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鄭和遺範拓中國前途(貳)

申慶壁 

航運界定節紀念 亞太營運更推廣

鄭和曾否到過台灣,在學術界雖然尚有一團疑雲環繞,但在外人的觀念中,卻認為是台灣進入歷史的開端。依美國James W. Davidson(詹姆士‧戴維斯)在「台灣之過去與現在」一書中說:「中國學者覺得敘述台灣歷史應該從一四三○年開始,因為這是宮中太監王三保(Wan San)(即鄭和│譯者按)來到本島的一年。究竟是史學家們不知道人們所犯的錯誤,而且這種錯誤延續到幾個世紀之久,或者他們覺得台灣既然很久和琉球搞錯,歷史的真實性,亦是同樣的混淆,所以正確的歷史不能追溯到有確實資料以前,因此台灣的歷史只限於能夠確認為台灣後開始。」

這書又繼續說:「總而言之,中國史學家記載明朝公元一四三○年間,王三保從暹羅回來的時候,為風浪吹到以後稱為台灣的本島西南海岸,在某一個地點登陸。當地土民雖然粗野也野蠻,但親切的接待這個外邦人,並且供給工具使得他能回到大陸。當他回到中國後,將其發現報告朝廷,而敘述本島是一個奇怪的野蠻民族所佔居的偉大的地方。他並且陳列其在本島時得到的藥草和其他有醫藥價值的植物(據說,由王三保帶回去的這些植物中,有些現仍在中國用作藥草)。這些事似乎引起了官員們的興趣,一時本島成為議論的題材,雖然以後年復一年,沒有一個皇帝對台灣有足夠的深印象把他歸入版圖。」

詹姆士‧戴維斯在甲午戰爭末期,知台灣是日本垂涎之地,將有變化,以美國從軍記者的身份,來台灣撰寫專欄報告。於是對台灣發生興趣,經八年廣集資料撰寫成書,在完成時戴維斯已是美國駐台的領事。據作者在序文中表示:在「此島歷史上緊要時期,可作為公平的第三者觀察」,又說「此書由從頭到尾一貫採取歷史的觀點來處理所有問題。」由此也可以看出寫作認真的態度。

惟是就時間言戴維斯的認定是有問題的,鄭和到台灣,可能是在第四次出使時,出使的時期是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五月,回京的時間是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顯然不是一四三○年。認這年是台灣歷史的開始,也是背於史實。依三國時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誌」,早在公元三世紀和七世紀,三國的吳和隋都派人至達萬餘之多。宋、元都設過行政機構,且派兵駐守。其他研究台灣歷史的著述,尚有溯自黃帝,認為是禹貢中的「島夷」者。

鄭和的出使,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經濟、文化、外交在內,而最基本的是「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者殲滅之;海盜由是而清寧,番人類以安業。」(『劉河天妃宮通番事跡』石刻文),台灣孤懸海中,當亦受惠,但是沒有實證的我們也不必妄加猜擇。

民國四十四年我國航業界,以明永樂三年(一四○五)至宣德七年(一四三二),三保太監鄭和奉命造大船,率大軍,於七月十一日起,先後七次航西洋各地,歷經三十餘國,聲威遠播,為我國歷史上盛事為由,並准內政部、交通部,以鄭和首次出航日期七月十一日,為我國「航海節」,具見我航業界對鄭和的仰慕。

緣於台灣四面環海,地狹人稠,物產資源有限,係屬於貿易導向之海島經濟類型,對外貿易全賴海運及空運,尤其是在貨物運輸方面,進出口貨物百分之九十九點五,倚賴海運承載,因是海運的發展有很大的空間。就地緣地理的觀點來看,台灣地區,位於東南海域,東隔太平洋,與美國領土相對,西接台灣海峽與我大陸相連,東北與韓日相望。而處於西太平洋自阿留申群島經日本至菲律賓、印尼鍵島防線之樞扭。再進一步,根據歷史往例言,在支援東北亞,保障東南亞,屏障太平洋,買通印度洋上具有極重要地位,也須便捷海運。政府也有建立優勢現代化總體海權,實現海運大國與海洋大國的政策。蔣經國總統主政期間,在所主持的十大工程中,直接關係海運者,列有三項,嗣復呼籲加速「建立強大海運船隊」,指示「國輪國造」,「國貨國運」(分見於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對發展航運之指示;六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對交通部努力目標之指示)。

