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命部隊」還是「奉命部隊」說起

石炳銘 

「送炭到泰北」自民國六○年代晚期發展後,就成了台港地區持久而延續不斷的社會運動,透過這個運動,港台地區的民間人士對泰北難民村先後捐輸估約美金壹仟伍佰萬元以上,加上中華救助總會的援助總投入更倍增,泰北難民村總人數僅六、七萬人左右,投入的救援善款不菲。

    筆者因曾實際參與救援工作,更於關鍵時刻在救總工作,而救助泰北難民村又是職責所在,故其中種種均有切身的體會。

    我到救總後,首要任務就是籌組「泰北難民村工作團」。該團成立後立即首途前往美斯樂展開救助工作,全團人數共十人。全係民、財、建、教、醫護各領域的專家。團長由救總主管組湯振熹組長兼任,惟實際負領導責任者則是龔承業先生。工作團到位後馬上就分頭展開工作。當時的難民村十分破敗貧窮,單舉醫護一項而言,大多數人都面現菜色,顯然營養不良,難胞們聽說有台灣來了醫生,每日前來臨時開診處求醫者絡繹不絕,候診者日有數百之眾。其他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多事項,均呈百廢待舉現象:舉凡交通、農業、水電、教育和衣食無不須加救助。但救助工作無不需要金錢挹注。所以該團要求撥發經費的公文如雪片般湧來。財務部門先是推拖,後來終於同意動用民間捐款應急。但因捐款數額有限,不可能長期支應。我因職責攸關,乃向政府有關部門爭取支助。但所接觸的官員都支吾其詞,都推說那些難民是自己選擇不願遵命撤來台灣的,他們(指各部門公務人員)已盡力幫助難民了,不可能再有進一步的救助了。更使我語塞的莫過於負實際推動救助工作的救總各組的主管幹員了,他們異口同聲,都說泰北難胞都是抗命部隊拒絕撤台的,救總對他們已仁至義盡了,要我不必多費心思了。而且還將當年國防部發佈的撤退命令背誦給我聽,證明所言不虛。有人甚至還加重語氣直說難民受苦是活該,是自食其果。

    聽了這些話後使我百口莫辯,不僅向各部門求援都碰壁,即使在救總內部也感到理窮辭盡,使我束手無策。但是一支鄭重其事的被派到難民村的工作團卻正積極展開工作,需錢孔急,眼望後繼無力,主管業務的我,焦急之情可想而知。無奈,只好向當時在台北的滇籍長者訴說苦衷希望借助他們聲望能有所助力;因為他們都是國會議員也都很關懷此事。如果我記憶不錯,應該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慶典期間吧?救總應我國駐泰遠東商務處沈克勤代表的建議由救總廣邀各難民村代表組成一個代表團到台灣參加十月慶典。因為十月份有雙十國慶和華僑節,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眾達兩三萬人,政府還會舉行盛大晚會和軍事演習藉以提振民心士氣,那年泰北難民村組團來台參加慶典活動,人數眾達四五十人。一切旅行費用全由救總支付。

    某日滇籍的李先賡教授突然托我代他擇定代表團中的十人於隔日共進早餐。

    早餐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和李教授同來的另有國大代表李拂一、申慶璧、后希凱和楊德明等四位滇籍大老。東道主李教授即席致辭。他說他是甘冒大不諱不得不實話實說,任何洩密的罪罰他都願意承受。他說大家都誣指滯留金三角地區的反共武力是「抗命部隊」,非也。那都是「奉命部隊」,他說他自己就是當初受蔣中正總統面授傳達絕秘命令者,命令段希文、李文煥兩支部隊繼續留在滇緬邊區,為了取信於國際。政府完全否認尚有任何國軍留在異域,所以也不會給予任何補給,如何生存下來,全靠他們自行解決,他們必須忍苦待變並命令李先生要絕對保密,否則將以軍法侍候。

    李先賡先生當時的軍階是少將,也是李彌將軍總部的中國國民黨黨部書記長,身份完全適合傳達該項口頭秘令。

    段李兩部因而滯留未撤,拒絕軍令撤回台灣是抗命行為,這可引起代總指揮柳元麟將軍和國防部的怒火,乃下令通緝李先賡將軍要繩之以法,李書記長當然無從辯解,只能忍氣吞聲地透過我駐曼谷沈克勤代表返台北自首投案。

    好在蔣經國先生瞭解真象,爲了維護軍令,只能撤免了李的一切職務,連軍人身份也被撤免了,沒收了他的護照,限制他出國,只同意他可以到學校授課,以維持生活。他因學有所長,終於在政大會計系開了課,台灣不少財經界人材都是他的門生,他故世後政大還特別為他設立了紀念獎學金。

    眾所周知,滇緬邊區的反共武裝部隊的成員都是來自國內的逃亡客,因此都是自願參軍者,人數高達二至三萬人,除了約千餘人是第八和第廿六軍的敗軍外,其他都是平民百姓。因為沒有正常的補給,生存都依賴各單位領導自己設法解決,軍糧都是向地方索取。因為是在外國的土地上,當然不能明目張膽的徵收,所以只能購買,但各部隊都缺經費,故只能開具借籍或欠條。但不論借或賒,當然都應該償還。那些反共部隊原已非法佔駐在別國的領土上,又大量索取糧秣,中華民國政府對緬甸人民當然有所虧欠,理應給予適當的補償才合。這也是一個負責任的現代政府應有的作為。

