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知兵非好戰
──紀念雲南護國首義一百周年

胡光祖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雲南護國起首義紀念日,護國起首義始于雲南,是雲南人的驕傲。今年是護國首義一百周年,在中國大陸能知道和記住這個日子的人已經不多了,即便是雲南人也是如此。

這幾年因長住泰國北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清萊雲南會館都會舉辦慶典,紀念雲南護國首義和清萊雲南會館成立。每次去清萊雲南會館參加慶典都感觸良多,海外雲南鄉親們的戀鄉情懷、不忘歷史的責任感猶其令我感動。

我的爺爺胡瑛(蘊山),雲南雲縣人,是雲南辛亥革命(即重九起義)和護國戰爭時戰鬥的參與者。在雲南護國首義一百周年之際,寫下一點文字,用以緬懷先人並告誡後人不能忘記歷史。

護國戰爭時,爺爺胡瑛是護國東路黔軍的一名營長,在湘西與袁世凱的北洋軍作戰。當時護國軍在湘西戰場,「當敵數萬眾,大小數十戰,轉鬥千餘里,卒敗北敵,攻佔麻陽,迫使馬繼増自戕。」貴州是繼雲南首義後,第一個宣佈獨立的省,湘西是護國戰爭中僅次於四川的第二戰場。國民政府陸軍部編寫的《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這樣寫到:「討袁軍的勝利,其獲助於貴州者猶多。」到護國戰爭後期和護法戰爭時,爺爺為護國軍旅長,他正面的北洋軍是馮玉祥將軍所率十六混成旅。由於雙方上級動向尚未明確,爺爺胡瑛與馮玉祥皆按兵不動。爺爺胡瑛在給雲南唐繼堯、貴州劉顯世的電報裡說:「北方武人,類多相識,為在首都……與馮旅長玉祥相共提攜,暗事聯絡。」

馮玉祥在其回憶錄《我的生活》中這樣寫道:「我到常德時,胡瑛部已退至辰州,打聽到胡瑛的老太太還在城裡,我就派副官長宋仲良拿四百元去買些家庭必需品,帶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敬慰之意。後來胡瑛聽說,自己從辰州來看我,我們原是熟人,我笑問他:『你大膽到這裡來,到底帶了多少人馬?』他說:『我把我的全軍都帶來了。所謂全軍,只是四個手槍隊員而已。』兩人大笑了一回……」從此以後,爺爺胡瑛和馮玉祥將軍就再也沒有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他們成為了朋友。馮玉祥將軍曾送給爺爺一副文征明的字「推窗時有蝶飛來」,爺爺非常珍愛,一直掛在昆明安寧的「枕流」別墅裡。爺爺胡瑛也許正是從湘西戰場開始,對戰爭、對如何做一個軍人,對「從古知兵非好戰」有了新的感悟。

胡、馮兩旅在湘西對峙達三年之久,雙方約定:「剿匪、保商、安境、息民」。使湘西人民至少在三年內免於戰亂、兵燹,得以休養生息。戰亂,特別是長期的戰亂,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護國戰爭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有進步的意義,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擁護共和的繼續。就當時的軍事實力對比,護國軍是很難與北洋軍抗衡的,雲南護國首義之所以成功,是辛亥革命以後,民主、共和思想深入全國民心的結果。但護國戰爭終究是一場內戰。是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

中華民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自辛亥革命以後,內戰不斷,孫中山先生曾痛心疾首說:「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之下。」戰爭是有勝負的,勝者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可以改變自己以致家族的命運。但人民的命運卻沒有得到改變,人民不是戰爭的獲勝者。軍隊裡的軍人絕大多數來自人民,而人民既是戰爭的受害者,卻又不是戰爭的勝利者,那麼戰爭,特別是內戰的勝利者有什麼理由去炫耀自己的戰功和勝利呢?戰爭的勝利者中是不缺乏精英的,這些精英在掌權以前,許多人也有讓國家、民族走向民主、共和,走向進步的思想,但掌權以後國家、民族並沒有真正實現民主、共和。這跟中國的文化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所產生的農耕文化深入人心,即使是精英們也擺脫不了這種文化的羈絆,從掌權、獲利方面講,他們是勝利者,從國家、民族方面看他們也是失敗者。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記得我的父母曾對我講過,知道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天,整個昆明成了慶祝勝利的歡樂的海洋,而慶祝活動是人們自發的、是人們發自內心的,到了淩晨仍無法入睡。這也許可以理解為這就是人民的勝利。

七十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中國稱為「抗日戰爭」,前蘇聯稱為「衛國戰爭」,是就地域、國家而言。世界上則稱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這種提法更有世界性、前瞻性,更能說明到底什麼樣的戰爭,才是人民能獲得勝利的戰爭。這也是我為什麼在寫雲南護國首義時會想到「從古知兵非好戰」的原因。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5期;民國104年12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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