揆之實際,蔣總統指示的目標都沒有達到。就貨運來說,依據交通部的統計資料,以民國八十年為例,台灣進出口貨物國輪與外輪承運量比較,國輪承運量僅三千五百餘萬公噸,承運率只佔百分之二十九,國際海運支出,每年約流失新台幣一千餘億元。相對於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我國目前的國際海運收入,仍遙遙落後。

政府針對落後情形繼續推行「國輪船隊擴充汰舊換新計畫」。國營陽明航運公司擁有的貨櫃船二十五艘!每年營收百億餘元,總營運能五九‧六四四,居世界第十五位。民營的長榮海運公司擁有的貨櫃船五十一艘營運能一三二‧三八六居第二位,但自有運能一三○‧五三四(單位TELL)卻佔第一位。

政府的國建六年計畫中,關係海運者計有陽明海運公司建造全貨櫃計畫、高雄港第五貨櫃儲運中心計畫、馬公港擴建計畫、基隆港四十九號碼頭及船舶交通管理計畫、安平港開發計畫、台中港工業港區開發及第二階段第一期工程、淡水國際商港第一期建設、台中港北側淤沙區整治第一期工程等八項。這些計畫,目的在力謀海運國際化、自由化,為使海運業享有更好的經營環境,便利業者能向國際市場發展,能接受競爭的挑戰。

台灣地區慘淡經營的結果,早被稱為四小龍之一。當茲世界經濟趨勢轉變,亞洲躍居世界經濟成長新重心之會,台灣地區蓄積的厚實經濟實力,更成為開放亞洲區域經貿整合,帶動亞洲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動力,張建邦先生著論喻為「亞洲之光」。

台灣的貢獻,除了寶貴的「台灣經驗」外,顯而易見的是豐富資金,高級人力與優良技術的提供。資金方面在十年前(一九九四年第二季止),依地主國統計,台灣對東南亞五國及越南協議投資總額,已達二百零八億美元,對大陸投資已超過二百億美元,成為越南最大投資國,馬來西亞第二大投資國,大陸第三投資國。台灣每人生產毛額已超出一萬美元。自一九九七起,晉入已開發地區,本地市場潛力也相當雄厚,進口總額已高達七百七十億美元。認台灣地區的成就,是「亞洲之光」,甚是適當。

政府曾宣布為了振興經濟,利用台灣地緣優勢,「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這項計畫,從企業層面看:凡是本國或外國企業,以台灣為據點,從事投資並開發經營亞太地區市場,而以東南亞及大陸市場為範疇。從總體經濟層面看,係指以台灣作為根據地,發展與亞太各成員間全方位的經貿關係,而使台灣成為各種區域性經濟活動的中心點。其業務,包括左列六大項:

⒈製造中心│在鼓勵企業以台灣作為東亞地區高附加價值產品分工生產及行銷的中心點。

⒉海運轉運中心│在將台灣發展成為東亞地區貨櫃轉口及相關附加價值活動之集中地點。

⒊航空轉運中心│在以台灣作為東亞地區航空旅客接駁及貨運轉運的地點。

⒋金融中心│在以台灣作為本國及外國金融機構在東亞地區從事跨國金融業的據點之一。

⒌電信中心│在以台灣作為提供區域性電信服務之據點。

⒍媒體中心│在順應媒體事業整合發展之趨勢,發展結合衛星電視及有線電視之區域性傳播事業,並以台灣作為製造及供應亞太地區華語電視節目及電影之重要據點。

至建設亞太營運中心的目標,則在進一步提升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程度,促使國內外人員、貨品、資金及資訊,能夠使流通,藉以充分發揮台灣在亞太地區以及兩岸間的經濟戰略地位,吸引跨國企業並鼓勵本地企業以台灣作為投資及經營東亞市場,包括大陸市場的根據地,以凸顯台灣在此一地區經濟整合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同時擔負先進國家與開發中經濟承先啓後「中繼者」的國際責任。

這一營運中心,是我國近四十年來最大的建設工程。其中海運中心,兩岸貨運部分,現已用轉口方式,自高雄開始,其重要性,依主管的交通部言:「未來世界經濟將分成美西、歐洲及亞太三區域,而高雄港不僅位於亞太主要海運線的中點,更是全世界『海運高速公路』的必經點。」亞太營運中心的重要可知。