    如前面所言,金三角地區的反共武裝,絕大多數都缺乏軍費支持,很多部隊長都傾其私產用於部隊的維持,私人財力到底難繼,致使不少官兵紛紛散去,有些人投到其他單位,不少人則避入高山深澗自謀生活去了。有些單位得知要集體撤到台灣,難免猶豫起來:儘管大家都活動在外國的土地上,但故園就近在咫尺,思鄉之情一直縈繞在每個人的方寸之間。很多部隊長都是馬幫出身,從未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撤回台灣後將很難適應正規軍的生活,因此很多官兵都寧可在異域受苦,也不願撤往遙遠的台灣。如果單位的領導者表示可以選擇留下,豈不正中下懷?這是何以國防部決定要給雲南反共救國軍舊部發給「戰士授田憑證補償金」時,雖然兩次修法延後,總是還遺漏了四五千名老兵錯失了領取補償金的原因。一則因為滇緬邊區地域廣大,南北延綿二千公里以上,再則交通阻塞,又無現代化的通訊網絡,很多人一年半載也難得走出深山一步。等他們得知訊息時,都已時過境遷,都太遲了,期限已過。

關於對老兵的身份認定,中共當局則比中華民國寬厚多了,按其規定,任何人只要在中共正式建政前參加過「革命」者,哪怕你只參加過扭秧歌、反政府的遊行,都算是同志,即使你被判刑勞改過,也都一律給予平反,被撤銷黨籍則恢復黨籍。筆者的一位好友也是同鄉名叫劉遠東者曾被判罪勞改十二年,期滿後又被「勞教」八年。之前他是中共地下黨人員,曾經在今之雲南孟連縣擔任縣長。也擔任過瀾滄縣政府黨支部的書記,是曾經參加過武裝「革命」的積極分子。只因為他在中共建政後要求轉業到教育界服務就被指為革命意志動搖,要向反動的「臭老九」投降。因此被批鬥不說而且還被判處到集體農場接受「勞動改造」期滿後還強迫他在同一農場接受「勞動教育」。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歲月二十年就這樣虛度了,再好的待遇也難抹平其心中的傷痕吧!但後來卻被平反,而且恢復黨籍,列為「離休幹部」,享受較現職幹部更優惠的待遇。月支薪金人民幣五千五百元。同時的大學教授或高中教師則只月支三千元左右。

另一位是雲南景谷縣的陶其禮先生,是筆者原配陶氏的長兄,也是中共地下黨的積極分子,他繼劉遠東出任過孟連縣長。是對雲南的共產黨有功的一員。中共建政後正是他們趾高氣揚的時候,但和那時候的其他「革命份子」一樣,都是被北方來的同黨同志列為「地羈武裝份子」,都被腳鐐手銬地關入黑牢,變成了待宰的囚徒。

萬不料幸運之神從天而降,朝為階下囚,暮成坐上賓了。

原來陶其禮的繼室就是孟連宣撫司的公主,和其他傣族土司相同,滇緬地區的傣族土司家庭都有姻親關係,代代連婚通好。當時的緬北南瑞撣(傣)族土司蘇瑞泰以國賓身份到中國訪問,某天他突然問起親戚陶其禮的現狀,這下中共當局可慌了,他們當然不會實話實說。反而以最快的速度將陶其禮從獄中請出來,並為他準備好一套全新的呢料西服和皮鞋襪,同時讓他沐浴理髮,打扮成紳士模樣,很體面的會見了蘇瑞泰。此后一切罪責全免,而且還恢復官員身份,不過他已看穿了共產黨的把戲,決心外逃。因為岳家就是滇南極地的孟連土司,隔鄰就是緬境。他乘機逃入緬東孟艮(即景棟)土司轄境,向孟艮土司表明投奔自由的心意並要求政治庇護。仰光得報後,很快就由情報單位將他護送到仰光。他在仰光招待記者,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場。中文媒體則稱他是起義。台北的媒體也廣為報導。不久後我和立委陶鎔都分別接到了他的親筆信,說希望到台灣來。陶委員是陶其禮的親堂祖父,特為此事找我去交換意見,最後他決定不助其來台,但承諾陶其禮子女的一切求學費用全由他負擔。

既然投奔台灣夢已斷,他乃選定緬甸東撣邦首府孟艮(景棟)為安身之所。不料若干年後他又被統戰回歸去了。恢復了他早年獻身「革命」的身份和俸祿。但他並不回國定居,仍然以景棟為終老之所。

反觀中華民國政府對早年遠征軍之流落在緬甸各地的倖存者則完全不聞不問,對孫立人將軍在緬甸各地所設的陣亡將士公墓及紀念碑、中文學校等等一概置若罔聞。戰敗國日本則在當年苦戰之地不僅於最近重新塑立了紀念塔,甚至還起建寺廟以示不忘。中共也一改其一貫漠視甚至污名化的作風,不斷出版各種有關我遠征軍的書籍甚至拍成影片或在電視銀幕上連續演出。去年(一九一一年)還特別在滇緬邊境舉行莊嚴的迎歸老兵及迎靈典禮並在媒體上大加宣傳。這些顯明的作為當然是一種政治姿態。難道我們還能捂著眼睛裝聾作啞嗎?

另一位同樣也是在雲南省為中共賣過命立下大功的陳遵昊先生,曾出任過雲南省墨江縣黨委書記,都和前面提過的兩位縣太爺一樣,遭到相同的命運被判為反革命份子,在勞改營內苦挨過廿年,但後來都成了紅朝的離休幹部。

其他類似的紅朝幹部所在多有,不勝枚舉。我政府有關機構的公職人員怎能不睜開眼睛看看呢?這是一個高度競爭的時代,更攸關全民對國家民族的向心力,我們怎能不深思呢?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2期;民國101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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