救濟特捐稅率很低,每年收入不足以應付實際的需要。救總除接受民間的自願捐款外,更不得不以特殊需要為由,以專案方式向政府爭取撥款。

立法院負有審定政府施政預算的大權,因而如何取得立法委員的同情和支持,關係就十分重要。而救總的工作都在國外,自與外交有關,故救濟經費的爭取必須取得外交部的支持不可。陶委員因長期擔任院內外委會的召集人,由他出面代為救總建言,爭取預算自然就更方便有力。

我在救總第二組服務,除了港澳地區外,其他地區的救濟工作由第二組負責。其中問題最為複雜的地區莫若印度、尼泊爾地區和緬泰地區的救助工作。外逃藏胞全集中於印度和尼泊爾,藏獨傾向強烈,不過傾向中華民國者也不少。

救總特別在台北設立了西藏兒童之家,專肆收容西藏難童,由羅桑嘉措夫婦負責管理。為了讓這些孤兒和難童有家庭的溫暖,這個西藏兒童之家由廿幾個不同的家庭組成,每個家庭有一個母親,一個褓母,五至七個兒童構成。各個家庭都有獨立房舍,凡是一個中上家庭應有的設施都應有盡有。而且它還有一般家庭所沒有的兒童教室。不只生活起居全由母親和褓姆負責,而且也負責課業輔導。除了學習中文外,也兼學母語。為了這些孤兒的學前教育,救總還特別設立了「兒童福利中心」的幼教機構。其設備的完善,師資的素質,都傲視全球。各國幼教專家聞名來訪者甚多,都一致認為這般設施完善和它的規模即使在先進的歐美和日本等國也找不到。

緬泰地區的難民救濟和服務,同樣困難而複雜。由於地理因素,1950年以來,陸續逃至該地區的國人最多,估計總數逾二百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滇籍者。但因雲南反共救國軍的存在和活動,使得緬甸和台灣的關係變得十分惡劣。凡來自台灣的人,不論什麼身份都一律拒絕入境。救濟工作只能透過當地僑社組織進行。任何救濟捐款概要匯入緬甸的國家銀行轉交。而官訂匯率與黑市匯率往往相差數十倍,一百美元通常只能收到十元等值的緬幣而已。有人建議可透過地下管道匯入,但政府的立場是不允許非法的黑市交易的。所匯出的每一分錢都要有銀行的正式匯單才能核銷。在這些條件的限制下,我們對身處緬甸境內的難民救濟工作就完全無法進行。

但我們並不因困難而停止對緬甸華人的救濟和服務。對那些凡能離開緬甸而來台灣的華人,救總一律補助機票並發給暫時的生活補助費,並予就學或就業輔導。這一切舉措在在非錢莫辦。另外對已進入泰國北部山區的七、八萬華籍難民,更須特別加強救助,因他們多數是放下武器的軍人和眷屬。

越戰結束後,中南半島越、柬、寮三國外逃的難民高達二、三百萬,他們都分別由週邊各國或地區設集中營收容。其中以泰國收容者最多,人數不下百萬。其他諸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及香港、台灣亦都設有難民營集中收容。對這樣龐大的難民救濟,由聯合國設置高級專員公署總其成,以國際力量共同努力以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特撥專款美金二百萬元,購買食米供各地難民營所需。這個任務也由救總全權負責。其他如對香港地區和澎湖難民營的救助,都已爭取到專款可供支應。唯獨對泰北難民的救助經費則付厥如。

對泰北難民的救助工作,早在民國四十年代就已展開,但都是零星而分散的,也是時有時無的。直到民國六十年代末期,對這一地區的救助工作始逐漸受到各方的關注。柏楊先生以鄧克保的筆名寫了《異域》一書,詳細描述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在所謂的「金三角」奮鬥的種種事蹟。這本書是那個時期台灣最暢銷的著作,再版百次以上,影響十分深遠。後來柏楊先生又親自深入泰北難民村採訪報導,同樣掀起廣大的迴響。台港地區的媒體也都紛紛派遣記者深入該地區採訪報導。由於輿論的廣泛關注,使台灣的朝野達成一致的共識:那就是台灣應立即加強對泰北難民村的救助。

在這樣的氣氛下,救總開始籌組「泰北難民村工作團」,延聘各種技術專家,全團十二人,於1982年十月由執行秘書龔承業率領,前往泰北地區展開就地救濟工作。

但天下事往往有令人啼笑皆非者。工作團打著救總旗號,堂堂正正地開到了難民村,發現百廢待舉:近百個村寨,居住著六、七萬赤貧的中國難民。既無公路可通,水電俱缺,糧食不能自給,病患無處就醫。家家都是簡陋的茅屋,居住環境極差。而且每個難民村都被劃地為牢,由泰國軍方管制。有要事離村時必須先取得軍方的許可證。因為泰國當局把他們全視為非法移民,不能享有行動自由,只許他們在居住地農墾維生。

但各村大都地處山區,連飲用水取得都困難,怎能發展農業?工作團目睹此種情況自然要視輕重緩急,立即展開救助措施。過不了多久,請求撥款的公文就如雪片般湧至。這時我才發覺救總並未編列預算支應工作團所需。這對我來說完全是不可思議之事;就如同派軍出征,但卻不供給他子彈般的荒謬。我因職責所在,不能坐視不理。除了据理力爭外,我只好向在台北的滇籍民意代表求助,請他們出面向救總高層施壓。因為我與先生有姻親關係,而他又與谷正綱先生一向交情深厚,所以他自然成了我首先求助的對象。他毫不遲疑地立刻應允,並三番五次到救總求見谷先生,向他建言救助泰北難民的必要性。其他在台中央民意代表或有影響力的人物如楊家麟先生、裴存藩先生、李拂一、申慶璧、后希凱、李先庚先生及國會改革後方進入立法院的簡漢生先生等,為救助泰緬地區難胞無不全力以赴。除紛紛在立法院和國民大會不斷提出建言和議案外,他們更常常連袂到救總呼籲加強對泰緬地區的難民救助工作。先生更多次私掏腰包宴請相關部會高層官員協調溝通,最後終於獲致主管部會的同意,逐年核撥專款,支援泰北救助工作。

這些過程我都親身參與並獻策,如果沒有他的熱忱支持和楔而不捨的努力,我肯定泰北的就地救濟工作不會那麼順利而持久地貫徹執行,一般在台滇籍同鄉大多都不了解陶鎔先生和這些滇籍中央民意代表和熱心鄉長們的努力,沒有他們在幕後折衝樽俎,救總在泰緬地區的救助服務或者大量學生之能於返台升學並獲得種種優待等事,都將難以實現。

先生一貫注重身體保健,身前健康情形極佳,想不到因罹患癌症遽爾長逝。他生病以至往生,筆者都不在台灣,以致無緣見他最後一面,實乃平生一大憾事。哲人已萎,相信先生對同鄉的貢獻,將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先生除在台北盡力斡旋代為爭取救濟經費外,於擔任同鄉會理事長期間,也急公好義,對同鄉之有求助者,必解囊濟助。同鄉會房屋翻修等費先生亦慨予捐助。

他十分關心家鄉的教育,當他獲悉故鄉欲興辦技術學校一所,但由於無錢建蓋教室時,他慨然捐款人民幣四十萬元,起造了一棟可容納學生二百人的教學大樓,迄今絃歌不輟,他已盡了一分關懷故園之情。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4期,民國9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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