史家將中國分為三時期:「中國之中國」時代(秦以前),台灣有無非關重要。「亞洲之中國」時代(清初以前)向南開拓,台灣設府成為「福建外府」。「世界之中國」時代(乾隆至現在)前期光緒七一建省,成為「南洋門戶」後期,經中華民國的慘淡經營,成為海上長城,守是堅固的堡壘,進是具銳勢的先鋒。

兩岸合作 為海安奮鬥

中國雖然是一個擁有廣大陸地的國家,但也擁有廣大的經濟海域。大陸海岸北起鴨綠江口,南止北崙河口,長達六千餘海里。沿海島嶼海岸之長度,約四千餘海里,合起來約一萬餘海里。經濟海域超過三百萬平方公里。

在這廣闊的海面上,向分黃海、東海、南海、渤海四海。其中渤海面積小,水很淺。黃海和渤海約六十四萬平方公里。黃海位於鴨綠江口和長江之間;渤海在山東半島之間。是中韓間的主要航線所經。東海位於長江口及台灣海峽之間,有聯絡的功用,位居我國沿海的中央部位,形成我國沿海航線以及太平洋航線、印度洋航線交會之區,面積約七十萬平方公里。南海位於台灣海峽以南和南洋群島、中南半島之間,是我國僑民二千餘萬往來的通路,又是我國的主要漁場,居印度洋和太平洋間的海運控制地位,面積二百萬平方公里。鄭和的出使,經東海,留南海的時間最多。

在中國海上的經營,自以鄭和的出使最具規模。也是中國海權發展的極致。當時鄭和率艦七下南洋,遍歷南洋群島,遠至非洲東岸,歷近四十國;國王酋長之恭順者,多所賜予,桀傲者征服,對當地的安定有很大的貢獻。十六世紀中,葡萄牙人和荷蘭東來搜括東方寶物,位於馬來半島的麻六甲王朝,還向明朝尋求保護,此事構成南洋政治史的一部分。後因內陸意識主宰朝中主流思想,海上經略受輕視,也因此在西方工業營命、社會變化,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重要時刻,中國猶如睡獅。十九世紀英國人乘艦而來中國毫無招架之力,海域在英人控制下,長達一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美蘇爭霸的局面,近雖由於蘇聯的瓦解,美國的海軍基地,亦因菲律賓的不肯續租,遂有「權力真空,迫在眉睫」說。而事實上,俄羅斯仍希望保有蘇聯在越南金蘭灣的海空設施,想代替美國扮演「東南亞穩定的保障者」角色,揆之實際,美國也只是形勢所迫,並沒有退出之意。

由於中國的內陸意識,主宰朝中的主流思想,懈怠了中國海的經營,受害最多,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自己,近一百六十年中國的外患,幾乎全來自海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海軍雖然撤離,但由於我海軍力量的薄弱,只能象徵性的收復幾個島嶼,部份島嶼,為鄰近國家的海軍所竊據,演出了領土主權之爭,而以南海最烈。目前南沙群島角逐的態勢是:越南強佔二十一島礁,菲律賓強佔九個島礁,馬來西亞強佔一個島礁,大陸則佔有七個島礁,最大的太平島,在我手中。至於目前在南沙的海軍實力,依照詹氏海軍年鑑的評估是:

│越南遠洋作戰艦七艘,遠洋支援艦六艘,戰力較差,戰線較長。

│菲律賓遠洋作戰十二艘,遠洋支援艦十艘,戰艦老舊戰力差。

│馬來西亞,遠洋作戰艦八艘,遠洋支援艦也是八艘,戰線過長,戰力尚可。

│汶萊遠洋支援艦三艘,僅具近岸戰力。

│印尼遠洋作戰艦三十五艘,遠洋支援艦三十艘,戰力強,惟戰線過長。

│我大陸地區遠洋作戰艦一八二艘,遠洋支援艦一七三艘,戰力最強。

│我台灣地區遠洋作戰艦三十九艘,遠洋支援六十艘,戰力強,戰線過長。

基於上面的析述:南沙問題處理不當,對世局的安定,有不良的影響。有一傳說:先總統 蔣公中正,在臨終前,曾告知左右:第二次大戰淵源於中國的東北,第三次大戰可能淵源於中國的南沙群島,大家必須警惕。有無此說,尚待考證;但多災多難的中國,絕不希望再見到慘絕人寰的局面自南沙發軔!

