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

李醒嘉 

對於我這樣一個在臺灣南部眷村長大的孩子來說,雲南還真是個遙不可及的地方……

幸好,從小就聽慣了父親的鄉音。他經常說起在昆明近郊大板橋成長和進入雲南航校後在巫家壩學習飛行的故事。還說在他們村裡,民風特別淳樸。如果那家的小孩不懂規矩,左鄰右舍的長輩,都能理所當然的出面教訓。父親這些對家鄉的清楚描述,使得我在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到雲南時,對周遭的景物和從未見過親人,都不感到陌生。儘管在臺灣也能吃到過橋米線,汽鍋雞,牛乾巴和破酥包子。但是,嘗到風味獨特的乳餅,餌塊,乳扇,和那些鮮美無比的菇菌類,還真是頭一遭。

其實,雲南的獨特之處,遠遠不止於滇味美食。在那個文革剛結束的年代,中國老百姓的穿著還都是單調的藍灰色時,雲南的婦女們,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婦女們的穿著和打扮,就像她們的容貌一樣,顯得格外亮麗生動。那一次我有幸去到瀾滄江邊的景洪,參加傣族的一場室外文藝晚會。還記得,那夜裡的空氣中飄蕩著姑娘們頭上戴著的玉蘭花香。我聽說,她們的一頭令人讚歎的黑亮長髮,就是用淘米水洗出來的。姑娘們用輕盈的身段,上下有韻律地踩著樂器巴烏吹出的舞曲,看得我忍不住的蠢蠢欲動,因為自己也在紐約學過傣族的孔雀舞。在接待人員的安排下,我有幸見到當時傣族最拔尖的舞者,刀美蘭老師,而且還得到她的指點。她用極為生動而自然的肢體語言,為我展示了傣族舞蹈的主要特色「三道彎」。就是那一次,我驕傲的意識到,在我身體裡,果真是流淌著少數民族的血液呢!

聽昆明的叔叔說,我家的祖祖輩輩都是大理的回族。和全國的回族一樣,雲南的回族大多是在十三世紀由忽必烈率領的蒙古軍南下平定大理國為開端。我的曾祖父輩姓桂,經商維生,後來從大理遷到昆明近郊的大板橋鎮後才開始務農。祖父是過繼到祖母家,才開始姓李。父親在十八歲的那年,為了成就一番事業來報效國家,就瞞著家裡去報考雲南航校。很難想像,生長在那樣的一個偏遠小鎮上的父親,竟然敢不按照父母的心意,老老實實地去當個小學老師,留在家鄉過著安穩的日子,而偏偏想要去當個飛行員。後來聽父親一次又一次的描述,那時候剛剛放單飛,他就開著飛機,從空中俯覽家鄉。心情激動到忍不住地寫了首詩,還從飛機上拋下去。幾十年都過去了,經常沉默不語的父親,只有在回憶起這一段經歷時,顯得特別神彩奕奕。

一九二七年五月父親在雲南航校第二期畢業,不久就離開老家,來到南京開始為中央軍校的航空班效力。此後,就很少有機會回家。一九四九年初,我們全家撤到臺灣。最初,父親以為不用多久就能回老家侍奉雙親了。一直到一九六九年父親在臺灣空軍退休後,才意識到他可能真的無法落葉歸根了。在無奈之中,他經常念叨于右任先生的詩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見兮,只有痛哭。不幸的是,一直等到一九八四年在臺灣過世,他都沒有了卻心願。

二○○二年的春天,我將父親的衣冠帶回大板橋,按照回族的儀式,安葬在他的父母身邊。後來,我又將父親遺留下來的雲南航校第二期畢業同學錄和他的軍服及勳章都捐獻給了昆明翠湖邊的講武堂。如今,他的相片和事蹟已被陳列在館內。興許父親會因為自己終究能回到家,而感到安慰。

我們這一代戰後嬰兒,從小就按部就班的在臺灣受教育,長大後離開這個小島到外面去闖蕩,也多半是自己的選擇。一九七四年,我又幸運地在紐約參加了聯合國的工作。其後的三十三年間,我周遊了世界各國,也踏遍雲南的山山水水。剛開始,雲南人嫌我講話帶著四川口音。後來,在麗江遊玩時,遇到的一位白族的姑娘居然說我的口音帶有大理腔。其實,雲南人說話比四川人要文氣些,連罵起人來,都喜歡用諧句。慢慢的我也能充滿自信地說:哪樣(是什麼);是囉嘛(對了);格合(對不對)。還跟著昆明人叫喚交通警察是「洋貓」,幫著維持交通的老奶老爹是「土貓」。當然,回去次數多了以後,也不難覺察出雲南人雖然比較老實,卻又有保守和懶散的一面。

二○○八年退休後我經常回昆明,有機會瞭解到,雲南作為一個西部偏遠的內陸省份,有許多偏遠的村落,還是相當的貧困落後。我興起要做一些公益的念頭。老實說,我對許多慈善機構的工作都有些看法。也不確定這些付出,到底有沒有效果。幸好,我在昆明遇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夥伴,開創了一系列的扶貧的專案。這位有著「農村情結」的老知青,是我在聯合國的同事的哥哥。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他在騰沖插隊的十年,回城後繼續從事農村問題的調研,使得他對雲南的貧困地區有非常深入的瞭解。難得的是,我們這兩個有著絕然不同背景的人,對於如何扶助貧困地區和弱勢人群,有著極為類似的看法:簡單的說,我們都不想僅僅是「捐錢了事」,或是讓「受益者養成依賴性」。我們堅信: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於是,通過他多年來建立起來的各種管道,找到了各種適合我們資助的項目。從二○○九年起,我們先後推行了四個項目:對武定縣的貧困農民們提供無息貸款,鼓勵他們栽培人工菌;補助回族甸末村修建水渠;資助昆明博愛聾兒康復中心的聾兒們接受特殊教育;和通過另一位老知青的介紹,參與了蒲公英扶貧助學愛心林工程,在偏遠的彝族山區的發塊小學裡種植核桃樹。在這個過程中,我親口嘗到鮮美無比的菌子,目睹核桃樹苗茁壯成長。也見到甸末村興修的水管道,及時地保住了幾十戶村民的農田和牲口,使之免受乾旱之害。當然,最令我感動的還是,聽到受過特殊教導的聾兒的父母們含淚說起,養育多年的孩子終於能開口叫聲爹媽。

得到二○一二年度雲南的十大慈善好人的提名時,我接受了昆明「都市時報」的採訪。我說到自己特別慶幸,能有機緣和這些夥伴們,用實際的行動去關愛雲南的弱勢人群,為他們創造脫貧的機會,讓他們看到希望。

原來,這條回家的路,並不算遠嘛……

※本文作者:李醒嘉,祖籍雲南大理,一九四八年生於南京。一九四九年隨父親(李懷民將軍)和母親赴臺灣。一九七四年進入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其後的三十三年裡,參與了聯合國在納米比亞、南非、喀什米爾、前南斯拉夫,和塞拉里昂的維和行動。二○○八年退休後,居住在臺北。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3期;民國102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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