從海權的觀點看二十一世紀,是印度洋世紀,遠在一百年前美國的馬漢將軍,就曾經說過:「印度洋將在二十一世紀的初期變成七海之鑰」,這一把鑰匙,落在何國之手,係一未知數,南海既居於太平洋與印度控制區的位置,我國是南海的主權國,豈能袖手作壁上觀?地緣上「七海之鑰」照說應當由印度洋周邊的國家管理,較為妥當,從歷史的往例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掀起太平戰爭後,賡續以陸海軍侵入泰、越,攻佔馬來西亞、印尼,截斷英國東方航路,妄圖加速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時海軍最強的英國,軍事基地在新加坡,日軍迫使新加坡的英軍投降,其威力的施展不是通過麻六甲的海軍,而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陸軍,可見掌握「七海之鑰」的國家或集團,不一定全靠強大海軍。再進一步研究,印度洋周邊國家安全又賴中國西南各省為之支援。依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戰例,日本掀起太平洋戰爭後,向中南半島挺進。日軍攻陷緬甸進臘戍、碗盯後,為解除其側背威脅,乃轉兵北進,長驅入鄭和的家鄉│滇西,此三十一年三月中旬事也。茲後戰場擴大,日軍東迫怒江與我隔江相持,北更越野人山區,深入胡康河谷(新平洋以南一帶)。盟軍驅逐中南半島的日軍,是先反攻緬甸,而以我中國的駐印軍,與遠征軍為主軸,從雲南反攻始。我軍圍攻松山、騰衝、龍陵、平戛、畹町,反復爭奪博鬥,有多達九次者。在這些地區中的日軍第十八師團有「森林之王」的稱號,慘遭全殲的命運。計三十二年十月下旬至三十四年三月下旬轉戰十八月之間,斃敵四八、八五○人,俘敵六四七,擄獲步槍一一、六四四枝、輕重機槍六○一挺、砲一六○門、戰車十二輛、飛機三架、汽車六○六輛,馬一、四三○匹。松山戰役的敵官兵四、七二三人非死即俘,無一生還,遂與我駐印與盟軍會師於芒友,我陸上的國際交通線│中印公路,也重告復通,日軍從此不振。後來日本投降,代表盟軍在越南受降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所屬也是原來的滇軍。

經詳加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英海軍退出太平洋後,在南沙群島上,掀起割據島礁的風潮,初期當由於我海軍力量薄弱,只能在少數島礁上點綴,使鄰近國家有可乘之機。既而兩岸分裂,雖兩岸擁有的海軍力量,日益強大,但顧忌世局的發展,逐向負面也只好按兵不動。據熟我兩岸海軍動態者言,兩者間,過去是採迴避式,不照面,你來我去,你去我來,從未發生衝突。雖未「鷸蚌相爭」,使「漁翁得利」,但也使佔有島礁的鄰國,看在眼裡,有所恃而無恐。今後為了解決問題,似應由消極的回避,進而為積極的合作,並肩攜手,共同為維護國權而共同奮鬥!共同為落實海域的安全而共同奮鬥!

兩岸合開海洋資源 歡迎鄰國參與

研究世界未來發展趨勢的學者,對亞洲與歐洲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偏重於亞洲者,則認未來世紀,是「大中華締造龍世紀」的世紀。既然是龍,困在大陸,豈是長久之計?

美國的國際經濟學家梭羅(LesLer C. Tnllrow)在「世紀之爭」(顧淑馨譯,天下文化出版)認為:歐洲掀起巨變,展望西歐未來,「歐洲可望成為一九九○年代成長最迅速的地區);主要的因素是:「德國已解除速度限制,未來發展不可限量。若歐洲能結合中、東歐大部分的國家,擴大市場規模,便有希望成為全球最大、最自給自足的市場。歐市為本身訂定的經濟統合規則,也將是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貿易規範。」可見這一推測是有條件的;因是,作者說:「但也絕非穩操勝算」,原因是「對脫離共產體制的各國而言,未來的成敗未定,又亟需外援,但美日可能不會伸出援手,因為日本要保存實力以待亞洲共產國家的崩潰,而美國可能自以為力有未逮」。「最終,西歐別無選擇,只有挺身而出」。

另一美國學者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在「全球弔詭」(顧淑馨譯天下文化出版)在中文版序中說:「亞洲未來大勢:由追隨者變為領先者;由追隨西方變為領先西方」。而其原因是:「由西方轉向東方的態勢,不僅見於亞洲的內部,更反映於全世界政經重心的整體轉移」。而「亞洲各地普遍出現刻意由意識形態轉向務實作風的現象」。

主要的關鍵,在於「大中華經濟圈遍及亞洲」。而「大中華經濟圈以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為核心,主要集中於亞洲,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其觸角則遠至世界各角落。一九九二年,港、台、星與中國大陸的出口總值達三千五百億美元,跟日本相當,與美國也相去不遠。」因而作者在書中專有一章,題為「大中華締造龍世紀」。而這一章的結語是:「下一世紀,再回顧此刻,可得到以下的結論:中國大陸的崛起,是決定二十世紀後半期全球大勢最重要的經濟因素」。

惟是也有一個不同的看法,英保羅‧甘迺迪(Pall Kennedy)在創世紀(顧淑馨譯天下文化出版)中,把中國大陸與印度,看成「窮困的巨人」,並有一章敘述「中國與印│亞洲巨人翻身難?」理由是「這兩個亞洲巨人在國際事務上雖已舉足輕重,卻因過度貧窮,能發揮的力量有限。一九八七年,中國大陸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估計為二百九十四美元…只有日本的六到七分之一。」這種說法,雖然已有用世界銀行,根據錢幣的購買力計算法,予以破解;但保羅‧甘迺迪,從人口和土地面的觀點所提出的說法,卻不可不注意。他說:「依各種不同的估計,中國大陸的土地可養活七億五千萬至九億五千萬人。中國大陸的人口現十三億佔全球五分之一,農地卻僅佔百分之七,而且其中大部分土質磽薄。中國大陸人口的密度也是全球平均密度的三倍,每個人卻未分配到相同比率的資源」。書中並引用「一位華人學者的觀察」說:「如果把資源平均分給每個中國人,那麼平均分得的領土僅及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農地四分之一,牧地四分之一,林地九分之一,水資源四分之一。與美國相比更低得可憐;平均農地僅及美國的八分之一,林地為十分之一。以中國現有生產力與技術水準,人口過度成長必然會加劇對環境與資源已嫌沈重的壓力。」台灣的面積只三萬五千餘平方公里,分得的領土更少。記得中華民國政府初播遷來此之時,常間只能容六百萬人,超過以後,即無以為生的議論到目前已經增到二千三百餘萬人,照樣活下來,而且活得使得很多地區的人羨慕,主要原因,我們的經濟發展以經貿為導向,用人民的智慧與力量,換取我們所缺少的物資。依照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我中國人要有尊嚴生存下去,須得改弦更張,不能再因循下去,如何改弦更張?照鄭和的行徑,鞏固國權之外,應進一步從事海洋資源的開發。

照目前經濟發展的趨勢,陸上的各種資源,日漸減少,有賴開發海裡資源補充。在目前海洋的水面,主要是用於航運的發展,照目前科技的研究,海水溫差及台灣南端的海洋急流,也可發電,水下(內太空)的資源,種類更多,石油、天然氣,只不過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近年海權的競爭激烈,實由於海面運用最經濟,海底資源需要最迫切。國家為擴大生存的領域,企業界為業績的擴展,下海比上山的前途更大更遠。

基於上述的分析,吾人認為海峽兩岸,應當暫將消耗在政治上,爭主權,爭體制的資源與精力,用於海洋上。一面先從已發現的富源,聯手開發,如共同開發海域石油及其附產品;一面從事下列工作,謀國家百年的大計:

│研定海域開發基本政策。

│漁業發展交流互惠採整體規劃。

│探測海洋資源。

│測量整個中國海域及島嶼礁灘分布。

│推動建造船艦科技交流合作。

│推行海水溫差及海洋急流發電增加能源。

│優先合作開發海域石油、天然氣。

│開發具有價值的礦藏資源。

│發展海洋教育培植海洋有關科技人才。

│加強海洋物理、化學、生物、地質、氣象等學術研究。

│推動造船工程技術,培養獨立自行設計船舶能力。

未來的海洋,不僅是一片海,也是包羅萬象的世界,上列所舉,只是常見的幾個例子。預料在未來的海洋世界中,海權的競爭,仍然會激烈。我國的傳統精神,是「中庸」之道,以「致中和」,而達到「天地位」、「萬物育」的目的。鄭和七次奉使,率領當時最大的海軍,致力於安和的大業,是一「致中和」的典型。甚望在茲海權競爭激烈之會,兩岸開誠合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並歡迎有關的鄰國參加開發,在開展中國前途中,力求與鄰國互惠,避免與鄰國互妨。國家之幸,亦世界之幸也!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6期,民國95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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